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帝国的凋零及军队的崩溃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十一月，清廷提出：“非练兵无以自强，而练兵必先筹饷。”鉴于“筹饷练兵”在清末新政的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做得最成功、影响最大，所以为之独辟一章。

说到编练新军，就不得不先说说清朝军队发展的历史脉络。明末李自成推翻明朝的时候，吴三桂又将满洲八旗放入关内，由此满人夺了汉人的天下，天命如此，也怨不得谁。只是八旗铁骑虽然精锐，当终究人数有限。要算起来的话，当时满洲八旗也不过区区六万人，即使再加上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也不会超过十五万人。以这十五万的兵力去统治上亿的汉人，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为此，满人当时便想出了一个办法，这便是“以汉治汉”政策。所谓“以汉治汉”，在军事上来说，那就是沿用明朝的卫所军事制度，由各省自筹粮饷、自己组织防军，也就是清朝兵制里的绿营。当时绿营大概有六十余万人，分别驻扎在各省特别是沿海和边陲地区。

清朝建立后，八旗兵无仗可打，便驻扎在京城并在各省建立满城，不与汉人来往。八旗之所以要与汉人隔开，是因为他们是世代为兵，并不从事生产，平时全靠朝廷（也就是老百姓）养着。按清朝军制，八旗的兵额为二十二万人左右，全部是从旗人中挑选，当时有亲军、骁骑、前锋、护军和步军五个主要兵种，另外还有神机营、健锐营、枪炮营和藤牌营等特殊兵种。可惜的是，八旗兵的名称都挺威武，但由于生活条件改善太快，又享有不事生产的特权，结果很快便丧失了入关时的锐气，堕落成一帮老爷兵。譬如平定吴三桂发起的三藩之乱时，康熙便发现这些八旗兵完全不中用，只得去仰仗汉人组成的绿营兵了。

绿营是在明朝军制的基础上招募汉人组成的军队，因为使用绿旗，所以称之为绿营。绿营是各省建制，自建自养，兵种分马、步、水师等传统兵种，按标、协、营进行编制。在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兵表现勇猛，一同作战的八旗兵只有在边上看热闹的份。不过，绿营兵也是世袭兵，这种近亲繁殖的结果只能导致绿营的战斗力很快下降，雄风不再。

值得一提的是，清朝军队作战能力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清廷对带兵的将领不信任所导致的军事制度。吴三桂叛乱后，清廷便有意约束那些握有军权的将领，凡是中层以上的带兵官都要经常轮换，即所谓“将不专兵”制度。另外，那些高级指挥官如提督、总兵，都得听从那些科举出身的总督巡抚，这便是所谓的“文人将兵”制度。这些制度的结果，必然是导致朝廷内外重文轻武，弄得那些满蒙武将也以不文为耻，最后也都跑去吟诗弄月，附庸风雅，武将文风，那还打什么仗！

无能归无能，这八旗和绿营收拾小规模的农民军还是问题不大的。不过，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便把这些旧军队的破落底子全给揭了出来。譬如当时领兵去对付洋鬼子的，不是专业武将，而是文人出身翰林学士林则徐；而后来英法联军攻占广州一役，更是个“不战、不守、不和”的书呆子叶名琛——他老人家还是进士出身呢。

八旗和绿营打不过洋鬼子的长枪短炮还情有可原，但后来太平军的骤起如风卷残云，把他们给打得稀里哗啦，落荒而逃，这就不能不说明问题了。原来，经过了上百年的太平盛世，这些八旗绿营兵早已是养尊处优，而将帅则是“惟耽安逸，不事操防”，却成天想着“空冒钱粮、专事肥己”的勾当。在打仗的时候，“兵不见将，将不见兵，纷扰喧闹，全无纪律”，这样的军队，除了扰民，别无它用。

万般无奈之下，清廷也只好放开手脚，让汉人官僚到各地督办团练，以期对抗太平军。这时，曾国藩和湘军便横空出世了，朝廷的政策给了他一个极佳的机会，而他编练的湘军也成为了镇压太平军的中坚力量。和八旗绿营大不一样的是，湘军选兵时，尽量多选本乡人（湖南人），并只要那些朴实憨厚、体格健壮的青年农民，那些油腔滑调、有市井流氓气的城市游民一概不要。

