欧洲自由主义史：李嘉图与新思想运动

二、经济学家

经济学家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英国激进主义的一个颇为独立的分支。尽管属于边沁派的团体，他们却记得自己的祖师不是边沁，而是亚当·斯密。在实际政治中，他们时时准备着将自己与激进主义划等号，因为他们同样仇视国家保护主义与土地的垄断。但是作为科学家，他们并不支持边沁主义的简易方案。他们的homo oeconomicus（经济人）只是推理与计算的产物，但是他们拿他当件设备，把他放进实验室，而不是把他打发到街上去，拿他当个有血有肉的大活人，好为他的同伴制定法律。

这种精神态度上的区别，产生出对社会生活问题非常不同的观点。激进主义者仅仅看见普通的利益，没有名字，没有阶级，更没有内容，以一种田园诗般的和谐合作着；而经济学家却看见高度分化和个体化的利益，处于暴烈的对立之中。马尔萨斯在气质与精神方面最像亚当·斯密，与激进主义精神也最不相容，在他著名的《人口论》一书中强调了这种冲突的第一方面。十八世纪的人们不加批判地从封建主义那里接受了众多人口出于天赐的观念，尽管在当时已经出现了微弱的反对之声。当圈地法使英国农村人口下降时，人们便引证一位农学家的话，问道：高密度的人口有什么好？但是从农村消失的人口不是被消灭了，而是流入城镇与工厂，他们数量巨大，一贫如洗，经常失业，这一切都以新的紧迫感引发出同样的疑问：人口众多有什么好？

马尔萨斯被工业世界的景象所震动，工业世界的严重状态在他看来本质上就是一次人口过剩的危机。马尔萨斯把他的这种信念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归纳为这样的信条，即工农业产品的增长比伴生的人口增长缓慢许多——尽管这其中严格的数学形式深可质疑。他本人虽然有着模糊的慈善意向，他的著作发出的警示却具有无情的保守意义。他似乎对工人阶级这么说：你们的悲惨，是你们自己的过错。你们没有远见，缺乏自制，害得你们成倍地增加，达到相互竞争的致命程度。责备你们的主人是不对的，因为他们也分担你们的错误造成的恶果。难道济贫税不是富人支付的捐献，来帮助没有远见的穷人，并给人口增长提供新刺激？^［9］

马尔萨斯的独创性，全部表现在《人口论》一书中；他其余的经济学著作，仅仅标志着从农业到工业制度、从保护主义到自由贸易转换的过渡阶段。新思想运动更权威的阐述者是李嘉图，他曾是下议院中最早的激进主义者之一，也是使亚当·斯密的科学向工业主义进行决定性转变的第一位经济学家。李嘉图带着冷静的洞察力，对他身处其中的经济世界进行分析，而他的观点并不比马尔萨斯更悲观。他受到《人口论》的深刻影响，从中引申出高度间接的推论，这比其最初的前提远为重要——这就是地租理论。对斯密与马尔萨斯来说，地租是自然的礼物。地主在这种科学的祝福安慰下，会认为他们根本没有不公正地侵占什么，他们的财富只是上帝的赐予，带着这样的想法，便好酣然入睡。这种天真的信念被李嘉图所瓦解。地租不是自然的礼物，而是产生于这样的事实，即土壤的肥沃程度不同，以及有必要耕种不肥沃的土地，授予那些拥有最好土地的人以特权。但是，为什么必须耕种这种越来越贫瘠的地区？因为人口在增长。因此最后一点，想象中所谓自然的慷慨，不过是自然的贪婪，富人的利益完全依赖于饥饿人口的苦况。随着不断需要国内最劣等的土地，这种收益也在增长。激进主义者李嘉图，与保守主义者马尔萨斯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不难发现，在工厂主对土地所有者的斗争中，这一理论在他们手里会成为多么有力的武器。地租理论还没有扩展到工业方面，因此还不可能调转枪口，通过指出运用这理论的人们也在享受不公正的垄断特权，来对付这些工厂主。土地所有者俨然是惟一篡夺整个社会创造的产品的人，这些产品应该属于社会，以满足其最贫穷成员的需要。工业资产阶级确乎没有从地租理论走到极致，而是把自己限于强调这一理论否定与攻击的方面；但是，没收财产的明确方案在李嘉图的理论当中找到了坚实基础，将来还将成为民主政体与无产阶级要求的基础。所有关于土地国有化的方案——从亨利·乔治到华莱士和当代英国矿工的方案，都与李嘉图的理论有关。

因此，在经济学理论与边沁私人与公共利益和谐的假设之间出现了新的冲突。土地所有者阶层的利益与其他各阶层相对立，他们的状况从未像在粮食短缺与昂贵时那样优越。但是，即使不考虑财产，仅仅考虑工业生活的内在结构，也可以发现其他冲突。生产的两个主要因素——雇主与工人，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利益：工资的上升会导致利润的下降，反过来也是一样。但是，如果说“人性之友”们普遍希望改善工人阶级的条件，情形也不会改观，因为在社会的自然发展中，劳动工资就其受供求关系调节的范围而言，将有下降的倾向；工人的数量将持续上升，其增长速度远快于对劳动的需求。^［10］工人受到雇主与土地所有者两种对立力量的压榨，这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命运：雇主削减他的工资，土地所有者通过提高谷物价格，降低他的购买力。这一结论就是后来之所谓工资铁律：工资倾向于降低到工人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小值。

