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法俱乐部、革命社与宪章社：法国革命中的争议

十、反革命

最早的反革命运动出现在英国，一个传统上被视为自由的国家；因此，从中产生两种不同的自由主义历史形式——海岛型与大陆型。

法国革命甫一爆发，在英国就有着热烈的支持者。不仅福克斯与谢里登领导的辉格党为其第一次胜利欢呼，就是皮特也随之表示同情。在伦敦出现了亲法俱乐部、革命社与宪章社。非国教派团体的成员与领袖原则上都对其表示支持；而普赖斯在1789年发表讲话，将法国革命与一百年前的英国革命进行比较，认为它们之间颇为相似。

公共舆论很快就经历了一次突如其来的转变，这全有赖于自由主义的领袖之一埃德蒙·伯克。在美洲倡导独立时，伯克是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热情支持者，因为在英国当局对殖民地自由的剥夺当中，他看出了威胁英国自由的危险。然而1790年，他发表著名的《法国革命反思录》，对这场新革命宣告了决定性的反对，从而引发了一片哗然。

与普赖斯一样，他也试图对这两次革命运动加以区别，指出它们之间的不同。他观察到，在十七世纪的英国，根本不存在革命性的人民，而是（用法国人的话讲）存在着革命性的国王；因为国王要求改变和废除民族的风俗、传统，并相信国王的权力产生于抽象的先验原则。英国人推翻斯图亚特王朝，却维护了他们的传统。革命从本质上说是保守性的。英国在何时何地，设想过所谓选择统治者的权利，随意放逐他们的权利，以及选择旁人的权利？他还讲，正是创造新政府的观念，足以使其心里充满厌恶与恐怖。在我们的革命发生时，我们希望，我们也仍然在希望，能通过从祖先承袭而来的继承方式，取得我们的财产。我们的所有改革，源自古人的原则；大宪章本身，只是支持一种仍然相当古老的风俗。因此我们有一位世袭的国王，一批世袭的贵族，一个下议院，以及从无数先辈继承了特权、选举权和自由的人民。我们的原则听上去显得保守，却绝不排除改善的可能。^［44］

法国人又做了些什么？他们推翻自己所有的机构与风俗，以建立自然的先验权利。他们没有考虑到，这些权利，纵然肯定不缺乏基础，可当这些权利进入日常生活的领域时，就像光线穿透到一种稠密的介质之中，是会脱离直线而折射的。所以，在人类感情与关怀的全部复杂的总体之中，人们的原始权利经历着如此之多的折射和反射，以至于若说它们仿佛始终处于其原始取向的简单状态之中，那就变得荒谬了。^［45］

他继续说，社会确实是一项契约。然而，它不是私利的结合，其存在也绝不瞬息即逝，可以与他人分离。国家并不似那些为了胡椒或烟草生意缔结的合伙协定。应该怀着崇敬之情来看待它，因为它并不是以单只服从属于暂时性的、过眼烟云的物质存在为目的的一种合伙关系。它乃是一切艺术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科学的一种合伙关系，一切道德的和一切完美性的一种合伙关系。它不仅联合活着的一代人，也联合过去与未来。^［46］

革命派的自由毫无历史的基础，仅仅是一种刺激，一种躁动。他们的平等，是基于破坏而不是创造的消除差别过程。要求成为一个完整国家的第三等级，事实上在议会中被文人、所谓“专业技工”的律师和银行家所代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喜爱文字上的抽象，另一部分人热衷于冒险事业。英国人所称的那种乡村自然地主阶层的利益，在法国是不存在的，或者说刚刚出现最微弱的痕迹。能力凌驾于财产之上；然而前者是一种积极有力的原则，而后者则没有生气、缺少自信，它不能保护自己对抗前者的侵犯，除非享有占统治地位的代议制。这种不均衡，挟着对平等的过分热爱和仅仅是少数人的胜利，不可避免地把法国导向民主政体，那便是一种在许多方面有似于专制政府的政府。^［47］

这一种学说框架，其主要方面即有如上述；基于这样的框架，伯克构建起详尽无遗、尖刻暴躁的批判；考虑到他写作《反思录》的日期是自1790年，则这种批判的言过其实就十分显而易见了。并且，他不是建立于直接观察的基础之上，而是基于第二手的资料。更为公正节制的是阿瑟·扬在同一时期作的笔记，是他在革命的法国一省省漫长旅行的笔记。他注意到笨拙的破坏与司法工作可能导致的危险；但除去清晰的确信，他还是一个令人讨厌的目击者，他的所见所闻证明，人民的意愿绝对是要求变革的，要求限制国王的权威，限制贵族的封建专制，将教士阶层降到普通公民的水平，纠正财政上的滥用，并使司法当局得到道德净化。后来，在1792年补充的笔记中，他开始认识到，革命所带来的土地所有制改革将会使得收益不断增长。^［48］

伯克的著作表达着英国政治意识的核心，由于外在的宪法形式方面骗人的相似剥夺了其显见的价值，于是揭示出对这两种自由制度深刻的比较。权威的英国十八世纪自由主义，并不是像布莱克斯通与孟德斯鸠所描述的，仅仅由权力与制度的精巧机器所组成；更符合事实的是，它也包含了驱动这部机器的精神，并且使政治与社会力量明显的无政府状态转向保守与秩序的结局。这是这个民族的古老精神，是一步步将新事物建筑在旧事物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将原有的建筑摧毁净尽。因此，它在机构上增添机构，在特权上增加特权，在不觉之中使古代的传统适合现代的需要。它会本能地退离一切对于原则和权利的抽象宣布；它的自由出于迫切的需要，还要以付出牺牲做代价；每个阶级都会有所收获，并以履行职能证明这种收获的正当。这种不断努力的结果是一种狭隘固执、贵族式的自由主义，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抽象的启蒙主义者没有认识到其内在的含义，现在才第一次被伯克以新的自我意识展现出来，这样的自我意识令到他对自己的同胞大为自豪。(www.xing528.com)

