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的凋零：未出国门先挨炸，考察宪政尴尬

鸦片战争前的清廷，从皇帝到大臣，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西洋的概念几乎为零——他们自命为天朝，根本就不屑于去了解。

不过，不可一世的天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被打得鼻青眼肿，好在最后只是签个和约、赔点银子了事，尽管有损于天朝的威严，但既然已和事宁人，加上国人又善于选择性遗忘，战争失利的阴影也就很快烟消云散，天朝上下重新恢复了往日歌舞升平的盛世气象。

不料1851年太平军揭竿而起，清廷在被农民起义的熊熊大火烧得焦头烂额的同时，又再次遭遇第二次鸦片战争。在这次对外战争中，清廷无法体面的全身而退，最后咸丰皇帝被赶出了北京城，举世闻名的圆明园被英法联军焚之一炬，连咸丰皇帝都客死在热河避暑山庄。吃了这次大亏，天朝人总算是见识了洋鬼子们的厉害了。

在敬畏之余，清廷也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想要知道洋鬼子何以如此了得。而屡战屡胜的洋人们得意起来，他们不再把地大物博但又贫弱不堪的天朝放在眼里，在清廷的面前，他们俨然以老师自居。太平天国被剿灭后，担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在1865年向清廷提交了一份《局外旁观论》的文件。赫德大大夸耀了西方文明包括铁路、电报、矿业乃至外交等种种好处的同时，也在有意无意间提醒清廷，如果不接受西方文明，中国必将沦为被奴役的境地。

无独不偶的是，在一年之后，英国人威妥玛（1871年升为英国驻华公使）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威妥玛还颇有诚意的告诫说，现在的西方国家已经不再是中国历史上的匈奴等蛮族国家了，如果清廷仍旧对此一无所知的话，将会带来无尽的灾难。

在赫德和威妥玛半恐吓的劝导下，总理衙门也认为有必要组织一个考察团前往欧洲考察，开开眼界，看看洋鬼子说的到底是真是假。1866年，时任赫德中文秘书的斌椿当时被委派为团长，率领这个特殊的使团前往欧洲进行考察访问。当时已经六十三岁的斌椿曾经做过知府，接受任务后，他和其他考察团员们一起游历了伦敦和巴黎等欧洲的主要大城市，并受到欧洲国家的隆重接待。一行人在西方仿佛刘姥姥进了大观园，很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

考察团回国后，成员们兴奋的描述了欧洲的种种新奇之物，比如高楼大厦、路上的煤气灯和各种机器等，都令他们赞不绝口。由于清朝当时尚未在欧洲国家设立正式的外交使馆，这次考察团对欧洲国家的访问便是中国第一次派出外交使团，尽管这只是一次蜻蜓点水般的一般性访问。

1868年，在恭亲王奕的主持下，总理衙门更是做出非同寻常之举，他们邀请了美国人浦安臣组建一个外交使团前往欧美各国，以缓和当时的中外关系。由于浦安臣此前曾经表示愿意担任中国的使节，他在接到邀请后便辞去美国的公使职务，带领这个使团前往美国和欧洲——邀请外国人担任本国的使节，这在世界外交史上可不多见。

浦安臣是个有魅力的西方人，口才也很好，因而在西方世界大受欢迎。在他的率领下，中国使团受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和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亲自接见，后来又在柏林会见了铁血宰相俾斯麦，并同欧美各国签订了一系列的谅解备忘录，以缓和当时中国的修约压力。可惜的是，年仅五十岁的浦安臣在率团到达俄国圣彼得堡的时候，不幸染上肺炎而去世，后来清廷还特意为此拨给抚恤银一万两，并追授其头品顶戴。

时间过得很快，在浦安臣使团后，清廷便未曾派过大型的外交使团出国考察。这一晃就三十多年过去了，1905年的时候清廷决定再次派出考察团。

清廷做出这个决定的时候心情很是复杂。在新世纪到来之时，由于慈禧太后的一时糊涂，清廷发现自己再次被整个世界孤立甚至敌对，重新走到了穷途末路的边缘。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甲午战争扫荡了洋务运动近三十年苦心经营起来的家当，而随后的庚子年更是被义和团和八国联军干脆利索的揭了老底，彻底暴露了这个王朝的时日无多。

