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丁末政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等人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客观的说，瞿鸿禨并非是什么卑鄙小人，他出身于耕读世家，多年的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培育了他忧国恤民的清廉品格和“为天地立身、为生民请命”的士人风骨。瞿鸿禨曾经为官多年，后来回籍守丧数年后，居然没有盘缠还朝复官，最后只能将自家的老宅出卖换取路费。这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晚清，这无疑是可与包拯相媲美的清官榜样和道德楷模。和人来人往、红包不断的庆王府相比，瞿鸿禨虽然门生故旧满天下，但其家门却“屏绝警卫，门无杂宾，萧然斗室，一如书生”，他身为仅次于奕劻的军机重臣，位极人品，也只有“一舆二仆”，为世人所尊敬。
袁世凯是个头脑灵活的人，他深知在朝廷办事没有红包的润滑是万万不行的，于是他在贿买了首席军机奕劻之后，也试图用同样手段拉拢瞿鸿禨。开始的时候，袁世凯派人给瞿鸿禨送上“当修门生之敬”的礼节性红包，被拒后又送去“请为昆弟交”的结交性礼金，但再次被拒。两次被拒后，袁世凯有点整不明白了，这瞿鸿禨脑子是不是有病啊，他又不富裕，何以对官员间常见的金钱来往如此冷漠呢？后来瞿鸿禨的次子成婚，袁世凯特意让人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上一份八百两银子的厚礼，居然第三次被瞿鸿禨很礼貌的回绝了。袁世凯混迹官场多年，还是第一次碰到这种“不识时务”的人。他觉得这人要不是脑子有病，要不就是对金钱已经完全免疫。既然瞿鸿禨是一个不可拉拢的人，在奕劻和袁世凯的官场逻辑中，这就是一块必须搬走的又硬又臭的大石头。
瞿鸿禨和奕劻、袁世凯等人显然不是同道中人。当时，奕劻是首席军机大臣，袁世凯是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又掌管北洋新军，两人勾结在一起当然是权倾朝野。再来看看清高的瞿鸿禨这边，就显得有点势单力薄了。瞿鸿禨虽然科举仕途都很顺利，但真正得到慈禧太后宠信的则是在庚子之难后，他在西安为代慈禧代拟诏旨，由此成为军机重臣的。这时，他想起了一个人，那就是同样在庚子之难中护驾有功的岑春煊。
岑春煊和瞿鸿禨的经历不同，他出身高干家庭，其父岑毓英曾任云贵总督。岑春煊年少的时候放荡不羁，曾与瑞澄、劳子乔并称为“京城三少”。岑春煊中举人后出仕做官，后来在甘肃按察使任上，恰逢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而慈禧与光绪出逃的时候，岑春煊首先率部勤王，由此获得慈禧的好感并重用，并历任四川总督、两广总督。在官制改革的时候，岑春煊在两广总督任上。
岑春煊出身豪门，气度当然不凡。但和其它贵公子不一样的是，岑春煊为人有胆有识，做事很有魄力，当时地方总督里即有“北袁南岑”之称。和瞿鸿禨一样，岑春煊对钱财这些身外之物毫无贪恋之心。他在两广总督的任上，广州的米商们给新任总督送上例行的“公礼”——在禀贴中夹带了一张四十万的银票。岑春煊收到后，严加拒绝。米商们非常惊恐，以为岑春煊将要对他们不利，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没有收礼的岑较那些尽情收受钱财的官员们更加的爱护商民，以至于岑春煊离任时，那些商民都含泪相送，连称“知不收礼而肯为民任事者尚有人也”。
但是，岑春煊对手下那些官吏就不一样了。他在任期间，不惧权贵，严肃吏制，曾一举弹劾四十余名官员，尤其是逼令荷兰引渡裴景福和查办广州海关书办及驻比利时公使周荣曜两案尤其引人注目。由此，当时人送岑春煊绰号“官屠”，与“士屠”张之洞、“人屠”袁世凯并称“清末三屠”。毫无疑问，岑春煊在弹劾并处罚了一大批买官而来的官员后，也因此开罪了这些官员的后台——“庆记”权钱交易所的老板庆亲王奕劻，自然也就被奕劻等人视为异己了。
正因为类似的经历和志趣，瞿鸿禨在与奕劻等人进行党争的时候，立刻想到了要引岑春煊以作奥援。本来，岑春煊当时调任云贵总督，而且“毋需来京请训”（据说是奕劻作的手脚），他开始在上海称病不行，随后在瞿鸿禨的秘密操作下，岑春煊假装从上海出发，前往汉口。走到半路，岑春煊突然来了个大转折，乘火车“迎折北上，坚请入对”。这个举动，里面的玄机大了。
岑春煊显然是不愿意去云贵那种穷地方做什么总督的，因为这将使他远离权力中心（这正是奕劻的用心所在）。对于岑春煊的遭遇和想法，瞿鸿禨当然是心知肚明，在他的策划和帮助下，岑春煊决意要见慈禧太后一面，以求事情能有转机。
