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富不仁天子儿·朱常洵不得好死
明神宗（万历）朱翊钧第三子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刚从深山老林中杀出来没多久的李自成把进攻目标锁定为洛阳城，倒不是因为此处地位有多么重要，而是因为城里住着一位肥的流油的大富豪，即福王朱常洵。
朱常洵是明神宗朱翊钧的第三子，母亲是历史上有名的郑贵妃。可以说，他的降临深深改变了明朝末年的政局走势，甚至有人认为，正是此人挖空了大明的江山。何以至此呢？
神宗的王皇后端庄贤淑，恭谨孝顺，但却不招老公待见，加之没有生下儿子，因而只求平平安安。
至于皇长子朱常洛的出生，则是神宗皇帝一次性冲动的结果。
某日，神宗前去李太后宫中问安，突然下体冲动，二话不说便将身边的一个王姓宫女揽入怀中，后来就有了朱常洛。
这个情节和当年穆宗朱载垕临幸宫女李氏，而后生下神宗的故事如出一辙。不过，同样是面对冲动的产物，神宗却没有父亲朱载垕的负责任态度。
长子的出生，不但丝毫没有引起神宗的欢喜，反而令他感到十分难堪，觉得此事简直就是一出帝国元首的性丑闻。因而，他是打心眼里不喜欢这对母子。
可讨厌归讨厌，在李太后的压力之下，神宗不得不给生子有功的王姓宫女一个名分，但却仅提升其为恭妃。
神宗皇帝最宠爱的女人要数郑氏。
郑氏容貌艳丽，机智聪敏，尤其善于逢迎。进宫不久即得到了丈夫的宠爱，后被超擢提升为贵妃，地位甚至跃居已生有皇长子的王恭妃之上。
万历十四年（1586），郑贵妃产下一子，即朱常洵。这就更了不得了，神宗立马晋升她为后宫二当家，即皇贵妃。正所谓爱屋及乌，爱妻生下的儿子自然就是爱子了，神宗对朱常洵那可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但有所求，无不应允。
在神宗的一再纵容之下，郑贵妃的野心也愈加膨胀，她不仅瞄上了皇后的位子，而且想把自己的儿子立为储君。
万历十四年（1586），皇长子朱常洛已经五岁，但却仍旧没有封号，母亲王氏也只是个妃子。反观郑氏，一生下朱常洵即被晋封为皇贵妃（高出王氏两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这一系列厚此薄彼的现象使得朝中臣子议论纷纷，他们都说皇帝想要打破祖制，册立幼子了。
历朝历代素来高举嫡长子继承制的旗帜，虽然多半未能严格遵守，但却不失其号召力。到了明代，祖师爷朱元璋认为元帝国之所以多次爆发宫廷喋血政变就是因为没有遵守这项制度。因此，他决定不折不扣地贯彻实施嫡长子继承制，将其写入《皇明祖训》，且率先垂范，在太子朱标死后，果断地册立长孙朱允坟为继承人。
虽然之后的朱棣夺位是对该项制度的极大挑衅，但他随后就又回到了老路上来，将皇位传给了长子朱高炽，而不是立下赫赫战功的次子朱高煦。此后的历代帝王也基本遵循这项祖制，文官集团更是坚决捍卫，以保证帝国秩序的稳定。
现如今，神宗皇帝竟然因为宠爱郑氏而试图打破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的祖制，向来爱较真儿的明代文官怎能袖手旁观。
户科给事中（从七品监察官）姜应麟率先发难，请求皇帝早日册立长子为储君，以定天下之本，拉开了“争国本”的大幕。
他的下场是惨不忍睹的，竟被连贬五级，成了不入流的广昌典史（县牢头）。此后，大小官员多次奏请立常洛为太子，却大都遭到神宗的贬斥。
万历二十一年（1593），神宗玩了个花招，要将长子常洛、三子常洵和五子常浩一并封王，说是以后将从中择优立为太子。这显然是想要抹杀常洛的特殊地位。如此伎俩立刻即被识破，朝臣群起反对，神宗知难而退，随即收回成命。
这件事情，前后纷争竟达十五年之久，一直拖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在李太后的直接干预下，年已二十的朱常洛才最终被确立为太子，常洵亦被封为福王。
神宗没能完成爱妻和爱子的愿望，心里十分愧疚，就想方设法进行补偿。
常洵大婚，神宗为他花了30万两银子，给他修建王府，又花了白银28万两，这两项花销不但是常规定制的十倍，更是占到了大明全年财政收入的八分之一！
