顿河风云：墨伊提斯大沼泽的诞生及欧洲民族大迁徙

在黑海北岸，克里木半岛的东方，有一片三角形的洋面。它今天的名字叫“亚速海”，但在古代，罗马人却管它叫做“墨伊提斯海”。那时，墨伊提斯海比现在要宽广得多，它浅浅的海水一直向东北方蔓延到顿河下游平原的中部，又从那里向东扩展至伏尔加河下游，即今天的伏尔加格勒附近。顿河和伏尔加河两股强劲的淡水也注入这片区域，使得在不到一米深的低盐度海水下，淤积起了厚达三至五米厚的河泥，从而形成了墨伊提斯大沼泽。这是古代欧洲最庞大的沼泽，它里面鱼虾丰盛，水草繁茂，但深不可测的泥潭也使它成了几乎所有陆生动物的死亡陷阱，能够自由地在里面出没的大型陆生动物只有一种——鹿。由于它看上去完全无法穿行，所以千百年来，居住在其两侧的人类，都把这里当作世界的尽头。难怪在古希腊罗马学者的笔下，欧洲与亚洲之间的自然边界并不是乌拉尔山与乌拉尔河，而正是这片墨伊提斯大沼泽及其主要源头——静静的顿河。

公元349年夏季的某个清晨，一头小鹿正在墨伊提斯大沼泽的东缘悠闲地吃着草。此时，几个骑马的猎人发现了它，一场追逐立即开始了。见小鹿蹦蹦跳跳地跑进了沼泽的深处，猎人们感到再追下去实在太危险，就勒住了他们的缰绳。但没想到，小鹿也停了下来，还歪着头看着他们。见到这种情况，一个猎人提议说：“这头鹿显然已经累了，再追下去，也许就能逮住它。更何况，既然是鹿能去的地方，我们的马当然也就能去！”同伴们听他说得有理，便又继续开始了追逐，并且在经过的地方都用丢下的树枝做上了记号。可是小鹿向西跑跑停停，猎人们就是抓不住它。当天色已经开始黯淡下来的时候，他们突然发现：小鹿失踪了，而自己马蹄下的土地也已经不再潮湿。在不知不觉中，靠着小鹿的指引，这些猎人成为第一批走通了墨伊提斯大沼泽的人。他们脚下的这块土地，就是肥沃的东欧草原。直到数百年后，当时东欧地区的主宰东哥特人还愤怒地诅咒着那头无辜小鹿的亡魂。

这些猎人既不是日耳曼人，也不是波斯人，更不是罗马人或希腊人，而是与欧洲人素未谋面的“胡人”。“胡”者，梵文所谓“Huna”，拉丁文所谓“Hunni”也，其词根即古汉语中的“胡”，陈寅恪先生曾有专文论述。自古以来，“胡”就是欧亚草原上许多游牧民族的统称，汉朝人习惯将其按照地理分布情况划分为东胡、匈奴和西胡三大部分。他们部族繁多，人种不同，从关于“五胡乱华”时期的史料来看，这些人中既有黄种人，也有许多白种人，很难简单地从名称中辨识其族源。以匈奴为例，一方面，考古学家们在原匈奴居住地挖掘出的遗体以蒙古人种为主；另一方面，许多古籍和存世文物都显示，真正的匈奴人大都高鼻深目，体毛甚长，身材高大，应接近于突厥人（如著名的霍去病墓“马踏匈奴”石像，就展现了一张胡须浓密，眼眶硕大，鼻梁细直的脸孔）。当然，自冒顿单于起，匈奴强大，多次南下掳掠汉族人口，也有不少汉族北上避难，主动投靠匈奴，并与之通婚融合。例如在公元前90年燕然山一战，匈奴便俘虏了李广利以下数万汉人，而他们本民族的人口又不到百万，所以肯定也掺入了不少蒙古人种的成分，不能一概而论。

