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草鞋兵：揭秘黔驴技穷与夜郎自大

“黔人执事敬，与人忠，颇吸中国文化之精髓，而生活环境又养成习劳耐苦之天性，故其表现为朴诚，为果毅，有不教而率，不言而喻之风。”这是贵州籍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先生对黔人本质特点的概括和总结。但是，今天的许多人对这一正确的认识却并不了解，贵州被误读为“黔驴技穷”、“夜郎自大”的“蛮荒之地”。

贵州地处祖国的西南边隅，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开发滞后于全国其他城市，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都处于十分低下的水平。历史上如“黔驴技穷”“夜郎自大”等不少对贵州形象的贬损之词，更加深了人们对贵州贫穷落后的印象，以至于“蛮荒之地”这样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成为人们对贵州普遍印象的一个定式。

历史对贵州形象的严重扭曲，有如阴霾般笼罩着贵州的崇山峻岭，同样也沉重地压在了每一个贵州人的头上。

然而，历史发展的规律早已向我们揭示了这样一个定理：经济的落后并非等同于文化的荒芜和社会发展的滞后。贵州也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多彩的省份。世世代代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同样创造了丰富灿烂的地域文化，同样也为中华文明的进步和中国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许多贡献。

我们只需对贵州的省情和历史略作概览，即可看到：在贵州历史上，各朝各代都有不少远赴边隅效命的封疆大吏或各级命官，被充军发配客籍贵州的文化名人，当他们从天子脚下走进大山深处的乡民之中后，在身处特定的地域和人文的环境之下，往往能够激励其产生超乎寻常的思想激情和人生斗志，从而创造出不少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哲学、文化方面的思想元素，为中华文明的进步作出了不起的贡献。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贵州本土的思想和文化的宝库，为贵州历史和社会的发展增添了绚丽夺目的光彩。如王阳明的“龙场悟道”，作为宋明理学的最重要的成果，对中国、对贵州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都产生过巨大的影响。

中国历史上不少著名人物，如王阳明、张之洞、严修、林绍年以及梁启超等都与贵州有过深厚的情缘，也都对贵州的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而历史上如尹珍、杨龙友、孙应鳌、陈法、郑珍、莫友芝、黎庶昌、李端棻等贵州本土贤士的学术成就和光辉思想，在丰富了我国思想文化宝库并对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同时，更极大地激活了贵州历史上，特别是贵州近代史上，本土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进步。

1896年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的清廷礼部尚书贵阳人李端棻

黎庶昌墨宝

贵州全省境内山峦叠嶂，山地面积占全省面积的九成以上，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内陆山区省份。极为广泛发育的喀斯特（岩溶）地貌面积约10.91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61.9%，是中国最大的岩溶分布区。境内巍峨的苗岭、磅礴的乌蒙、险峻的大娄山、雄奇的武陵山，构成了涛翻浪卷的山海。绵延无际的群山，有如一道道巨大的天然屏障，阻断了往来的交通，阻隔了信息的交流，限制了与中原的广泛联系，也制约了全省范围内区域间和部落间的沟通与交流。多少年来，一句“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的贬语，便是人们对贵州山区的自然地理特征和人民生活状况的普遍看法，更是人们对贵州省情的一个基本印象。

贵州又是一个多民族交错杂居和一些少数民族相对聚居的地方。贵州的世居民族一少部分是由贵州古老的原始部落发展起来的，大部分都是经过历史上的多次人口迁徙活动逐渐聚族而居形成的。“高山彝苗水仲家（布依族旧称），仡佬住在石旮旯”，“苗家住山头，仲家（指布依族）住水头，客家（少数民族对汉族的称呼）住街头”等民间俗语，正是对贵州古代各民族分布格局非常形象的说明。

家少女

贵州边远的地理位置和适宜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成为中国古代许多民族因各种政治、经济或社会原因迁徙、流动的一个良好归宿。从秦汉到唐宋之际，贵州最早的居住民族濮人原住地受到侵扰后日渐衰落，而氐羌民族则自西向东，苗瑶民族自东向西，百越民族自南而北，汉民族自北而南，从四面八方纷纷涌入这块强权势力和中央王朝鞭长莫及的“蛮荒之地”。进入贵州的四大族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不断的融合、分化，逐渐演变形成了今天的苗、布依、侗、土家、彝、仡佬、水、毛难、瑶等多个世居民族。各民族之间，从总体上看，大多是和谐相处的。