正因为如此，慈禧太后才痛下决心，接过“乱党”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变法旗帜，推行新政。但是问题又来了，如果新政只是当年洋务运动的翻版，终将会遭到甲午之耻或者庚子之辱，已经是岌岌可危的大清帝国可再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了。

就在甲午战争爆发后的第一年（1904年），在当年的战场上爆发了日俄战争。这两个强盗在中国的国土上大打出手，而主人却很是无奈又颇为无耻的挂起免战牌，宣布在这一场令国人蒙受耻辱的战争里“严守中立”。无论谁是这个战争中的赢家，清廷这种夹起尾巴做人的鸵鸟政策都将令后人感到羞愧。

不过，这场战争的结果却意外地为突破当时新政的瓶颈提供了契机，这其中的重要原因就是，国人亲眼目睹这小小的岛国日本，竟然将老牌的沙俄帝国打翻在地，这个令人惊诧的结果，不免让国人又想起了十年前的甲午之役。一向被中国人看不起的东洋小鬼子，究竟是从哪里获得的力量呢？假如说在甲午战争中日本战胜中国是“以国运相搏”，还有点运气成分的话，这次日本击败强大的沙俄，算是让国人彻底无语，并且心服口服了。

长期积压的危亡意识和变革要求，终于在这场令人蒙羞的战争后得到了宣泄的机会。不出意料的是，日本的这种胜利，很快被当时的人归结为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战争刚一结束，当时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便立刻发文称：“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在《大公报》的带动下，国内报刊的舆论情绪极度高涨，他们利用自己的渠道大力宣传立宪胜于专制，“20世纪举全地球中，万无可以复容专制政体存在之余地”，立宪自由主义乃大势所趋，所向无敌，如果“顽然不知变计者，唯有归于劣败淘汰之数也。”

据当时的《东方杂志》称，当时人人谈立宪，“上自勋戚大臣，下逮校舍学子，靡不曰立宪立宪，一唱百和，异口同声”。这种万民交议的气氛也影响了朝中的大员们，如袁世凯、张之洞、周馥等人便在舆论的推动下向朝廷上书，请求实行立宪政体。就连当时的驻外大使们也纷纷奏请清政府仿效“英、德、日本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在这些上书中，提出了一个相对可行的建议，那就是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其他国家宪政，为中国的立宪做准备。

群情激昂之下，慈禧太后难免也有些动心。1905年7月16日，清廷下发了一道谕旨：“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起衰弱而救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

清廷宣布派遣官员出访日本及欧美等国家进行政治考察的表态，立刻成为当时的重磅新闻，让国人兴奋莫名。就在第二天，当时的主要报纸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这道简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上谕全文。不仅如此，各报刊还纷纷组织人手针对“考察政治”一事做连续的专题报道和评论。对于这次大臣的出洋，舆论和民众更是翘首以盼，寄予厚望。

对于出国考察的官员名单，清廷也颇费了一番脑筋。最终确定下来的五位官员，分别为宗室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这五人的身份和官职不一，有皇室成员，有地方大员；有负责财政的，有负责军事的。当时舆论评价说，载泽乃“宗室贵胄，留心时事，素号开通”；戴鸿慈“久历部寺，颇讲新政”，“深知立宪可以救国，在京竭力运动”；端方则“奋发有为，于内政外交尤有心得”。

其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当时的湖南巡抚端方。端方（1861——1911），满洲正白旗人，字午桥，号匋斋。历任湖北、江苏、湖南巡抚，后署理湖广、两江总督。端方出身满清贵族家庭，年轻的时候他聪明好学、勤奋要强，二十一岁的时候便中举，乃是“科举正途出身”。这在当时的满人中，可谓是凤毛麟角，出类拔萃。不过，中举后的端方正当准备出仕的时候，他的父母相继去世，端方只能在家居丧守制。一直到1889年，端方才正式受命做官，并一直受到上司的赏识，连年升迁。

在戊戌变法中，端方被任命为农工商总局督办（相当于筹办现在的农业部和国家工商总局）。不过，这对当时“志大心切”的端方来说，既是一个重大机遇，也是一个厄运的开始。变法时期，光绪帝对他报以很大的期望，而端方也是兢兢业业，全力投身于变法事业，工作热情和效率极高，曾一天连上三折，创下纪录。不过，好运不长，慈禧太后随后便推翻新政，端方督办的农工商总局被下令撤销，其本人也被革职。