与马尔萨斯一样，李嘉图看到的同样是一幅凄凉悲惨的图画，而他企图通过诉诸自然法，使之万古不易。他的资产阶级工业精神，无法将社会福利的观念从雇工的利益当中分离出来；工人若企图自行其是地改变现状，在他看来不啻灾难临头。必须用市场上的自由竞争来决定工资，这种竞争绝不应因政府的干预受到阻碍；^［11］这意味着对工人来说，是自由使他遭到剥削。缓解社会压力惟一可能的方法是间接的：改善生产方式，如同马尔萨斯建议的那样降低出生率，削减谷物价格。因此，李嘉图向工厂主们提供了反对地主保护主义的新论点，并在他们与土地的利益作斗争时，向他们提议与雇工联盟，因他们显然是雇工利益天然的保护者。

但是，如同在地租原理当中一样，这里论点的逻辑同样超越了使用这理论的阶级的目标。工人阶级很快就拒绝结盟，他们引用李嘉图来反对李嘉图。降低的谷物价格只是种虚幻的收获，因为劳动力市场在发生作用，必将再一次把工资降低到新的生存成本水平。他们全盘接受李嘉图的原则，但是将其从灭亡的宣判变成了反抗的旗帜。对马克思与拉萨尔来说，工资铁律表现为铁一般的事实，不是自然事实而是历史事实：这便是资本主义剥削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们试图以李嘉图关于雇主与工人利益冲突的理论当中蕴含的阶级战争做工具，来剥夺资产阶级，使工人从工资的奴役中解放出来。但是，斗争的最后阶段得到了推迟，人们发现这一行动产生更直接的不公平后果，同样远离了冲突双方的愿望。工人们通过商业公会联合起来共同反抗工资法，他们的状况得到改善，但没有超越雇佣劳动者的地位。雇主和资本家也没有发现他们的利润因为工资提高而消失，因为待遇较好的工人阶级更高的生产率，能使得产业出现新的进步与更大的发展。因此到头来，工资与利润之间的冲突及由此引发的阶级冲突，在刺激经济发展方面依然重要无比，甚至撇开这种功能不提，还能刺激人们遵守团结一致的更高法则。工资铁律既得到证实，又遭到放弃：在工业组织的早期，它被证实为一种历史现象；而作为对自然必然性的表述，作为对工业主义终极努力的全面概括，它则遭到了放弃。(www.xing528.com)

在李嘉图的理论中怎么可能存在如此戏剧性的对立？他的观点既产生于经济社会，又怎么与天真顺畅的激进派乐观主义并存？我们必须想到，李嘉图是边沁方案的支持者，同时也是激进派团体的权威代言人。

这里有一种能使两种对立观点相调和的方法，即诉诸根本的乐观主义，它毕竟标志着英国工业主义的成长。李嘉图对工业社会的未来充满信心，他预见到工业社会将比农业社会更为富有，因为后者受到生产率与土地报酬递减的自然局限性的妨碍。重农主义者曾明确谈及这两种生产方式的关系，亚当·斯密也在某种程度上予以嘉许，如今却被彻底颠倒过来：不是工业而是土地才没有创造性，或者无论如何，对人开发它的尝试的反应并不相同。在这里，李嘉图的抽象断言，同样仅仅是对在他眼前逐渐展开的农业与工业之间关系精确的历史表达。

他对工业的信念，从本质上讲，就是对意志、创造性与其指导者的自由的信念，坚信这一切便能够滋养不断增长的复杂有机体，通过竞争使之得到净化与改善，并通过世界性分工，使其发展超出单个国家的局限性。如果这一复杂结构包含着摩擦和对抗的因素，它们也仅仅是一种刺激，激活了为排除社会弊病的起因进行不懈斗争的努力。因而，李嘉图的矛盾在他激进的乐观主义计划中只构成次要因素；工业的自发发展将推翻自私的土地所有者在其道路上设置的人为障碍；资本主义的扩展将治愈资本主义在其早期阶段加于工人阶级身上的创伤。只有自由能根除自由造成的罪恶，难道这不是激进主义的教条？

这种乐观主义的感觉在李嘉图的门徒们身上得到强化。麦克库洛赫、西尼尔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人，有的是由于遭遇反对观点时不断地失败，其他则是由于坚定的信念，在工业主义发展中，使劳工问题得以在李嘉图狭隘刻板的定义中得到公正的说明。必须将工资限制在仅能维持生存的水平的观念，雇主根本不会采用的大同小异的工资基金理论，已经被西尼尔和穆勒逐渐抛弃。他们开始认为，高工资乃是工业发展的条件，利润通过这种发展有下降的趋势，而雇主在这种发展中，由于产量的增加，并未受到损失。

这种乐观主义理论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汲取了营养。

穆勒说：“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很像是一面旗帜，也是靠它将我们联结起来，一如其他边沁的主张一样。这一伟大的思想，最初作为一项论据提出来，以反对人类事务可以改良的含混理论。我们热情地从相反的意义起步，指出实现改良的惟一手段，在于通过自愿地限制劳动人口的增长，以保证全部劳动人口都以高工资充分就业。”^［12］

古典经济学对激进乐观主义的最大贡献，在于普遍的科学方式，它的命题无不符合这样的方式。说到底，我们看到，马尔萨斯与李嘉图设想的规律，不过是对变化的偶然事件做出的敏锐观察；他们却将其表达成适用于任何时间地点的一般形式，于是获得了空前的威望，并能对激进主义意识形态提供充分的内容，使之在历史进程中提升到较高层次。于是古典的自由贸易理论，准确表达了英国这样的出口国出现的工业进展，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部分结合得如此牢固，以至于在实践中成为自由主义的同义词。

在以对宗教发展的研究完成我们的历史回顾之后，我们将要考虑激进主义与经济学家相结合的力量对英国政治生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