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革命：欧洲自由主义史、工业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产物

六、工业革命

工业自由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另一个产物，而且颇受个人主义的青睐。在宗教改革影响最大的国家，工业主义已经如日中天，这情形在新教文学当中屡见不鲜；可见现代工业的扩张当归功于新教的认真精神与负责的特点。这些作家承认，天主教的国家对于发展人类活力的此一领域也并不完全失败；但是他们指出，即便如此，严格意义上的工业领域都是那些直接间接受到宗教改革影响的地方。他们还说，无论如何，独立精神、首创精神、组织化以及大工业的特征，在真正严格的天主教精神当中都是缺乏的。这样的精神产生手工艺体制与柯尔贝尔主义，却无法带来工业革命。他们最终发现，在英国兴起的经济学，至少部分有赖于工业主义，法国的重农主义体制却否认工业具有任何价值——尽管这种否认推演出的自由主义结论出人意料：既然工业是非生产性的，其之于国家生活的负担便不应加增，也不应由国家补助予以扶植。

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英国人开始广泛觉出工业自由问题的重要性。在此之前，工业一直把行动限定在狭隘次要的领域，好与传统的行会体制适应得若合符节。生产受当地消费的调节，劳动力是分散的，资本的雇佣是小量的，在绝大多数方面劳动力受到高度限定；手工业工人、师傅、学徒彼此间的权利与义务都有明确的规定。他们之间没有判然的阶级界限，经历或长或短的学徒期，每一个学徒都可以成为师傅。国家保证行会生产上的垄断，并以要求所有产品都通过一定水平验查的方式，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但是在一场运动面前，这种古老状态突然土崩瓦解——因为这运动显见的革命特点，人们恰当地称之为工业革命。^［26］十八世纪下半叶，一系列技术发明——纺织机械化，蒸汽机，在冶铁与铁器制造中使用煤炭——完全改变了静止的古老工业；至少在当代，机械取代工人早已掌握的特殊技术，为新劳动力的大量涌入提供了可能。于是劳动力被迫集中于工厂，行业中的固定资本大量增加，这一切结束了师傅与其他人的旧有关系，并使得生产突飞猛进地增长，以至于供给远大于地方的消费。因此，有必要发现更为广阔的市场，延伸联系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中间人纽带。^［27］

面对这些天翻地覆的变化，行会体制很快显得捉襟见肘。在这里，正如农业改革中发生的那样，最严厉的反对既来自上层，也来自下层：既来自命运早已注定的生产者，特别是羊毛生产者，也来自最贫穷的手工业者，他们没有能力面对机器的竞争。这全新的工业以其新颖无比，得不到旧体制的保护；然而这工业的增长，却使人们很快间接觉察到自由生产体制的优越性。于是在英国，由于对毛纺织业保护主义奇特的反应，兴起了棉纺织业；因为能够不受限制地在产业当中使用迅疾的发明改良，不通过任何行会组织自行引进劳动力，加之大量吸收那些被拥有土地的贵族实行圈地变成工厂自由雇工的农民，短短几年里，棉纺织业就获得了惊人的发展。

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一个受到保护一个自由发展；一个停滞不前一个突飞猛进——两相比照，产业阶级必是很快就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点，而早在1776年，这种过分的保护主义就受到亚当·斯密的谴责。事实上，随着自由雇主在数量及力量上的增长，这表明他们在政府内政治影响的增加，旧的束缚、旧的垄断、对产品质量与数量旧的管理，开始渐渐消失。各种利益表面人为的妥协再无存在的必要。不再需要国家的控制以保证生产出优质商品；有了生产者之间竞争的促进，他们自身的利益就足以保证这一点。确实，这种竞争是对消费者最好的保护，它能降低产品的价格，激发生产者的才智，推动他们改进设备，提高产量，将成本降到最低。