苗族青年（拍摄于20世纪）

在贵州历史上，不少时期中央王朝对贵州绝大部分地区实施羁縻制度和土司制度，因此，王朝的改朝换代对地方政权的直接影响并不是十分明显。夜郎国、黔东思州田氏政权、黔北播州杨氏政权、水西水东少数民族政权等都跨越了中国历史上的多个朝代，延续了好几个历史时期。水西少数民族政权更是从三国蜀汉时期兴起，直到清康熙王朝时结束，存续了1400多年的时间，几乎占了中国郡县制社会存在时期的3/4。

战乱或朝廷的改朝换代，往往随之而来的是大规模的民族迁徙。直到清末，贵州才最后结束土流并治的局面。因此，在贵州多民族迁徙而至的几个重要时期，中央王朝权力的影响力相对薄弱，权力所及的地域和范围受到极大的限制。这与中原广大地区普遍存在的那种改朝即换代，“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情况大不相同。不少地方更由于地处偏远，在漫长历史岁月的进程中，中央朝廷统治权力的存在只是有其象征性的意义，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即所谓的“天高皇帝远”。

然而，重重叠嶂的山峦和相对封闭的生存环境，虽然阻滞和削弱了中央政权的统治，却没有阻挡和遏止住各氏族部落间为争水夺地而引发的各种争斗。千百年来，这种为生存而引发的争斗在贵州的不少地方从来就没有停息过。

贵阳附近的青年苗族妇女（拍摄于20世纪初）

同时，在偏安一隅的贵州，历史上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从来没有停息过。1381年傅友德取道贵州征伐云南的军事行动；1559-1600年的平播战役；清初重兵征伐南明小朝廷、水西土司安坤、吴三桂的三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清末朝廷镇压咸同苗民起义；等等，这些血与火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荡涤着贵州的山川大地，也铸造了贵州山地民族的文化性格。

对于古代生活在绵延群山之中的贵州山地民族来说，敢于征伐和善于征伐，俨然就是那个时代的基本生存法则。而征服与被征服，也就成了贵州山地的部族间强与弱、荣与耻、兴与衰的基本生活写照。

另外，由于贵州山高林密，野兽出没，人与野兽的争斗也是十分普遍的现象。至新中国成立前，贵州仍然有不少的山区部落，还在延续着千百年来的狩猎传统。群山间，密林中，持弓挟弩的狩猎者们，在拥有“世界名犬”美誉的下司猎犬的伴随下，一代又一代地传承着古老的生存方式。

特殊的自然环境，形成的是与之相对应的特定社会形态。

在与各种天灾人祸的抗争中，古代贵州的各个氏族部落，逐渐形成兵民一体，平战结合，以氏族部落成员为基础的部族武装集团。它们的存在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但人员构成却相对单一，可以称其为地地道道的“子弟兵”。这些武装或武装集团，对部族的生存和发展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些作用，正是构成山地民族特定社会形态的极其重要的因素。一些部落还规定，部落内无论贵族头人或平民百姓，家中男子都必须当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男子崇武当兵是极其光荣的事情。若家中能有多名男子加入“子弟兵”的行列，这个家庭成员在部族中一定备受人们的尊崇，享有很高的荣誉。

贵州安顺地区保留的“傩戏”，被学者称为戏剧“活化石”。其内容均为表现忠勇、尚武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朱元璋在以武力征伐云南梁王的战事结束之后，为巩固西南边疆，“开一线以通云南”，使“云南道路往来无碍”，建立了贵州都指挥司（相当于今天的省军区），并将一支20多万人的国家军队留驻在贵州地域范围内，令“军士屯田自食”，实行军屯戍边。而在当时，贵州地域范围内的人口尚不足20万人，这就使得在贵州的军队人数已经超过本土原有人口的总数^〔1〕。由此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社会人口构成，会对贵州的社会形态和文化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很显然，这对于形成和巩固贵州各族人民崇军尚武的文化传统有着十分重大的作用。

今天，居住在贵州安顺一带的军屯后人们，仍然在不同的层面上，以各种表现形式传承着由明初军屯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定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在这种被社会学家们称为“屯堡文化”的背景之下，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历史对地域特质形成的决定性一面；能够看到的是一种以履行军人职责和传承军人使命为基本内容的社会形态。这已成为我们研究贵州历史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也是今天我们认识和解读贵州特定地域文化的一个极大亮点。

贵州多个少数民族都兴有赤脚上刀梯的传统活动，借以显示自己不惧艰险，骁勇、强悍

通过对以上古代贵州历史和省情的一些粗略认识，我们不难产生这样的印象：尚武崇军同样已成为贵州山地民族最基本的生存法则之一，同样也是构成贵州山地民族特定社会生活形态的一个极其重要组成部分。

贵州这种“好兵”的传统，与其他尚武的地域和民族一样，同样都有着它赖以存在的特定地域环境和条件，也同样都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基础。这与在中原内地的广大地区，千百年来流行那种“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鄙视军人的心理是截然不同的。

