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晚清最后十年的奸雄

三、乱世奸雄，袁老四如鱼得水

胡燏棻编练的定武军为袁世凯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也许很多人会问，袁世凯怎么运气这么好，这刚长熟的桃子怎么就让他给摘了呢？

这事说来话长。袁世凯（1859—1916），字慰庭，号容庵，他的这一生，说起来还真挺复杂。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那老袁家在数百年间原本也是默默无闻，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忽喇喇的发了——乖乖，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便成了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本来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这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说科举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那举人进士可都是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当时的读书人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是稀罕。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是发大了。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从戎，和太平军捻军厮杀，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进士老爷和举人老爷两人寿命更浅，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只是个秀才，和弟弟袁甲三相比差得太远。不过，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也中了举人，也算是争了口气。不过，这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年近四十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从他的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能生儿子，一口气生了六个，这过继给弟弟的就是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估计不说大家也知道，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错，他七岁的时候便跟着嗣父袁保庆生活。袁保庆虽然是个举人，但官运不错，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做过盐法道，大概是厅级干部）。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依旧有效，袁保庆活到44岁便去世了。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偏偏第二年他的生父袁保中又因病去世。虽然袁家乃官宦世家，吃穿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活脱脱就是孤儿寡母了。

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见他们母子可怜，袁世凯年纪又小，而这个进士大老爷身下也只有一个独子，于是便把袁世凯接到北京（当时袁保恒在翰林院做编修）去跟随他读书，让他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去了北京。

只可惜的是，虽然堂叔袁保恒是个翰林，但在他的严格教导之下，袁世凯在考举人的时候仍旧是两试不中。据沈宪祖在《容庵弟子记》中说，袁世凯在第二次参加科举考试而名落孙山后，他在羞愤之中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这话难道是袁世凯最先说的？），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考不上秀才也曾撕烂了圣贤书，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秀全就造反了。其实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平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便也在情理之中了。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他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不过，袁世凯也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在结婚以后便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年5月，袁世凯跑到山东登州，投靠了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吴长庆当时统率庆军六营驻防在登州，督办山东防务，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还曾拜在吴长庆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袁世凯和张謇的故事颇为有趣，另文撰述）。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如此看来，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www.xing528.com)

1882年8月，朝鲜局势动荡，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鲜弹压。袁世凯在朝鲜帮办军务的时候崭露头角，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看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袁世凯在朝鲜充分展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他帮朝鲜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制了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受挫折。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袁世凯便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朝鲜的“监国”大员，而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当时的朝鲜也是内外交困，内有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势力的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正因为袁世凯的优异表现，朝鲜国王还特赐了他四个朝鲜美女，其中一个还是贵族女子。

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朝鲜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随后的一年中，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就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袁世凯见势不妙，最终设法找了个机会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处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联络各军。由于练军和湘淮旧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野人士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当然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哪里比得上袁老四经验丰富、能力突出？

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袁世凯当然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速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然后他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事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

这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三十六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呢，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姑且从他的《练兵要则十三条》说起吧！

和胡燏棻一样，袁世凯对旧军队的弊政是了然于胸，但他比胡燏棻更胜一筹的是，他在朝鲜可是有成功的实践经验的。由此，袁世凯提出的《练兵要则十三条》更加具体，更加到位。先看第一条，讲的是军律第一，规定士兵必须要背诵，并在营中设立执法处，练就一支节制之师；第二条是军饷发放，杜绝营员克扣而由粮台直接发给，这个办法与胡燏棻的设想相同，也许袁世凯是借用了其想法。但是，袁世凯多留了一手，那就是士兵领饷后必须接受操练检查，防止冒名顶替或者滥竽充数；第三条是枪械统一管理；第四条是设立军事学堂和派遣军事留学生，培养军事人才；第五条是制定募兵标准，如新兵的年龄、体格要求等；第六条是教导士兵忠义之道，类似于在部队中设立政委；第七条是改习洋操，并定每年演习；第八、九、十条是请病假、事假和抚恤制度；第十一条是军衔品级制度；第十二条是训练的奖惩制度；第十三条是改进军服问题。

这《练兵要则十三条》加上《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和《募订洋员合同通稿》，其实就是袁世凯对编练新军的一整套设想，包括军制、饷制、器械、募兵、教育、奖惩、营制、聘请洋教习等，当时确实让那些不知新军为何物的朝廷大员们大开眼界，称赞有加。由此，袁世凯便也被调入督办军务处，以备顾问。

进了军务处后，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机会便唾手可得了。恰好这时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乘机上下活动了一番，督办军务处的领导恭亲王奕、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荣禄等人便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前往小站练兵，当时声望正隆的李鸿藻大学士还给了袁世凯极高的评价，说他“家世将才，娴于兵略，如令特练一军，必能矫中国绿防各营之弊”。有了这些朝中大佬的保荐，事情当然好办。

保举袁世凯的奏折上去后，很快引起了光绪帝的兴趣，他随即批示说，“温处理道袁世凯既经王大臣等奏派，即著派令督率创办，该道当思筹饷甚难，变法匪易，其严加训练，事事核实，倘仍蹈勇营习气，惟该道是问。”

由此，袁世凯便屁颠屁颠的跑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这也是他真正的发迹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