据古罗马史料记载，胡人们身材矮小，肤色深暗，颧骨宽阔，鼻翼扁平，鼻梁细长，五官的体积都明显小于东欧的原住民，体毛稀疏，习惯剃光头部前方的头发，而在天灵盖两侧留着辫子。这完全是一副典型的黄种人面孔，或者用西方学术界通用的一个其实并不太恰当的名词说，他们属于蒙古人种。但考古研究还发现，他们中有相当部分的中亚人种，即现在所说的“突厥种”，其数量可能并不在蒙古人种之下。这是一个相当好客，从不特意和其他民族划清界限的民族，又不忌讳通婚，所以他们的遗体常常也和日耳曼、斯拉夫和伊朗等民族的遗体混杂地埋葬在一起，以至于难以分辨。另外，嚈哒人，即拜占庭人所谓的“白胡”，是欧洲胡人在中亚长期的同盟者，因此往往被外人混淆。但实际上，他们远在中亚腹地，从来不和胡人居住在一起，文化习俗也完全不同，明显应单独算作一个民族。关于嚈哒人的起源，向来说法甚多，有大月氏说、高车说、氐羌说、波斯说，甚至契丹说和朝鲜说，它们各有各的道理，但又莫衷一是。因篇幅所限，又与欧洲民族大迁徙的主题无关，就不在此赘述了。

▌出土的许多胡人头骨都被怪异地人为拉长，无疑是他们幼年时用布带紧束所致

这些突然现身于东欧草原的胡人从哪里来？他们到底又是谁？这是让几乎全世界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都特别感兴趣的问题，但又是一个几乎无法得到准确解答的问题。苏联学者曾经广泛地发掘了从多瑙河中游平原到蒙古高原所有可能的胡人遗迹，又搜遍了东西方的所有相关史料，但最终也无法得出令人完全信服的结论。问题的关键，一是因为人种混杂，导致完全没有学术争议的欧洲胡人遗体几乎不存在；二是因为欧洲胡人本身的文化水准太低，缺乏标志性的文物。现在我们看到的胡人文物，主要都是他们的劫掠所得，或是其他民族的贡品。比较有特色的几样，一是他们的武器，二是战马的头部装饰，三是某些青铜器皿，特别是著名的青铜鍑。其中，第一种在当时的东北亚地区实际上很常见，任何一个民族的可能性都有；第二种几乎全是纯金打制，做工精美之至，覆盖着战马的整个头部，这在当时的东北亚地区极为罕见，显然更接近于西徐亚和波斯文化；青铜器皿的外形与中国传统及匈奴人的青铜器都有相似之处，但它们上面没有中国式的符号或花纹，做工也比匈奴青铜器粗糙得多，所以更有可能来自与其他中亚或东欧 民族的交流。

▌胡人的青铜鍑

▌胡人的头盔

现代考古发掘揭示，欧洲胡人与匈奴人之间虽然存在许多共同点，但也存在不少难以忽视的差异。除上面提到的青铜器皿不同外，匈奴族特有的标志性文物，诸如双环短剑、动物图案的铜饰牌、虎鹿造像等，在欧洲胡人的墓葬里还没有发现过。

更重要的是，欧洲胡人与匈奴在宗教信仰、社会形态、文化程度、生产方式等多个细节方面都有着明显的区别，例如：欧洲胡人奉行类似萨满教的原始宗教，崇拜动植物神灵，有重要问题时，就杀牲，观察内脏形状，以占卜吉凶。这是一种古老的巫术，曾经广泛流行于亚洲和美洲各地。但匈奴人则是崇拜天地日月的，有祭天圣物——休屠金人，在信仰上和汉族有些类似。外人进欧洲胡人的帐篷不必以墨黥面，结盟时不必喝用宝剑和饭勺搅成的马血酒，不用人头骨制作饮器，父亲或兄长死后，长子或弟弟不娶后母或寡嫂，这些文化习俗都与匈奴完全相反。真正近似的只有某些生活习俗和军事方面的特征，例如在亲人去世时，胡人男子并不哭泣，而是放声高歌，赞颂死者的功德，剪下发辫陪葬，并用刀在脸上划出一道道伤口，使自己血流满面，以便让死者不要看到自己女人式的泪水。但这一习俗广泛存在于亚洲北部和中部的各个游牧民族中，匈奴、丁零、乌孙、羌、氐、吐谷浑、突厥……无不如此。仅凭这些，根本不足以证明他们之间有什么等同性。(https://www.xing528.com)

除了考古发掘以外，近年来在民族研究中又盛行起了语言学考证。这当然是个有益的补充，但也不能过分依赖。拿欧洲胡人的例子来讲，语言学考证充其量只能证明他们与匈奴、通古斯、突厥、蒙古、日耳曼等民族在文化上有某些相似性，他们之间可能曾经存在过文化交流或继承的关系，但也仅此而已。就笔者目前所见的资料来看，欧洲胡人的语言比较接近古突厥语。近年来，还有中国学者利用这种语言学比较方法，论证欧洲胡人实际上是鲜卑人的一支，虽然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自圆其说。其实，古时在北亚地区生活的各个游牧民族借用匈奴语中的词汇，是完全合理，而且十分正常的事。胡人的起源问题，单靠语言学肯定无法解答。