丁宝桢墨宝(www.xing528.com)

由于地处边远，地理区位的复杂，又因长期“夷多汉少”，标志着社会进步程度的学校教育事业在贵州的发展不但晚于中原内地，而且与邻近各省相比，也处于极不发达的状态。虽然在东汉时，出现了“北学游中国，南天破大荒”的贵州人尹珍，首开南疆之学。但这只是贵州学校教育事业发展历程中的“星星之火”。在之后的千余年中，由于社会经济发展得极其缓慢，贵州的学校教育事业始终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

至明永乐十一年（公元1413年）贵州建省后，贵州的教育日见兴旺。明朝廷为了推行“安边之道”，使人民“知君臣父子之道”、“变其土俗同于中国”，对“蛮夷之区”的贵州，加强“礼乐教化”，兴办了一些学校。王阳明创办龙岗书院，开创一代新学风，“文明肇起龙岗”，儒学渐兴。至此，贵州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新时期。明代贵州先后建各类官学80所，书院26所；清代建各类官学69所，书院159所。明清两朝贵州的科举制度共产生文进士796人，举人5938人，更涌现出了一批享誉全国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文化名人。

黄芝萌、张先培烈士像

此一时期贵州教育的兴盛，极大地推动了贵州社会的进步，拉近了贵州与中原和沿海省份之间的距离。至清代末期，明清两朝中央政府对贵州几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和开发，使贵州与全国的联系更进一步加大，为贵州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更为贵州在后来的中国民主革命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打下了基础。

位于今北京动物园的行刺袁世凯“四烈士墓”。其中：黄芝荫为贵州贵定人，张先培为贵州贵阳人

清末，在行将就木的没落王朝中，出现了一个来自贵州、力陈光绪帝实施变法维新的清廷重臣，这就是被梁启超称为唯一的“二品以上大臣言新政者”的清廷礼部尚书李端棻；而在光耀史册的“公车上书”上签名的600多名举人中，有95人来自贵州；在以武力推翻封建王朝统治的斗争中，同样有着标志性意义的革命党人刺杀袁世凯事件的“刺袁三杰”，贵州有二杰；在决定护国讨袁的“天津七人会议”上，贵州志士占有四席；而在北伐战争中，黔军更以20多万之众，加入国民革命军，成为北伐左翼的主力军团。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正处在社会变革的伟大时代。此时的贵州，走出了以同盟会员平刚、张百麟、张云甫、王伯群、彭述文，以及凌霄、安健、戴勘、周素园、蹇念益、陈国祥、王文华、胡刚、吴传声、熊其勋、王天培、何应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追求民主革命的志士。他们追随孙中山，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成为走向民主共和的先行者和捍卫新生民主共和国的先锋斗士。他们的这些壮举，在为中国民主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同时，更将贫穷边远的贵州，推向了中国民主革命斗争的前沿。

平刚墨迹

天津护国七人会议参加者之一、护国军左参赞、右翼总司令兼第四梯团长戴戡（贵州贵定人）

民国初年，贵州在全国一系列重大事件中的特殊作用，客观上成就了刘显世、王文华、袁祖铭、彭汉章、王天培、何应钦、谷正伦等一大批在民国军界中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贵州人；同时也成就了一大批贵州山区的热血青年们，得以走出大山，投考黄埔，献身军旅，最终成为国民政府的军中骨干。当然，也同样成就了在护国讨袁战争、护法战争、北伐战争及抗日战争中能征善战的“黔军”。

提及黔军，首先给人们的成见是于1935年在黔北几乎被中国工农红军“消灭”的毫无战斗力可言的“双枪兵”。然而，这样的认识与黔军的实际情况是有出入的。从实际情况看，既有贵州军绅政权相互征伐和鱼肉百姓方面的事实，也有何应钦创立“少年贵州会”，周西成等主黔后实施的许多地方自治措施。这方面的事实说明，黔军创建以后，在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也为贵州老百姓做过一些好事。

在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之中，黔军部队自始至终参加了正面战场上抗击日军的许多重大战役和战斗。他们以高昂的斗志、严明的军纪、超乎寻常的吃苦耐劳精神和令人交口称赞的战斗力，让友军和国人刮目相看，涌现出许多撼人心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深受广大民众的赞誉，也曾被各级指挥将领们看好或推崇，并多次得到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和最高统帅蒋介石的嘉许。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贵州参战的成建制黔军部队计有11个陆军师。它们是：陆军第八十五师、第八十二师、第一○二师、第一○三师、第一二一师、第一四○师、新编第八师、新编第二十八师、预备第二师、独立第六旅、陆军补充师等。