按规矩，成年后的亲王必须离开京城，前往自己的封地，叫做“就藩”。可朱常洵却在老爸的纵容之下，长期赖着不走。朝中反对的声音接连不断，神宗却充耳不闻，直到常洵将近而立之年，他才终于恋恋不舍地将儿子送出京城。
乖儿子要走了，老爸怎能不表示表示。
神宗皇帝无视全国人民大量失去土地，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国情，大笔一挥就赐给儿子良田四万顷，主管官员竭力争辩，就连朱常洵也怕因接受这笔超额巨赏而成为众矢之的，主动上奏请辞。神宗顺水推舟，改为两万顷。
朱常洵一到洛阳，首先想到的就是争取搞到自己的那两万顷良田。可随后，他却发现河南的田地早已被先他而来的几个藩王瓜分殆尽了。他灵机一动，竟将手伸向了邻近的山东和湖北，从那里来补充自己的封田。
他的伴读和家奴也借丈量土地之名，跑到山东、湖北等地敲诈勒索，地方官员无不争相巴结，唯恐怠慢。这些人狐假虎威，索要无度，欺压沿途百姓，祸害不浅。
尽管如此，朱常洵仍嫌不足，而神宗皇帝也时常担心宝贝儿子受穷挨饿，不断对其大加赏赐。
头一回，福王请求老爸将查抄前首辅张居正所得的万两黄金和十余万两白银全都赏给自己，神宗照准。后来，福王想要得到江都（今江苏江都市）至太平府（辖区大致相当于今安徽马鞍山市及芜湖市地区）沿江的杂税和四川盐税、茶税等款项，神宗也答应了。到最后，福王竟然想要插手国家垄断行业——盐业。他请求父亲每年发给他一千三百份的淮盐盐引（售盐凭证，每引二百斤），从而取得淮盐在河南地区的专卖权。随后，由他派人在洛阳开店售盐，垄断盐市，攫取暴利。
此举影响十分恶劣。
为了解决边疆军粮问题，明代实行开中法，即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然后从政府手中换取相应的盐引，取得贩售食盐的权利，从中赚取差价。后来，开中法改成了折色制，即盐商可直接用银两换取盐引，无须再运送军需物资到边疆。此后的财政收入很大程度上便是靠出卖盐引来维持的。
以往，洛阳地区销售的全都是河东盐（指山西运城地区出产的食盐），福王获得淮盐专卖权后，河东盐一律不准销售，销量立跌，而政府从河东盐中抽取的边防军饷也随之锐减。也就是说，为了照顾儿子生意，神宗皇帝不惜让驻防官兵拿不到薪水。
长期欠饷，朝臣恐怕激起兵变，就劝神宗皇帝让福王改卖河东盐，神宗却懒得搭理。
神宗晚年，身体欠佳，加之心情惆怅而不愿处理政务，常年深居宫中，即便是朝中大臣也难得一见，致使奏章堆积如山，许多事情得不到及时处理。
但凡事总有例外，福王的特使便可随意出入宫廷，而且早上汇报的事情，下午就能得到圆满答复。足见神宗对福王的宠爱。
可是，宠爱终有尽头日。(www.xing528.com)
万历四十八年（1620），神宗病逝，享年58岁，接班的朱常洛是个短命鬼，上台不足一个月就莫名其妙地死掉了，16岁的长子朱由校即位，稀里糊涂地干了八年木匠活之后死于服用“仙药”，因其没有子嗣，故而传位给了五弟朱由检，即明思宗，又称崇祯皇帝。
思宗上台后，非但没有因为当年争储的事情而怪罪三叔朱常洵，反而对他以礼相待，十分尊重。
除了敛财之外，朱常洵还有何事可做呢？
明初，藩王享有军政大权，燕王朱棣之所以能够夺位成功，很大程度上即是得益于此。
有鉴于此，朱棣上台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大力削减藩王的权力，同时给予他们优厚的物质待遇，使其安心享乐，不要过问政务。因而此后的历代藩王大都成了养尊处优的寄生虫。
福王朱常洵也不例外，每日闭门谢客，躲在家里吃喝玩乐，泡妞听歌，体重一路飙升，高达360余斤，堪称“大明第一肥”。
较之福王的奢靡生活，外面的民众却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一墙之隔，宛若天堂与地狱。
从崇祯十年（1637）开始，北方地区遭受到了五百年一遇的超大旱灾，连续七年降水量不足常年一半，致使江河断流，土地龟裂，蝗虫铺天盖地，庄稼颗粒无收，饿殍满地，人吃人的现象也变得不再罕见，出现大量无人村。