革职后的端方处境险恶。据时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纪》中说，端方后来靠向大学士刚毅行贿，说自己参与新政是为了探听康有为等乱党的消息（无间道？），这才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当时慈禧太后问端方：“外面情况怎么样啊？”端方说：“自从太后训政以来，人心大定。”慈禧太后听后面有喜色，掉头斥责光绪说：“你好好听听！看人家怎么说的！”端方见太后高兴，便急忙把早写好的《劝善歌》呈献给太后。慈禧接阅后十分开心，并命各地张贴，广为宣传。后来，端方的这个《劝善歌》也就被人称为《升官保命歌》。

细查端方写的《劝善歌》，里面大都是劝人为善的警句，只在中间夹杂了这么四句：“太后佛爷真圣人，垂帘听政爱黎民”；“圣心犹为天下计，忧国忧民常不眠”。看来，《劝善歌》的肉麻程度还不是很高，当时端方估计也是力图自保，倒也情有可原。不过，端方官运的真正转机还要等到庚子年，当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慈禧等人逃到西安后，当时代理陕西巡抚的端方护驾有功，随后得到了慈禧太后的重用。

尽管端方一度向顽固派低头，但从后来的表现来看，他依旧是个顽固的“维新派”。比如1901年他升为任湖北巡抚后，便在省城内外办起了六十余所学堂及师范学堂，并派出大批的留学生（端方的儿子也赴美国留学）。1904年，端方调任江苏巡抚，革除了各州县例送红包给新任巡抚大人的陋习，并将红包的钱选派两名学生出国留学，一时传为美谈。在江苏任内，端方不仅推动了江苏师范学堂、江苏高等学堂、实业学堂等学校的设立，并还派出了大批的留学生。1905年，端方任湖南巡抚，他积极推动湖南新式教育，半年内便建有小学堂八十多所。颇为惊世骇俗的是，端方还派出了二十多名女生赴日本学习师范教育，首开先例。另外，中国最早建立的几所省立图书馆，如湖北图书馆、湖南图书馆，都是在他的推动下建成的。应该说，江浙、湖广一带的立宪呼声较高，与端方不无关系。（详情可参考张海林：《端方与清末新政》，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www.xing528.com)

出发之前，慈禧太后还特意召见了端方，让他带上些宫廷御用点心路上充饥。慈禧太后很有诚意的问端方：“如今新政都已经实行了几年，你看还有什么该办，但还没有办的？”端方说：“尚未立宪。”慈禧太后问：“立宪有什么好处？”端方说：“立宪后，皇位置则可以世袭罔替。”慈禧太后听后便让他细细说来，端方遵旨讲述，大概讲了半个多小时，慈禧太后听后，若有所思，也不知道听懂没有。

除了考察大臣的人选问题外，出洋经费的筹措也是件难办之事。按说堂堂一个大清帝国，这点小银子算不了什么，但当时的庚子赔款让清廷的财政很是喘不过气来；再者，由于大臣出洋考察是临时派遣，当时又无预算制度，所以经费得由地方上来筹措。于是，户部与外务部联合向当时的各省总督巡抚发电求助。没想到的是，一向对交银子推三阻四的各省督抚们这次表现却异常的积极，直隶、湖北和江苏各认十万两出使经费，就连新疆这样的边远穷省都认筹了一万两。两个月后，各省便总共筹集了考察团的预算费用八十余万两银子。事后结算，戴端团花了约38万两，载泽团花了33万两，主要用于成员的工资补贴，旅馆费用，电报通讯费，服装费，礼品费用和买书和翻译等费用。

按照最初的计划，考察团在五位大臣的率领下，兵分两路，一路由载泽、戴鸿慈和绍英带队，前往俄美意奥等国，重点考察宪政；另一路则由徐世昌和端方率领，前往英法德等国，多带懂西文的随员，主要是面上的考察。正当考察团准备妥当预备出发的时候，却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