既然用西方的研究方法难以获得结论，就让我们回到东方史料里探究。按《魏书》中“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先是，匈奴杀其王而有其国，至王忽倪已三世矣”的说法，我们的确可以模模糊糊地得出“欧洲胡人就是北匈奴”的这样一个假设，但它仅仅是假设。因为这个“去代一万六千里”的粟特国并不在东欧，而在咸海一带，比“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的波斯国还要靠东得多。至于这支征服粟特国的“匈奴”，则完全有可能是当时雄霸中亚地区的嚈哒人、悦般人或乌孙人，其中前两者都始终自称为“匈奴”。另外，在敦煌发现的古粟特文信函中提到：公元312年前后，中国首都洛阳被一个叫“Hun”的异民族所攻占，这显然指的是南匈奴消灭西晋的战争。所以，近代的欧洲汉学家一度相信，“Hun”就是匈奴，也就是在公元4世纪中叶入侵东欧的那个游牧民族。但他们还是没有考虑到，“Hun”或“忽倪”虽然无疑就是拉丁语中的“Hunni”，但其定义的范围却远较“匈奴”为大，匈奴充其量只是胡人的一部分而已。其实，“匈奴”在古希腊文中自有专门译法，拼作“Chonitae”，据托勒密的名著《地理志》记载，这个游牧民族在公元2世纪初出现在黑海北岸，它应当才是北匈奴。在许多古罗马著作中，这个民族同后来入侵欧洲的“Hunni”有极大的区别，除了名字和生活方式有些类似之外，体型和葬俗都很不一样。

尽管北匈奴和欧洲胡人之间可能存在某些传承的关系，但还有几个民族也可以充当候选对象。无论是当时的中国、罗马还是波斯，对自咸海以西至乌拉尔河，即今哈萨克斯坦北部及西西伯利亚草原上的情况都不甚了解，而它的面积广达1000万平方公里以上。按《汉书》和《魏略》，匈奴西北有马胫、浑窳、屈射、隔昆、新犁、商度、短人等多个民族，大都以游牧为业。据说马胫民族的马术极高明，令人感觉他们与马合为一体；而“浑窳”一词的原音可能极其接近于“欧洲胡人”，所以他们都可以算作“欧洲胡人”头衔的潜在候选者。但可惜，当时的中国人连他们所在的具体地理位置都分辨不清，更不用说讲明白他们的来龙去脉了。尽管如此，但就中国正史资料来说，丁零人就很具备成为欧洲胡人祖先的资格。这个游牧民族分为许多部落，行踪飘忽不定，但大抵在匈奴的西北方活动。东汉时期，随着匈奴的衰落，丁零人逐渐兴盛起来。汉魏之时，丁零分为北、西、南三部，南丁零在东晋、南北朝期间融入中原，北丁零（即敕勒/铁勒，因所制车轮甚高，又名高车）分为十二大姓，而西丁零则迁入阿尔泰山一带，后来不知所终，应当大规模西迁过，史官无法研究出他们的完整迁徙踪迹，正所谓：“魏晋之世，种族瓜分，去来沙漠之陲，窥扰鄣塞之际，犹皆东胡之余绪，冒顿之枝叶。”实际上仍是一本糊涂账。我们也不能排除另外一个可能性：欧洲胡人其实原本就居住在亚欧大陆接壤的草原上，为了震慑其他民族，他们假借了威名远播的北亚匈奴的名号（种种文献证据表明，匈奴人经常自称“胡”），因此其实只是所谓的“假胡人”（Pseudo-Hunni）。同样的怀疑，在对日后入侵欧洲的阿瓦尔人研究中也拥有相当多的支持者。

最重要的是，以当时的政治局势来看，北匈奴后裔在公元4世纪中叶倾巢入侵欧洲的可能性完全可以排除，因为他们当时在中亚和北亚地区生活得很舒适，根本没有外迁的必要，更没有外迁的迹象。公元3世纪后，北匈奴的后裔控制着从蒙古高原到里海的大片土地，相继建立起包括悦般、柔然、嚈哒、高车、突厥等多个国家或部落联盟，“匈奴余种留者尚有十余万落，皆自号鲜卑”，这些政权都一直维持到公元6世纪，而此时，欧洲胡人的黄金时代早已过去了。