对于门外的灾情，朱常洵却视而不见，毫无怜悯之心，依旧歌舞升平，纵情享乐。这时，饥民中间开始盛传：先帝耗尽天下财富养肥了福王，洛阳的王府比紫禁城还要富丽堂皇啊！
那些途经洛阳，前往陕西镇压农民暴动的官兵也私下说：福王府的金玉珠宝堆积如山，却让我们饿着肚子去送死，什么世道！
饥民饿兵打起了福王府的主意，这无疑是个危险的信号。
在一个政府腐败透顶，贫富差距极大的社会，许多被逼上绝路的底层民众都具有严重的仇富情结，原因不在于他们艳羡富人，而是因为许多富人的财富来路不正，而且目无法纪，勾结官府，欺压良善，嚣张不可一世，怎能不令百姓愤慨。
正在洛阳讲学的大学者吕维祺闻出了其中的危险气味，赶忙跑去劝说朱常洵：
王爷应该立刻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以免激化矛盾。倘若酿成民变、兵变，就是王府也难保不被洗劫啊！
福王毫不理会，因为在他眼中，这些贪民命该如此，即便死绝，与他何干。至于所谓的民变和兵变，不过是夸大其词而已，这些人连肚子都填不饱，拿什么反抗？吕维祺不再说什么了，也许他已经预感到一场灾难即将来临。
崇祯十三年（1640），刚被明朝悍将左良玉击败的闯王李自成从湖北房县的大山之中逃了出来，踏上了河南大地。一行人衣不蔽体，饥肠辘辘，亟待找块肥肉吃上一顿，而此时的河南在连年饥荒的打击之下，已经没有多少富户可供打劫了。
那位住在洛阳城中的福王，却是富甲天下，名声在外，而朝廷大军正在川鄂地区跟着张献忠的队伍遛圈，河南兵力空虚，灾民众多，便于抢占地盘和拉队伍。因此，洛阳城自然成了农民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农民军一路北上，挣扎在死亡线上的饥民不得不铤而走险，加入到了造反的队列当中。
洛阳西部的永宁（今河南洛宁县）、宜阳（今河南宜阳县）两地相继被农民军攻克，他们于次年正月进抵洛阳城下。
这回朱常洵慌神儿了，他派王胤昌把守城池，紧急征调附近的王绍禹、刘见义、罗泰三将前来救援。
极为吝啬的朱常洵竟还破天荒地设宴款待了三位援兵，希望他们击败敌军，保卫洛阳。
几日后，农民军开始攻城，朱常洵又拿出千金，招募敢死队，然后趁着月黑风高之时，将他们缒下城墙，偷袭敌军。
农民军没有防备，被迫向后退却。
正在朱常洵庆贺刚刚取得的“大捷”之时，忽然城中起火，一片喊杀之声，农民军攻入城来了。
原来，洛阳守将王胤昌对于福王的骄奢淫逸非常痛恨；之前的宴会，三个外来人员成了座上宾，自己反而未受到邀请，新仇加旧恨使得王胤昌决定背弃主子，投入农民军的阵营。
王胤昌在与农民军达成协议之后，率领亲兵登上城楼，杀死反抗之人，举火为号，大开城门，农民军随即杀入城中。
福王闻讯慌忙出逃，趁乱缒下城墙，由于过于沉重险些将绳子挣断。这时，城外有很多农民军在巡逻，于是福王等人藏入了迎恩寺里。
农民军将福王府洗劫一空，却没能发现福王，遂四处追捕。
福王体态丰满，走路颤颤巍巍，特征过于明显，搜捕人员一打听就追到了迎恩寺，将他拖了出来。
农民军大都是苦出身，面黄肌瘦，头一次见到这么肥的家伙，恨意顿生，上来就是一顿拳打脚踢。朱常洵连声讨饶。
这时，刚刚被捕的吕维祺恰好从路旁经过，看见这些人如此打骂福王，很是生气，又看见福王哭爹喊娘的一副衰样儿，就更加愤慨了，他昂首对福王说：
死生有命，名节至重，万望王爷不要自取其辱。
意思是要身为大明皇子的朱常洵自重，实在不行就抹脖子。但他既没有自杀的机会，更没有自杀的勇气。
朱常洵的死法是极其血腥的。
李自成代表人民将朱常洵狠狠地呵斥一番，随即派人宰了几头梅花鹿，而后像杀猪一样，将朱常洵扔在热水锅里烫洗一遍，洗剥干净，剁成肉块，放上作料，和鹿肉混在一起炖成了下酒菜，美其名曰“福禄（鹿）宴”。
之后，农民军将富丽堂皇的福王府付之一炬，大火连烧了三天三夜。福王的死讯传到京城，崇祯帝大为震惊，仿佛看到了大明帝国的覆灭，罢朝三日，为福王举哀。
两年后，李自成率兵攻入北京，崇祯帝自吊煤山，明朝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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