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回族音乐：文化兴教育，古县书香飘

重视文化兴教育　古县处处飘书香

平罗作为一个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县，凭着年种年收水浇田的有利条件，成就了她光艳夺目的古代农业文明。而到了近代，平罗文化教育的发展，同全区各兄弟县市相比，也可谓熠熠生辉。而地方教育的发展，与地方有识之士大力提倡和发展教育是分不开的，马羲龙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马羲龙（1837~1930），字化成，回族，平罗宝丰镇人。少好武功，清末参试武举，民国初年任旅长，且与马鸿宾联姻（其女嫁马鸿宾子）。他幼时家贫，少年靠卖烧饼度日，没上过学。当旅长后，吃尽了没文化的苦头，后归故里，热心公益 力

办学，桃李满园。

宝丰县城复原图

宝丰城，曾是银北的一个县城，有高墙深池，城内外有清真寺5座、神庙5座，城外南关的龙王庙影响最大。封建社会的神权特点在这里尤为明显，小城充满了神秘的色彩，而色彩最浓的要数龙王庙。据传龙王庙经常半夜三更有鬼叫声，孩儿啼哭，大人哄他说“听龙王庙”，孩子就不敢哭了。回民不信神鬼，马旅长借助自己的声望，拆掉了龙王庙里的泥塑像，自己出钱将10多间破庙房维修一新，又在庙后新建5间教室，办起了7年制的“宝丰高级小学”。从民国7年至民国14年（1918~1925），先后毕业学生3期共50多人，从第三期开始，高小改成师范，学生全上师范班，毕业后有的到寺上或庙上办学。东大寺办了回民女子小学，城隍庙办了女子识字班和男子初小班。有的到宁夏中学和宁夏师范继续深造（时称甘肃省立五中八师），这批学生中有一部分在1926年冯玉祥路过宁夏参加北伐时加入冯玉祥部队。马羲龙离任时安排了忠于教育的弟子接任，第四期乃至以后各期毕业生递增，培养出的学生对当地文化和经济发展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平罗县体育中心

当时的龙王庙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在这里办学不同一般。首先教师具有很高的水平。马旅长用高薪聘请了湖南的焦沛南、四川的高秉文当教师，通上堡（现惠农县庙台）的李冲和（解放后任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当教务主任。高秉文古文底子很厚，在当时的宝丰是个才子，但此人性格孤傲，脾气倔，外号“高枪手”（发起脾气很怕人）；李冲和德高望重，通晓教育管理，知人善任。办学第二年学校就声名大振，平罗、陶乐、磴口的不少人慕名到宝丰完小求学。为了稳住教师，马旅长对教师的生活格外关心，经常请教师到自己家里吃饭。据说有两个汉族教师家在外省，他们说想家，其实就是想在家里能吃上猪肉，马旅长知道这事后，请人做了猪肉让他们吃。可见为了留住教师，为家乡培养人才，马旅长真的是不顾一切了。

学校是民办的，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和李冲和商议定了几条行之有效的办法。一是勤工俭学，师生开荒，种了十几亩校田。二是号召乡民资助学校。主要是动员地方上有钱的人捐资办学。三是收捐。收鸽堂子捐（当时养鸽子的人家），收渡口捐（宝丰过黄河有个红崖子渡口），收煤炭捐（当时逢集卖炭的人多）。还有不成文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马旅长在街上开了商店，字号“福盛西”，商号里赚的钱全用来办学。

平罗县文化中心

马旅长是旧军官，但他用的教务主任李冲和却是个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极深的爱国知识分子，同时也是改革旧文化的一名干将。

学校创办初始，沿袭旧教育的教学方法，学生死啃《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整日背诵子曰诗云。学校像一潭死水，毫无生气，马旅长对这样的学校不甚满意，但自己不懂教育，无可奈何。就在这时，他从当时主政宁夏的马鸿宾那里得知，李冲和从兰州师范毕业，给官不做，说要办教育。马旅长亲自去请李冲和当他的教务主任，并说办教育你懂，只要能把学校办好，教育的权归你掌。

李冲和办教育，特别注重教学内容的改革，一改过去中国小学只进行识字教学的传统。在加强读写教育的同时，还加强了算术、珠算、自然、历史、地理、劳动等课的教学，以后又增设了外语（英文）教学，这在当时是平罗首创。李冲和的社会活动很多，在上好课的前提下，学校的课外活动也搞得很红火，每季度搞一次篮球赛。课外活动，现在叫第二课堂。单这一项，就出了不少名扬省内外的人和事。马赞良（马羲龙之子）的毛笔字，在当时的宁夏省是数一数二的，他收集的历代皇帝书法帖至今尚存；丁玉林、吴强中解放前是宁夏秦腔剧团著名旦角；王存林、王存智等篮球队员解放前威震西北五省。李冲和在宝丰完小工作10年之久，为当地和附近区县培养了大批人才，深得民心。1930年，任宁夏北路保安司令的马赞良为感激李冲和老师的办学和培育之恩，推荐他当磴口县县长，他谢绝了；后又推荐他当平罗县教育局局长，他为了给地方上培养人才就答应了（当局长后1年多辞职）。