在这具有首创精神与自我批评意识的大学校中，有了惯于自立的纪律约束，借助生死攸关现实必要性的推动，产生出坚毅的工业中产阶级，并在十九世纪成为英国新兴自由主义的骨干。比之于大陆自由主义的主要组成部分——占有地产的中产阶级，英国的中产阶级具有明显的个人主义特征。他们不存在对国家的义务感，用哲学家轻蔑的话讲，叫做“滚出我的太阳地儿”。在创造财富时，没有特权也没有垄断，他们轻视这样的寄生生活，一如轻视食利者的懒惰。他们的本性得之于工厂的锻炼，这些工厂的性情恰与其创造者的性情若合符节。

与工厂主不同，土地所有者不能同时把自己视为工作的创造者与被创造者。他的权利应归功于国家与社会；尽管他是自由的，但由于土地的总量有限，他享受着垄断的特权。无需辛勤劳作，他便收得到产品。他对个性的意识因此而懒散疲塌，他的创造性精神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竞争较少直接性，也没有什么因素刺激他发展个性。

于是在十九世纪，显然英国和大陆自由主义之间产生了新的区别；性格、态度、行为等方面的不同，鲜明地反映于各自的历史当中。但是工业自由主义自有其缺点。他们觉得难以造就出一个统治阶级——这一点与土地所有者恰好是殊途同归。他们有过最富英勇气概的时代，便是皮尔与科布登的时代，那时他们使自己最优秀的孩子为政治服务；但是后来，由于专注于自己的生意，他们厌恶国家的传统，就像一种继承的特征，甚至当政权转移到他们自己手里时也是如此。这使他们远离政府工作，并把这种工作转交给他们的扈从，充其量只是暗地里间接施加些影响。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自由主义形式的社会后果。我们已经注意到土地的自由基于剥夺农民传统的权利，使他们只能指望主人的善心，驱使他们在反动与革命两个极端之间动荡摇摆。由于工业更为集中也更为流动，同样的现象在工业当中更加频繁，更加严重。雇主们倒还能同意自由是一种普遍适用的原则；但是，雇主与受雇者之间的权利平等，只要他们的条件明显不平等，就只能是一种对平等的嘲弄。(www.xing528.com)

这种状态在工厂主处理彼此关系时不失为一种刺激，但是对工人来说意味着什么？从前，他们处于行会章程的保护之下，至少可以保证他们长久的生产与生活：如今这种保护灰飞烟灭，一旦新工业巨头们受使用机器和降低生产成本需要的驱使，最残酷地剥削工人，工人们便只能忍受老板的每一个奇思异想。法律说工人是自由的；为防止旧有行会的重新出现，法律禁止工人之间所有形式的联合。但是，这种自由对中产阶级而言重要无比，可对工人讲来，一旦他被剥夺了生存手段和生产工具，剩下的便惟有把自己卖为奴隶的自由。因此，在工业迅猛发展的时期，工人的状况却更加恶化。在所有的领域，劳动时间千方百计在延长；工厂降低了妇女与童工的工资；工人之间的激烈竞争，使他们不再与自己的教区相联系，而是自由流动，集中于最需要劳动力的地方，这使得市场劳动力变得更加廉价：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业危机，在人口与消费还不稳定的成长时期本是不可避免，失业队伍在不断增加，为饥寒交迫的贫民做了后备军。

这至少是工人自由的第一次收获，他们现在正在形成一个阶级，与中产阶级工厂主有着明显的区别，并很快与之尖锐对立。值得一提的是，注意到这些工业主义直接后果的第一位经济学家是重农主义者杜阁，他观察到，契约的自由会趋于把工资削减到仅能维持生活的水平。^［28］但是，从这些观察中，他没有得出李嘉图及其社会主义门徒后来得出的悲观结论。

我们因此发现，从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年开始，工人与中产阶级之间日渐发展的区别，与资产阶级自由平均主义原则之间的对立，都倾向于在实质上，而不仅仅在形式上，创造出人与人之间状况的平等。从前对抗是出现于资产阶级与贵族之间，现在则逐渐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露出锋芒。资产阶级戴着普遍自由主义的伪装，却隐瞒了有似于以前贵族夸耀的特权：所以，无产阶级推翻这种新特权的努力，尽管表面上是反自由的，实际上却实现了更为广泛的自由主义。