这事得从前几年说起。众所周知，北京是座古城，原本是不通火车的，譬如前几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銮，一行人到保定后坐上火车回北京，当时也只能到城外马家堡下车，再换轿子回紫禁城。后来为了出入方便，便拆了永定门和左安门之间的一段城墙，修筑了一条铁路和城外相接，并在前门外建了个火车站，这就是正阳门火车站。

1905年9月24日，正阳门车站热闹非凡，到处彩旗飞舞，锣鼓喧天，为五大臣特意准备的列车早已准备妥当。当时前来送行的人很多，有各部官员、各国驻外使节，还有一些学校的学生也穿着制服、奏着军乐为五大臣送行。在人群里，各大报社的记者忙前忙后，他们拿着最新颖时尚的照相机，精心拍摄着当时的盛况。

在亲朋好友和朝中官员的簇拥下，频频作揖的五位考察大臣不像是出洋考察，倒像是已经凯旋的英雄一般。一行人准点来到京城外正阳门车站了，便准备从这里乘火车前往天津。当时的场面人声鼎沸，五位大臣和前来相送的同僚们说着“一帆风顺、早日归来”的客套话，随从们指挥着仆役搬运行李上车，新闻记者们则抓紧时间拍照和采访，以便回报社后发出最新的报道。

在一片喧嚣声中，五位大臣登上火车，载泽、徐世昌、绍英三位大臣坐在前面车厢，戴鸿慈和端方则坐在后面的车厢里面。正当他们和那些送行的人挥手致意的时候，火车开始慢慢启动，准备驶离正阳门车站。

就在此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当时只听得“轰”的一声巨响，将尚未完全启动的火车震得左右乱摆，随后一团浓烟和烈焰从车厢中冲出，一颗炸弹爆炸了！顿时，车站送行的人乱成一团，大家都惊慌得四处奔走，太太小姐们的尖叫声似乎比炸弹爆炸的声音来得更加的骇人。

好在没有听到第二声爆炸。在大家惊魂未定的时候，车站巡警匆忙赶来，他们登上车厢后发现五大臣中除了绍英伤势较重，载泽、徐世昌略受轻伤外，戴鸿慈和端方由于坐在后面的车厢中，故而毫发无损，安然躲过一劫。据戴鸿慈后来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记载，载泽“眉际破损，馀有小伤”，绍英“受伤五处，较重，幸非要害”；徐世昌“亦略受火灼，均幸安全”。可叹绍英原本不是考察大臣之选，后来清廷考虑到载泽年少，所以加派绍英同行，不料还没出行就遭此大祸。

后来查明，这是一次精心策划好的暗杀活动。弥漫的硝烟散去之后，巡警在车厢的中部发现一具尸体，一身皂隶的装扮，尸体上有个名片，上书“吴樾”二字，由于此人距离炸弹最近，当场便被炸身亡。

吴樾又是何许人也？

吴樾，字孟侠，安徽桐城人。他原本也是个寒窗苦读的士子，但在目睹了清朝在甲午之役、庚子之役乃至日俄战争中的一败涂地之后，吴樾终于由一个温文尔雅的读书人变成了积极排满的革命者。由于当时革命党人屡次起义都遭到失败，暗杀这种最简单直接的革命思潮便在革命党人中间大有市场，吴樾也受此影响。在他看来，“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吴樾：《暗杀时代》）。对清廷的新政，吴樾一向是嗤之以鼻的，他认为这不过是清廷苟延残喘的一种手段罢了。这时，正好清廷大张旗鼓的选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吴樾便决定要利用这次大好机会，给清廷一个狠狠的打击。

于是在开车前，吴樾改换了皂隶的衣服，怀里揣着自制的炸弹，趁着送行的混乱当口悄悄地摸上了火车。吴樾此行，抱着玉石俱焚的个人牺牲目的，只希望能将这五位大臣一并炸死。然而事情并没有像吴樾想象的那样顺利，正当他准备投弹的时候，由于火车启动，车厢和机车挂钩接合导致车身发生猛然震动。当时的火车当然达不到现在列车的稳定要求，但更要命的是，吴樾自己造的炸弹更加不稳定。结果车厢一震动，吴樾还没来得及向大臣们投弹，炸弹便“轰”的一声被引爆了。这次爆炸，当场炸死三人，吴樾即为其中之一。