马旅长建校、育才、用人之道至今有许多可取之处，其子为他立的石碑虽倒了，人民为他树的心碑却永立着。

在民国18年（1929）之前，平罗县上学的女孩子很少，其主要原因是平罗县没有女子学校，家长受封建思想的束缚，不让女孩子入男女兼收的学校读书。有少数受新思想影响的家庭让女孩子上学，也是送到外地女子学校就读。如平罗县通城堡的李秉彝，清末秀才，“戊戌变法”后，入兰州高等学校深造，毕业后留兰州任教时，将自己的女儿李秋霞带到兰州女子学校就读。如思想开明、家境殷实的孟高义将女儿送到银川女子学校就读。有些家长也想让女孩子上学，但因家庭贫困，无能为力，失去上学机会。

到民国19年（1930），时任平罗县教育局局长的李冲和，看到本县女孩子上学困难，产生了在县城创办女子学校的想法，为更多的女孩子上学创造条件。于是，他联络地方各界知名人士，向上级教育部门、县政府上书，阐明了创办女子学校的理由，很快获得了批准。李冲和自任校长，筹划经费，选聘教职人员，于当年秋季，将县城内钟鼓楼西南角的文庙后院的数间屋宇修葺一新，挂起了“平罗县城女子小学”牌匾，开学上课，城乡民众数百人前来祝贺。

1959年3月的平罗中学

女校创办初期，全校设6个年级4个教学班，五、六年级因学生少，便与其他年级合为复式班进行教学。全校有学生100人左右，均为女生。到民国29年（1940），女校学生发展到160人，五、六年级单独开班教学。

女子小学先后毕业的学生，多数人因本县没有中等学校，加之家庭生活贫困不能升到高一级学校深造，只有少数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考入宁夏中学和宁夏女子师范读书。到民国30年（1941年）惠农中学成立，民国31年（1942）国立绥宁师范学校在黄渠桥成立后，平罗女子小学毕业生考入惠农中学、国立绥宁师范等学校深造人数逐渐增多。在中等学校毕业的女学生回到平罗县从事教育工作，如李善淑、吴思珍、冯素珍等，都先后在县城小学、县城女子小学任教，还有部分毕业或肄业女生在农村完小或初小任教。在民国年间，平罗县女子考入高等学校读书者很少。据马俊起《解放前宁夏籍大学生名录》（《宁夏文史》第二十四辑）记载，平罗县上高等学校的女学生只有两人：张瑜（女），入国立西北师院劳作科就读；张光华（女），入北京协和医院妇产专科就读。到民国37年（1948）秋季，平罗县城女子小学改为平罗简易师范附属小学，并同时招收男生到该校就读。1951年秋季，将女校迁址到县城南门外公路西侧水龙庙。1955年2月28日，平罗县人民政府第四次行政会议决定，将平罗师范附属小学改名为平罗县城第二完全小学。(www.xing528.com)

民国29年（1940），平罗县有完小7所、初小56所，共有班级133个，在校学生6433人，教职工153人。此时，平罗县没有中等学校，小学生毕业后上中等学校十分困难。有钱人家的子女到银川、兰州、北京等地的中等学校就读，而贫困人家的子女小学毕业就失去了深造的机会。民国年间，平罗县在北京、天津、山西、陕西、甘肃等地上大学的学生也只有50多人，可谓凤毛麟角。

民国30年（1941）4月1日，宁夏省政府将平罗县北部的8个乡划出，设立了惠农县。平、惠分治后，惠农县热心教育的人士张德志、李冲和、马赞宏等积极奔走，向宁夏省教育厅恳请在惠农县设立一所中等学校。省教育厅批准后，在黄渠桥一完小（北校）初中班的基础上，创办起了惠农县初级中学，名惠农中学。民国31年（1942），国民政府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在惠农县黄渠桥镇建立起国立绥宁师范学校。从此，平罗县的小学生毕业后，有条件继续深造者，除少数到银川等地就读外，部分就近入惠农中学、国立绥宁师范学校就读。