岑春煊的突然到来，使得当时本就紧张的枢廷气氛更加的具有爆炸性，大家都在揣测对方的下一步棋将会如何发展。不出意料，在瞿鸿禨的帮助下，慈禧太后很快召见了岑春煊。老太后和岑春煊相见，谈起当年蒙难之时，未免唏嘘了一阵。慈禧太后想起当年岑春煊亲自跨刀立于在破庙门口整夜看护自己的往事，也颇为的动情。她指着光绪说：“我常和皇帝讲，庚子年要是没有你岑春煊，我们母子哪来的今日啊？”于是岑春煊乘机向太后表明自己的“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请求开去云贵总督之任而留在都中效力的意思。慈禧太后听后，当即就表示：“你的事情我知道了，我总不会亏负于你！”
很快，岑春煊从云贵总督任上开缺而获任邮传部尚书，这也标志着瞿岑联盟的建立。岑春煊还没有上任，就来了个大动作，他把矛头直指其第一下属，邮传部侍郎朱宝奎。朱宝奎是奕劻的私党，平时声名狼藉，靠钱打点关系才获得这个副部级的位子，没想屁股还没坐稳，从未见面的上司便要将他罢官。在慈禧太后接见的时候，岑春煊向太后力言朱宝奎的恶行劣迹，“不能与此辈共事”，并说要不将此人革职，就不到部里去就职。慈禧太后劝慰无效，只好卖一个面子给他，将朱宝奎革职。一个未到任的长官将自己的副职革职，这种事情在中国官场历史上实属罕见。
首战告捷，瞿鸿禨等人便再度发起攻势。在朱宝奎去职不到三天，御史赵启霖便上奏弹劾奕劻父子受贿卖官的劣行，要求将他们查办。赵御史揭发的这个事情，其实在前不久的一家报纸就已经披露了。其实这两个事情结合到一起看，就很容易看出其中的来龙去脉——赵启霖是瞿鸿禨的同乡，而那家名叫《京报》的主笔汪康年则是瞿鸿禨的门生。很明显，瞿岑联盟又出招了。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那赵御史和汪康年揭发的是什么事情呢？这事说来话长。在1907年4月，朝廷任命了东三省的督抚，其中徐世昌为总督，唐绍仪、朱家宝和段芝贵分别为巡抚，这等于是奕劻、袁世凯集团把东三省划到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对此，瞿鸿禨当然不服。
其它人都没什么大问题，主要是段芝贵的把柄被人抓了。原来，这个段芝贵乃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此人善于逢迎，因而在袁世凯编练北洋新军的时候颇受重视，据说还曾拜袁世凯为义父，显系袁世凯之私党。有一次奕劻的公子，也就是后来农工商部的尚书戴振前来天津，袁世凯命段芝贵好生接待。段芝贵心领神会，他在设宴给载振接风的时候，将当时的名伶杨翠喜请来助兴。这翠喜姑娘色艺俱佳，把载振是看得目瞪口呆，神魂颠倒。段芝贵也不是傻子，事后便一掷千金的将翠喜买下，并给了她一笔价值不菲的妆奁费，把她打扮的漂漂亮亮送给载振。载振这下高兴得是合不拢嘴，于是回去后便在老爸奕劻面前大力夸张段芝贵，这样段芝贵便连升三级，由候补道摇身一变，成了署理黑龙江巡抚。(www.xing528.com)
这事情被捅出来后，奕劻、袁世凯集团很是难堪，最后朝廷只得下令彻查此事，最后段芝贵鸡飞蛋打，巡抚位子的屁股没坐热便被撵了下来。至于载振，在这风头上也不敢明纳翠喜，只得眼睁睁地看着到手的美人离己而去，最后嫁给了某盐商。所幸的是，朝廷最后还是网开一面，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将载振之事了结。不过，“事出有因”的结果是赵启霖被免职，原因是轻听轻信；而“查无实据”的结果便是载振被弄得灰头土脸，最后也只好辞职了事。至于段芝贵，这位行贿者因为还有其他问题，最后是被查处革职，永不叙用（清王朝垮台后，袁世凯时期另当别论）。
在这个典型的性贿赂案中，奕劻、袁世凯集团损失远大于瞿岑联盟。面对瞿岑联盟的步步紧逼，奕劻、袁世凯决定要反击了。不过，相对于瞿岑“激于义愤”式的书生手段，奕劻的反击可就老道多了。他首先指使杨士琦在军机处档案里精心查找，将当年瞿鸿禨保举康有为、梁启超的三份奏折和岑春煊保举立宪党人张謇（翁同龢的门生）的奏折翻出。随后奕劻带着这些证据去见慈禧太后（中国的事情，很关键的就是政治立场问题，只要这里不出问题，贪污贿赂多少都不算大问题）。奕劻在慈禧太后面前的一番搬弄，虽然没有将瞿鸿禨和岑春煊立刻掰倒，但足以让慈禧太后感到警觉了。这就够了，后招还在后面。
恰好这时广西革命党人频频起义，加之还有民变。于是袁世凯便在慈禧太后大夸了岑春煊一番，然后推荐岑春煊任两广总督，前去摆平那些事。慈禧太后说岑春煊不愿去外地任职，似乎有所犹豫。这时，袁世凯说了一句话：“君命犹天命，臣子宁敢自择地。春煊渥蒙宠遇，尤不当如此。”