因此，对我们来说，追随工人阶级运动的过程，不仅从其自制能力与革命表现而言，即从那些看起来远离任何此类目标的方面，也是必要的。我们会提及工人阶级与保守的土地所有者反自由主义的联盟，这在十九世纪里屡见不鲜。这些联盟有一种间接的自由意义，正如它们在保护劳工时所作的那样（在英国，社会立法1802年开始实行），因为一如我们开始时的观点，它们有利于扩大自由主义的基础。

当农业改革的经济生活在重农主义体系当中得到了表达，工业方面则与亚当·斯密的学说亦步亦趋。阅读他的伟大著作《国富论》，起初可能不会认识到其与重农主义著作判然分立的巨大距离。斯密同其他人一样，断言农业经济居于首要地位，也绝不讳言他不喜欢工厂主与商人。但是这种厌恶只是偶一为之，并且主要由于这两个阶层当时所具有的保护主义态度。更重要的是，亚当·斯密认为它们具有生产性的社会效用，从而为它们的作用进行了辩护。但是，斯密概念的独特特征并不在于此，事实上，他把经济学的研究重心从地产——一种法律与经济因素的杂交产物——转到工业和农业产业。因此，这种新科学宣示其相对于古代家庭与社会制度的独立，否认重农主义者认为永恒存在的僵化阶级等级制度。简言之，斯密的理论追随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现代工业社会逐渐形成的转变，追随和参与社会阶级及其作用彻底的再分配。

这才是亚当·斯密所谓现代性的真正含义。然而他的门徒们受各自经历的引导，在发展斯密学说的这些方面时抹煞了他著作当中的特征，而只把这词限制在狭隘得多的含义——农业或乡村特点方面。

现代经济社会的基本细胞不是拥有财产的家庭，而是产业。在各种产业当中，自发的分工分配了生产任务。交换促成面向流通的生产，并使之等量于消费需求。因此，整个社会呈现为自治的和自给自足的有机体。有效控制其内部关系的一条法则就是自由；自由存在于产业活动的创造性中，存在于社会分工中，也存在于交换当中。在这些关系里没有国家行动的余地，而以人为的短命组织取代自然的自发组织的企图，只能是徒劳无益，甚至更其糟糕。对国家而言，它所能做的惟有对外防卫等事务；只是在这里，斯密才勉强接受了对贸易自由的若干限制，以及对一些古代特权的恢复。^［29］

就本质而言，这一概念显然属于个人主义，其动力也是个人利益。但这是一种扩散开来以至遍布整个社会的个人主义，靠着朴素的乐观主义感觉，认为普遍利益只是私人利益的总和。这不仅适用于单一国家内起作用的各种经济力量之间的关系，也适用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每个人的幸福是所有其他人幸福的条件和手段。在这些基本的经济原则当中，我们可以发现国际政治的崭新观点。

但是，个人之间的利益真会和谐吗？当亚当·斯密在1776年出版他的著作时，工业革命刚刚开始，农业与工业阶级之间还没有严重的冲突发生，他的乐观也便煞有介事。这使他能描绘出一幅田园诗般的社会图画：城乡互相供应彼此的需求，前者向后者提供工业产品，并接受农产品作为回报，所以，国家的经济力量彼此平衡；通过竞争和全民的普遍幸福，工业的收益自动趋于减少，而工资趋于上升；从社会普遍利益的观点来讲，土地所有者靠地租生活的状况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30］但是工业革命，资本与劳动的冲突，农业与制造业阶级的冲突，迅疾驱散了这些幻想，因此亚当·斯密的门徒们绘制的经济社会图景，尽管保留着导师传下来的基本线条，却使用了更加黑暗的色调，表达了更为悲观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