惠农中学的首任校长是于铎，校址设在娘娘庙。学校初创，校舍及各种设备严重不足，热心教育的地方士绅便出面动员群众，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很快就建起了9间教室、3间办公室、10间学生宿舍并购置了课桌凳。当年从平罗、惠农两县的小学毕业生中招收初一年级学生45人，开设的课程有国文、数学、英语、公民等。到1945年，全校共有3个年级、3个教学班，拥有学生100余人。

民国35年（1946）春，刘堂琛任惠农中学第四任校长。在他的倡导和地方热心教育人士及惠农县政府的支持下，在黄渠桥镇惠农渠东侧的沙滩上又筹建了新学校，刘堂琛校长亲自领导地方上派来的民工和学生挖坷垃，垫地基，运砖瓦，当小工，一边劳动一边上课。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斗，终于在低洼的沙滩上建起了一座比较正规的学校。新校区有4个教室、14间办公室、12间教师宿舍、20间学生宿舍、5间伙房。

由于马鸿逵大肆抓兵，连学生都不能幸免，多数被抓去当兵，再加上平罗简易师范的建立，惠农中学的学生逐渐减少，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只有学生80多人、教师11人、职工7人。

1949年9月23日宁夏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军管会文教处派刘廷栋为军事代表，接管绥宁师范和惠农中学，并将绥宁师范并入惠农中学，成立师范部。学校还发出通知，召集回家的学生回校复课，除开设文化课外，每周的星期一由解放军一九四师政委给学生作政治报告，讲解党的各项政策。

1950年定名为“宁夏省立惠农中学”，宁夏省人民政府主席邢肇棠为学校题写了“惠农中学”的校名。

1955年国家撤销了宁夏省的建制，将宁夏并入甘肃省，学校又改名为“甘肃省立惠农中学”。同年，随着学生逐渐增多，学校又成立了高中部，当年招收高中生40多人。

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学校又改名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惠农中学”。由于学校自建立以后，一直有勤俭朴素、勤奋读书、尊师爱校的好校风，再加上刘堂琛校长治校严谨，以身作则，惠农中学的教学质量在全区名列前茅，被确定为全区重点中学。

1960年国家撤销了惠农县的行政建制，划归石嘴山市管辖，学校又改名为“石嘴山市第一中学”，仍是自治区重点中学。

1962年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时，黄渠桥地区划归平罗县管辖，学校又改名为“平罗县黄渠桥中学”。

1984年10月中共平罗县委、平罗县人民政府决定将黄渠桥中学改名为“平罗县回民中学”，从当年起每年的高中招生中，回族学生的比例不低于50%。1988年在县城新建立了“平罗县回民中学”，县上又决定将学校再改为“平罗县黄渠桥中学”。

1991年黄渠桥中学举办了建校50周年的隆重校庆活动。

惠农中学曾以校风优良、师资雄厚而驰誉于宁夏，为宁北地区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有许多人被提拔到自治区和石嘴山市重要领导岗位，各行各业名人层出不穷。而如今的黄渠桥中学，续写着新的篇章。

值得一提的是，百年文化古镇黄渠桥自清晚期起就有崇儒重教的传统，清末杨贡生、蔡贡生、梁贡生三贡生并立在黄渠桥成为美谈。

民国时，当地百姓更加重视对孩子的文化教育，涌现出张德志、李冲和、刘堂琛、马赞宏等一批热心文化教育的地方人士，他们主张教育救国，热心家乡教育并积极为之奔走呼吁，如张德志、马赞宏等，有的甚至给官不做立志教书育人，如李冲和、刘堂琛等。正是有了这样一批人士，能为地方教育的发展而谋划、奔走、呼吁、关心、支持甚至献身，才使黄渠桥这个在当时只有几千人的小镇，竟然能够拥有一所师范、一所中学和两所完全小学。这种特殊的教育盛况在国民党统治下的贫穷落后的大西北，恐怕也是极为少有的现象。

在黄渠桥中学旁边有这样一个生产队，只有30多户人家，解放以后通过读书、考学走上工作岗位的农家子弟就有40多人，其中从1977年高考制度恢复后考入大中专院校深造的农家子弟就有近40人，甚至出现了兄弟并肩跃龙门、姊妹比翼上高校、父子携手做文人的可喜现象。是黄渠桥小学和中学为他（她）们提供了读书的近水楼台，是一代代呕心沥血的教育工作者，为他（她）们插上了飞翔的翅膀。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尊师重教的文化氛围一旦形成，就会泽被桑梓，对后代产生深远的影响。

解放以后党和政府更加重视教育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平罗的教育发展步入了快车道，已经基本形成了从幼儿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职业教育到电大、函大教育等比较完善的教育体系，尤其是民族教育的发展，更是成绩喜人，全国百所回民小学中，平罗就有3所榜上有名。平罗的教育发展，就像五月的沙枣花一样，散发出浓浓的书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