于是岑春煊在京城刚呆一个月，便要被打发到广州去了。这次，岑春煊又故伎重演，他到了上海后便称病不行，想在上海静观事态能否好转。但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到上海不久，便传来瞿鸿禨被赶出军机处的消息。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岑春煊被逐出北京后，瞿鸿禨去见慈禧太后的时候将奕劻贪黩无厌的劣迹加以禀报，慈禧太后听后也微露罢免之意。但不知何故，奕劻要被罢免的传闻竟然于次日登载到英国的《泰晤士报》和都中的《京报》，一时间众人交相议论。恰好这时英国驻华公使的夫人参加慈禧太后游园招待会，便问起此事，慈禧太后大惊，急忙矢口否认。事后，慈禧太后十分生气，便怀疑是瞿鸿禨口风不紧，泄漏于外人。而奕劻得知此事后，立刻买通翰林院侍读学士恽毓鼎写了一份弹劾奏折，里面列举了瞿鸿禨的“暗通报馆、授意言官、阴结外援、分布党羽”的罪名，这下可谓是打得又准又狠，瞿鸿禨很快便被罢免，开缺回籍。
岑春煊听到这个消息后，仰天长叹，但又无可奈何，只得打点行装，前往广州就任。但还没等他动身，朝廷一纸诏令飘来，岑春煊打开一看，顿时傻了眼，只见诏令上写着：“岑春煊前因患病奏请开缺，迭经赏假。现假期已满，尚未奏报启程，自系该督病未痊愈。两广地方紧要，员缺未便久悬。着岑春煊开缺调理，以示体恤。”
杀人不见血。岑春煊这下头脑都没摸着，就被赶出了清末政坛。
这事当然是奕劻、袁世凯在背后搞的鬼。据野史《一士谭荟》说，这事是袁世凯委托他的儿女亲家、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给陷害的。端方是个新潮人物，他非常酷爱照相机，工作之余经常琢磨摄影技术。后来他在袁世凯的指使下，利用自己的摄影和冲洗技术，将岑春煊与梁启超的相片合在一起，形成了岑梁两人的并肩亲密交谈照。袁世凯接到相片后，十分欣喜，便将照片呈递给慈禧太后过目。据说，慈禧太后看到相片后默然不语，十分的伤感，最后说：“春煊竟然也和乱党勾结，这天下的事情真是不可预料啊！虽然，彼负于我，我不负他！准他退休罢。”（另有一说是上海道蔡乃煌伪造岑春煊与康有为合照的）
短短几个月时间，瞿鸿禨、岑春煊及相关的数人（包括军机大臣林绍年，当时是瞿鸿禨一派参与弹劾段芝贵，后被挤出京城）相继垮台，奕劻、袁世凯等人大获全胜，这就是清末的“丁末政潮”。
但是，慈禧太后也意识到奕劻、袁世凯等人可能会独揽朝政，于是在罢免瞿鸿禨的第三天，便派醇亲王载沣到军机处学习入值，形成军机处“两亲王”的格局，以便牵制奕劻。另外，为了防止袁世凯势力尾大不掉，便以明升暗降的办法解除了袁世凯直隶总督的职位，将他内调为军机大臣。由于担心载沣年纪太轻，而奕劻和袁世凯相互勾结，慈禧太后随后又将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打算用他去牵制袁世凯。
饱经世故的张之洞对“丁末政潮”当然是洞若观火，对慈禧太后的用意也是心知肚明。但是，张之洞毕竟是个斯文人，年纪也大了点，他一入京城就发现这里水很深，奕劻和袁世凯在京城经营多年，早已形成了自己的利益圈。张之洞一进京城，便很快被奕劻、袁世凯集团束住了手脚。据当时人评价说，“岑春煊不学无术，袁世凯不学有术，张之洞有学无术”，张之洞听后，苦笑着对人说，“袁世凯不仅是有术，而且是多术。我呢，不但无术，而且还不能说自己有学，不过比他们两个多认识几个字罢了。”张之洞的自嘲，倒也不失实事求是。他读了一辈子的书，做了半辈子的官，终究被李鸿章一语点中，“香涛（张之洞的字）为官多年，犹书生耳。”
说起这个“术”，多数人认为它的贬义词，但也不能绝对化，也得看具体时间和具体事件。就拿“丁末政潮”来说，双方之“术”可谓是花样百出、层出不穷，但谁更卑鄙或者谁的做法对社会进步更有作用呢？至少，从结果上来看，在瞿岑联盟被击败后，宪政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行。
最可叹的是，岑春煊其实并不保守，他在1904年就曾上书请求立宪，1905年也曾随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不料最后在党争中落得如此下场，最后在上海做了很长时间的“寓公”。倒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反袁成为岑春煊最坚定的信念，他后来还积极参加了“二次革命”和护国战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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