在贵阳南厂军营整装待发的黔军部队（照片拍摄于20世纪20年代末，地点位于今天的省军区大操场）

据国民政府兵役部及军政部兵役署的统计：1937年8月至1945年间，贵州壮丁配额为583000人，实征壮丁数为675432人。其中，补入中央军队的为639631人，补入地方部队的为35801人。这就是说，在整个抗战期间，至少有70余万的贵州各族热血健儿先后出黔，直接在抗日的疆场上与日本强盗拼杀。

70余万健儿出征这个数字，与同时期贵州全省约800余万人口的数字之比，可知当时在极端贫穷的贵州，平均每80个人中就有7人奔赴了抗日的疆场。这个80∶7的人口总数与出征人数的比值，位居全国的前列。而与在当时被赞誉为“无川不成军”的兵源大省四川相比，也并不显有半分的落后。因此，我们可以自豪地说，在面临国家危难的重要时期，贵州不但没有落后，而是奋勇当先，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英勇无畏的黔中健儿同样能够挺身而出，勇赴国难，承担起我们这个不屈民族抵御外侮的伟大使命。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并为之付出了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我们的民族之魂，也是黔人的骄傲。

回顾“黔军”走过的历程，俨然是一部令人感慨而又悲壮的历史。这支自辛亥革命以来，诞生、发展、壮大、消亡于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时期的贵州地方武装，时代造就了它传奇的经历和悲壮的命运。它曾与滇军共同首举义帜，成为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的中坚力量；也曾在北伐战争中一路挺进，予北洋军以沉重打击，为北伐的胜利立下大功；更在关乎民族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与全国人民一道，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构筑起抵御侵略的坚固长城，勇敢地承担起解救民族危亡的伟大使命。

在此，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作为“八一”南昌起义部队主力的贺龙的二十军，系由贺龙任师长的黔军彭汉章部（广东国民政府赋予的番号是“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扩编而来。贺龙部从官佐到士兵中的基干部分，均为1924年5月至1927年初，贺龙率领部队在贵州铜仁、松桃、江口、三穗、玉屏一带多次招兵和收编地方武装扩充而来。

辛亥革命元老，贵州毕节人周素园先生

红军长征期间，由贺龙、任弼时、肖克、王震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红二、六军团多次进出贵州，曾在黔东和黔西北的毕节、黔西、威宁、赫章等地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多次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在贺龙的亲自支持和帮助下，贵州籍的辛亥革命元老周素园老先生会同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邓止戈，收编和重组了毕节及周边地区的多支地方武装，成立了贵州当地第一支打出地方抗日武装公开旗号的队伍——“贵州抗日救国军”。周素园任司令员，邓止戈为参谋长。“贵州抗日救国军”下属三个支队，人员超过2000人。这支队伍为宣传红军北上抗日的主张和鼓动地方民众的抗日情绪都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后来，这支队伍除了一部被指令留在当地外，大部分随红军长征北上到达陕北。参加红军长征的红六军和红二十五军创始人之一的贵州思南人邝继勋，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时，曾任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主席，后被张国焘设计暗杀。中央红军（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贵州三穗人杨至成曾担任红一方面军后勤部长。遵义会议会址这么一座简单的小楼，却书写着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举足轻重的一笔。

在贺龙、肖克率领的红二、六军团进入贵州的同一时期，在黔桂两省交界的地区也出现过一支称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的武装。这支武装主要由活动在贵州都匀、独山一带的黔桂地方军阀武装演变而来。他们在中共黔南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在黔桂两省交界的广大地区从事了大量的抗日宣传鼓动工作。这支队伍在高峰时期曾发展到10000余人，他们的抗日救亡活动，一直延续到1936年底的西安事变爆发。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工农红军在贵州活动期间，先后有近3万贵州儿女参加了红军。贵州是长征路上走进红军长征队伍人数最多的一个省。但笔者至今仍没有查到有关部门正式公布的数字。

这一切都充分地说明，经济上贫穷落后的贵州，在决定中国命运的多个关键时刻，并没有落后于其他的省份。反之，在一系列能够影响近代中国社会走向的重要时期和重要事件中，贵州或贵州人都成为了主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并发挥过十分重要的作用。

我们今天追忆黔军部队的传奇经历，缅怀黔军将士在民主革命战争和抗击侵略的战争中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其意在于说明兵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秋瑾（前排左三）与贵州留日学生“时敏同志会”成员合影

【注释】

〔1〕当时贵州尚未建省，这里所指的“贵州地域范围内”是指清雍正年间“改土归流”后，贵州列为清代18个行省之一后，确定的现今贵州的境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