这种自由主义，现在面对着法国的新自由主义。这是真正崭新的自由主义，因为它并非植根于中世纪的特权自由，而是诞生于中世纪特权自由的灰烬中。在精神上，它更近似于早已开始摧毁旧封建世界、并给其臣民平等感觉的专制国王。新自由主义与君主制一样，是平等主义的；但是其平等主义乞灵于统一精神与人类价值的更其宽广的理性主义意识，并使得这种意识变得崇高。可这予新自由以特殊表达的对平等的热爱是如此强烈，竟至于最终将其推翻毁灭。在其逻辑发展当中，它被迫趋于平稳，压制所有个性与差异，每事每物都基于私人与个人的能动精神；换言之，所有的事，每事每物都基于自由之上。民主政体与自由主义成为两个虽不可分离却正相反对的概念，它们的冲突与媾和支配着十九世纪直到现代的政治思想。

在法国大革命的进程中，1789年的自由主义窒息在1793年民主政体的手里。这是伯克胜利的第二个原因，他的著作尽管在他写作的时代未免言过其实，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却不啻革命嗣后阶段的预言，于是成为欧洲反革命的信条。

1793年的民主政体是自由名副其实的屠夫；这样的专制政体，伯克步亚里士多德的后尘，早已描述得清清楚楚。为维持自己的权力，它开始一个个地镇压以前宣布的自由：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财产权，至少对不肯赞同新独裁者想法的人来说——人身安全，还有信仰自由。在国民公会的压倒性权力之下，个人只好任由摆布。可是在使世界为之发抖之后，现在轮到国民公会在罗伯斯庇尔的面前不寒而栗。政治上的无限权力，照例疲软无力地传来递去，因为但凡权力集中为一，一切只会变得偶然而危险。罗伯斯庇尔带来了专制政治，作为平均而集权的民主政治的必要补充。这里用得着一句古人明智的格言：多人的专制孕育着独夫专制。反自由主义滑向自己命定的结局。

但是反革命早已行动起来。这里所说的反革命，并不限于被剥夺的旧阶级，它的遗老遗少们还在欧洲各国的宫廷中游荡，给世界呈现着道德彻底破产的可悲景象，或者是在旺代等待着光荣而徒劳的死亡。真正卓有成效的反革命，乃是昨天的革命者，自由派资产阶级。

反革命的最早预兆，是吉伦特派对封建主义所做的努力，策划组织起包括法国所有各省的联盟，来反对巴黎公社的专制，限制巴黎只能据有本当属于地方议会的那八十三份权力当中的一份。但是这种尝试失败了；巴黎继续把持国家的全部权力达一年之久。

各省的反应势必较为缓慢，但是仍然开始了。其力量来自由革命从封建主义重压下解放的全部资产阶级，特别是乡村的大批小资产阶级，他们仅支付不多的指券就获得了国有财产，实现了拥有土地的渴望。这个阶级担心两种正相反对的危险：旧政权的复辟，会剥夺他们的财产；革命的过激化，将激起没有土地的民众的贪婪，同样不利于他们既得利益的安全。在任何内政方面，他们的想法自然趋于温和，反对过激行为。而在外交方面，他们偏爱作战到底，作为获得新利益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这也是对难以控制的失业大军最简单的出路。

这个阶级缓慢而顽强的行动，在所有的反革命事件中都有表现，从热月里对共和国三年宪法的反应，到五人执政内阁。但是，其最深层的渴望表现为通过决议，明确中止了革命。只要政治鼓动家与派系间的竞争继续存在，就总会有发动突袭改变政府的危险，这危及到已赢得的一切，也危及到打破和平与公共秩序。这种危险存在于政治自由之中，资产阶级早因过分的宽纵和民主的专制对其厌烦透顶，他们现在准备放弃这种自由，换回公民自由或人身与财产的安全。因此，他们平静地接受了拿破仑的专制政治。

拿破仑的专制，至少把所有的力量暂时结合为一，迄今为止，它们本是一直在进行着反对异己的战争。通过这种渠道，出现了不成熟的新民主政体，它发现摆脱代议制的幻景，建立强大有力的集权政府，直接表达多数人的整体意志，正实现了它的意愿。拥护君主制的旧情感，满足于军队和宫廷威望的恢复。拿破仑为荣誉拂尘拭垢，这曾被孟德斯鸠视为君主制的力量与象征。自由资产阶级在民法典中发现，财产的法典基于公共的权利，这便承认了他们所有关于自由惨遭挫折的思想。

一项永久协定看来已经达成；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妥协。这依赖于那一位杰出人物靠不住的支持，依赖于假想的一个永不犯错、能为所有人着想的人。专制主义只是虚假的民主政体，在其中人民主权隐瞒了其真正的被奴役状态。这是没有先君也没有后嗣的君主制；严格讲来，这就是专制。这是堕落的自由主义，它满足于物质利益，压迫良心，消灭个性。一俟拿破仑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所有仿佛联合起来的力量发现，他们的不同需要、要求和结构依然存在，他们再次处于冲突之中。在相互关系问题上，出现的是与他们原来的状态毫无二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