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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输入鸦片:影响中国近代史

时间:2024-01-27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同时,公司取消以后,保护商业的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在十八世纪就能大量地输入中国,那么英商无须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么,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么,我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至如此之深。

英国输入鸦片:影响中国近代史

到了道光年间,中西都有大变动,使旧的中西关系不能继续存在。

第一,英国在十八世纪的下半期有所谓工业革命。在手工业时期,英国出品运至外国者不多,适宜于中国市场者更少。到了拿破仑战争以后,在海外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需要。

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以往各种贸易的限制和阻碍,英人视为家常便饭者,到了十九世纪,英人认为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

第三,经过十八世纪及十九世纪初年的战争,大英帝国毫无问题的是世界上最强的帝国。英人往年在广州所能忍受者现在觉得万不能忍了。并且这个帝国以印度为中心。要侵略亚洲别部,英国有印度为大本营、出发地。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地经营亚洲别部的必要。

第四,在十九世纪以前,欧人到海外去传教者全是天主教徒。在十九世纪初年,耶稣教徒也发现他们有传布福音给全世界的神圣使命。在广州的传教士,对于中国各种禁令的愤慨尚在商人之上。

我们试看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外人在澳门所发表的刊物,及他们写给政府的请愿书或给亲戚朋友的信,我们发现一个共同的要求:解放!他们,不分商人及传教士,都觉得解放的日子应该到了,已经到了。

在东印度公司的末年,驻华经理中之后辈就主张与中国算总账。以往公司的经理只求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现在这帮商人尚唯恐天下无事。在道光十二三年(1832年—1833年)的时候,外商已自动地,不顾中国的禁令,到福建、江苏、山东,甚至奉天及高丽去卖鸦片和新的机制纺织品;传教士也跟着他去传教、去施医药。实际上,沿海官吏就无可奈何。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内,遇着一只这样的犯禁的船,也无法对付。

道光十三年(1833年),东印度公司在中国的通商专利取消了。这种专利也是贸易不自由时代的产物,它的取消就是时潮的表现,取消以后,新来的商人多而且杂。他们对于中国的旧制度无经验,也无了解,只觉得这种制度极无理。同时,公司取消以后,保护商业的责任由英国政府负责。以前买卖是公司做的,要办交涉和打仗,费用也是公司出的;以后买卖是商人做的,交涉及打仗都是政府的事情了。所以大决裂的机会就多多了。并且责任既由英国政府直接负担,英国必须派代表常川驻华。这个代表要执行他的职权必须得中国的承认——承认他是外国政府的代表。那时,中国只知道有贡使,不知道有公使、领事。这种承认等于承认中英的平等。我们知道,在乾隆末年及嘉庆末年,中国绝无放弃传统观念的倾向。在道光年间,中国还是旧中国。事实上,在东印度公司取消以后,中英必须发生平等的近代的邦交,而中国的体制绝不容许这种邦交的发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英因此就以炮火相见。那次英国代表不久因病去世,这问题就成为一个大悬案。

换句话说:在道光年间,我们的通商制度及邦交观念是十九世纪的世界所不能容许的。(www.xing528.com)

同时,英国人的鸦片买卖也是我们觉得不应该容许的。

这个鸦片买卖的发展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历十七及十八世纪,中国的国际贸易总是有很大的出超,因之白银源源地从欧洲、南北美及印度输进来。西商所苦的是找不着可以销售进口货。在嘉庆年间,他们始发现鸦片推销之易,但是这种买卖的大发展尚在道光年间。在道光元年(1821年),鸦片进口尚不满六千箱,每箱百斤;到了道光十五年(1835年),已过了三万箱;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文忠到广州去禁烟的那一年——过四万箱。中国在道光六年(1826年)初次有入超,从此白银起始出口:西商的困难也从此解决了。倘若英国的工业革命提早百年,倘若英国的工业在十八世纪就能大量地输入中国,那么英商无须鸦片来均衡他们与中国的买卖;那么,中英可以不致有鸦片战争,只有通商战争;那么,我民族可以不受鸦片之毒至如此之深。但我们的农民家庭附属手工业的崩溃又要提早百年。换言之,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逃避外来的压迫的,除非我们的现代化也提早百年。

鸦片买卖的发展,除了有其商业的自然性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政治理由,那就是印度财政的需要。英国自十八世纪中叶战胜法国以后,就成了印度的主人翁,就着手整理印度的行政。整理的方法不外多用英国人为官吏。其结果有两个:一个是行政效率的提高,一个是行政费及军费的提高。印度因此发生财政问题。鼓励鸦片之输入中国是英属印度解除财政困难方法之一,即所谓开源者也。其用心之苦——如中国吸鸦片者的嗜好的探讨,价钱的适合,装包箱之图便宜等——不亚于任何现代的公司推销任何其他货品。

宣宗可说是个清教徒。他不但要禁烟,且禁唱戏。他的俭朴是有名的,连朝服尚不愿换新,只肯补缀。无疑地,宣宗的禁烟是出于至诚的、下了决心的。可是当时官吏的腐败,不是一个皇帝——虽有生杀之权——所能挽回的。所以愈禁烟而烟之输入愈多。我们若参看美国近年禁酒的经验,道光年间禁烟之失败似很自然了。

宣宗及少数的同志为什么要禁烟呢?他们一则觉得鸦片伤害身体,二则因为烟瘾妨害平民职业,三则因为烟瘾减降军队的战斗力。我们若以道光年间的谕旨及奏章为凭,他们禁烟最大的理由还是因为鸦片进口,白银就出口。那时国家没有统计(鸦片按法不能进口,故更不能有进口的统计),他们又怎能知道鸦片进口及白银出口的数目呢?他们的知识一部分得自传闻,因为鸦片买卖已成了公开的秘密,一部分得自推测。他们知道在嘉庆年间,每两银子可换制钱一千文,在道光中年,可换至一千六百文。他们的结论是:银价的提高是因为银子流出外洋。这个结论不尽可靠,因为在道光年间,中国各省铸钱太多,且钱质也太坏。他们所得的传闻往往亦言过其实。正因为他们的运动没有科学的基础,他们的热忱反而加高。

当时在广州有少数留心时务的士大夫共同探讨鸦片问题。顺德人何太青曾主张这个办法:“纹银易烟出洋者不可数计。必先罢例禁,听民间自种罂粟。内产既盛,食者转利值廉,销流自广。夷至者无所得利,招亦不来,来者则竟弛关禁而厚征其税。责商必与易货,严银禁罪名。不出二十年,将不禁自绝。实中国利病枢机。”监课书院教官吴兰修很赞成这个主张,自己作了一篇《弭害论》以资宣传,并请了学海堂同事们出来提倡。这些人都是粤东道台许乃济的朋友,他也相信这个主张是唯一可能的办法。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做太常寺少卿的时候,他就奏请禁白银出口,不禁鸦片进口但加税,且许人民种烟,希望拿国货来抵制外货。许乃济及他的同志都知道这个办法是下策,但是他们认清禁烟虽是上策,可惜是不能行的上策。御史们如许球、朱罇、袁玉麟都反对开禁,以为事系天下风化,万不可为,且如能禁白银出口,就能禁鸦片进口。许乃济的办法就打消了。

道光十八年(1838年),黄爵滋奏请治吸烟者以死罪,这是禁烟加严的大呼声。宣宗令各省将军督抚讨论。大多数的人都以为死罪太重,因为太重,地方官吏反不执行了,他们以为贩卖者的罪实大于吸食者。唯独湖广总督林则徐完全赞成。宣宗于是决定吸食与贩卖同时都禁,并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鸦片贸易大本营的广东去禁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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