慈禧太后闻讯后，急忙召见了受伤的大臣们，大加抚慰。接见时，老太后面对大臣，也不免凄然泪下，谓如今世事之艰难。而正阳门车站刺杀事件发生后，仇满排满之风日盛，京城中也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说革命党人即将在城中造反，炸弹已经运进城中，即将进攻紫禁城云云。谣言之下，满人被吓得一惊一乍的，满族亲贵们的王公官邸特别是万寿山附近的都纷纷加强了戒备，大臣们出门也是时刻提防，免得有人向轿中扔炸弹。

在恐慌气氛下，就连慈禧太后都有点慌了手脚。据说清朝宫中挖有地道可以通往外面，里面有室有户，有床有凳，有椅有灯，如遇到紧急情况，皇帝往往带领众多嫔妃和皇子躲进地道。地道外面则有一个最忠实的太监，给里面的人报打拿（满语“平安”的意思）。吴樾炸弹事件后的几天里，慈禧太后也不时的带着光绪帝和后妃躲进地道中，俨然已是惊弓之鸟矣。

不过，当时的主流报刊舆对这次暗杀事件评价不高。相反，他们大都认为五大臣出洋考察是为立宪作预备，事关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凡稍具爱国心者应郑重其事以祝其行，因而对吴樾的暗杀恐怖活动一般都持谴责态度。不仅如此，舆论还深恐这次炸弹事件会影响到大臣出洋考察，进而影响到宪政的实施，于是他们纷纷在报纸上撰文敦促清廷要不畏艰难，奋勇前行。民间对于出洋考察大臣挨炸一事也大都表示同情，他们纷纷发来慰问电，如上海复旦、南洋等三十二所学校就联合发了慰问电。

出了这个事情后，清廷主张缓行出洋考察。地方上听到这个消息大为不满，纷纷致电清廷，强调“当此更宜考求各国政治，实行变法立宪，不可为之阻止”。考察大臣之一的端方态度更为积极，他上奏朝廷说各国均有来电，对中国考察团表示欢迎已做了妥善的接待安排，如果我们因为一颗炸弹就取消出洋考察的话，恐怕会被外人笑话。而当时的考察大臣中，由于绍英受伤较重，仍在床上养伤。当时有人讥讽绍英，说他借口养伤，其实是害怕不敢去了。绍英听后非常气愤，说：“如果我死而宪法立，则死而荣生，死我何惜。各国立宪，莫不流血，然后才有和平”，于是他也上奏请求继续派大臣出洋考察。

而在这时，战败的俄国也宣布要推行宪政。1905年10月，沙皇尼古拉二世颁布《十月宣言》，承认人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信仰、人身自由和参政的权利，并开始着手实行政治改革。当时驻俄大臣胡惟德及时的将此一情况通报清廷说：“俄国现已公布立宪……亟宜立定宪法，上下一心，讲求自立之策，以防各国侵害。”俄国公布立宪这事对国人震动很大，也令国人更加的焦灼，唯恐落在俄国人的后面。

光绪和慈禧太后得此消息后，态度又发生转变，随后便召见载泽，询问何时可以再次出洋。几天后，报纸上便登载新闻说载泽伤愈，并已向光绪销假请安。10月底，光绪和慈禧太后再次召见军机大臣，表明考察政治是当务之急，务必饬令各考察大臣速即前往，不可任意延误。

而此时的俄国人脚步更快。11月2日，俄皇宣布立宪。11月6日，沙皇又下诏释放所有政治犯。唯恐落在他人之后的清廷也急起直追，于11月18日谕令政务处先筹定宪法大纲，11月25日又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作为领导立宪改革的专门机构，从事各国宪政的研究，并向朝廷提供宪政改革方面的建议。

可惜的是，虽然设立了考察政治馆，但国人当时对宪政几乎一无所知，没有考察，何来的考察政治馆？于是在当年12月，清廷决定再次派遣大臣出国考察宪政。由于绍英受伤未愈、徐世昌另有任用，后来由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二人替换。这次出行和上次的计划一样，仍旧是分两路进行考察。

回头想想，五大臣也是出师不利，未出国门先挨炸，中国的事情，即便是好事，有时候的确不好办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