在公元4世纪中叶以前，胡人——这个即将震撼欧洲大陆的蛮族，一直咬着他们冷冷的牙，在墨伊提斯大沼泽以东的荒野上游牧和狩猎。意外的地理大发现，在他们的面前展现出了一块美丽而富饶的新大陆。但并非所有的胡人都对移民西徐亚趋之若鹜，他们实际上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国家，而只是十几支友好部落组成的松散联盟，一个尚在雏形中的新民族混合体。如前文所说，可能其中有一些北匈奴部落的后裔，但势必还有其他游牧民族的参与，诸如西丁零、乌孙、马胫、浑窳、鲜卑等等。在开始时的若干年里，只有少数胡人部落踏上了西进的旅途，而更多的人则谨慎地沿着墨伊提斯大沼泽的边缘南下，来到接近高加索山脉的地方，当时那一带的主要居民是波斯人的近亲阿兰人，他们也被认为是萨尔马特人的一部分。

对于胡人来说，阿兰这个民族应该不会陌生。根据古希腊文和汉文史料记载，他们中的一部分在公元1世纪前后曾经占据过里海到咸海之间的地区，在那里建立了奄蔡国（也称阿兰聊国、粟特国或温那沙国），后来在公元3世纪被“匈奴”（最可能是悦般人）击败并吞并。另一部分阿兰人则生活在西至黑海，东至里海的土地上，现在也轮到他们遭受东方铁蹄的侵略了。据《魏书》记载：“（阿兰国）北又有女王国。”这个“女王国”指的大概就是还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萨尔马特人了。胡人向阿兰人发动的战争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二十多年，至公元372年前后，终于将其彻底征服。众多的阿兰人向胡人投降，成为对方此后主要的同盟力量之一。

在胡人入侵的阴影下，公元350年前后，奥斯特罗哥塔国王的曾孙埃尔马纳里克登上了东哥特的王位。他是近百年来，第一位有幸称王的阿马尔家族成员，其夺权之路想来也不会太平坦。即位时，他的年纪应该已经很大了，有可能超过了50岁。在他之前，统治东哥特人的国王是格贝利克。此人曾于公元335年西征多瑙河中游平原，在今罗马尼亚西北部大破占据着那里的汪达尔人，斩杀了汪达尔国王维悉马尔。但汪达尔人的抵抗仍然相当顽强，最终迫使格贝利克撤回喀拉巴阡山脉以东，汪达尔人也从此和哥特人结下了世仇。在格贝利克的统治下，东哥特王国的疆域差不多已经相当于现在的乌克兰全境。但埃尔马纳里克的抱负比格贝利克更大，在他统治的最初几年里，东哥特人向西、北两个方面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扩张战争，把今俄罗斯西部、白俄罗斯、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波兰东部的广大领土全部收入了自己的版图。据原始史料记载，埃尔马纳里克前后征服了二十多个日耳曼、斯拉夫和伊朗民族，国土北至芬兰湾，南至克里木半岛，西至维斯瓦河，东至墨伊提斯大沼泽，几乎整个西徐亚都被他统一了。他的武功之多，被认为在历史上只有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王可以相比。

埃尔马纳里克取得的丰功伟绩来自他对东哥特王国进行的改革。他继承的国家已经存在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东哥特人在生活习俗的各个方面都深深地西徐亚化了。他们从当地土著那里引进了萨满教，以草原上常见的猛禽——鹰为部族图腾；他们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阿马尔贵族被确定为唯一可以戴上王冠的家族；他们也开始学习骑马，但是技术一直不特别出色。在军事上，东哥特人增加了希腊、罗马军队的特色，废除了过去士兵各自为战的散漫战术，改以强调纪律性的重装步兵方阵为主。此时，东哥特士兵们身披厚实的盔甲，手持巨大的盾牌和超长的矛或槊，用来对付以骑兵为主的芬人、萨尔马特人和斯拉夫人，效果相当理想。但这种战术也有其局限性，那就是移动过于缓慢。而且在敌军弓箭射程足够远，精准度和冲击力又足够高的情况下，盔甲和长矛便发挥不出作用。加之东欧草原一马平川，更适合轻骑兵往来突袭，这就注定了哥特人即将到来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