“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湘军内部非常讲究血缘关系和地缘圈子，其各级统领，从营官到哨长甚至什长的大小头目，大都是亲戚故旧、同乡好友或者师生门徒。另外，凡是编练入伍的湘军将士，都要将府县、里居、父母、兄弟、妻儿登记在案，以防止逃兵。正因为湘军内部的血缘、姻亲、朋友、故旧、师生等关系，才使得其上下团结紧密，在关键时刻能相互以死相拼，同仇敌忾。和湘军相比，其他清军往往是“胜不相让，败则壁上旁观，咧嘴痴笑”，当然不能指望他们打胜仗。

湘军是按明朝戚继光的军法进行编制，其主要作战单位是营，每营合计五百人，营下设四哨（相当于连），哨下分八队（相当于班），一对约十二人到十四人。除此之外，营官还直接管带亲兵六队。在正兵之外，每营有配有专门的长夫（相当于后勤运输队）一百八十名，以减轻正兵的负担，增加作战部队的战斗力。

湘军的选将制度是上级挑下级，曾国藩先物色水陆各军的将领（多是读书人），然后由那些将领选营官，营官再去选百长、什长，这种层层隶属的上下级关系，加上中间夹杂的宗族、师生、朋友等关系，使得这只部队变成了“曾家军”，已非朝廷所能掌控。(www.xing528.com)

湘军之所以战斗力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军饷丰厚，远高于八旗和绿营。当时八旗和绿营靠朝廷养活，但朝廷发的那点饷银虽然饿不死，但养家也颇成问题。绿营还好一点，那些可以在训练之余做点小生意补贴家用，但八旗是满人，身份优越，制度严密，对外交往也存在障碍，没法和绿营去比。正因为如此，大部分旗人在晚清的时候其实都穷得要死。对比一下湘军和绿营就可以发现，当时湘军正兵每月可以拿到六两银子，而绿营只有他们的三分之一（八旗比绿营好不到哪里去）；湘军营官的收入更是非常可观，每月可以拿到两百两左右。

也许有人会问，湘军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当时的途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通过地方上的捐纳。所谓捐纳，其实就是花钱买官，明码标价，买官的士绅交了钱，就有资格补缺——反正当时打仗，被杀的官员也很多；另一个就是厘金。所谓厘金，就是地方上在各通商路口码头设卡抽厘，其实就是征收商品流通税。当时厘金不但是湘军饷银的主要来源，后来还成为清廷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

在湘军和太平军激战正酣的时候，曾国藩又让他的门生李鸿章回他的老家安徽去募集一支军队，这便是后来的淮军。淮军的体制和湘军基本相似，后来也成为镇压太平军的主力之一。除了湘军淮军，另外还有几支汉人武装，如左宗棠的楚军等，但实力不足以与湘军、淮军对抗。

在太平军、捻军和其它的起义被剿灭后，清廷对这些汉人武装，特别是当时已羽翼丰满的湘军和淮军，感到十分的不安。好在曾国藩乃朝廷“忠义之士”，他有先见之明，凡事退让三分，最后湘淮等军被改编后分散驻扎在各地，又称为防军。而当时绿营也被改编成练军，和八旗、防军一起构成了同治、光绪年间的主要军事力量。

同光时期也是洋务运动的兴起之时，那些旧军队也受到了洋务新风的影响，在武器设备上改进了不少，开始淘汰原来的刀矛枪箭，而引进了西洋火器如抬枪、劈山炮等。但可惜的是，太平军被镇压后，大清帝国出现了一段所谓“同光中兴”的和平时期，那些旧军队便又故态复萌，平时操练仍旧是敷衍了事。

当时俄驻华使馆外交官马克戈万在《尘埃：一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清末印象》中描述说，“观看中国军人列队行走极为有趣，他们都一脸严肃认真的表情。每个人都肩扛着一支长枪。由于没有统一姿势与标准，所以扛枪如同扛着把铁锹。除了随身的武器之外，他们还每人携带一把扇子。其携带方式可谓五花八门，有插在衣兜里的，有插在领口上的，还有的干脆用长长的辫子缠绕起来。携带扇子一是为了扇风，二是为了遮光，尤其是那赤热的太阳光。长长的竹管也是士兵行军打仗时喜欢携带的东西。有些士兵还故意用竹管代替枪来扛用。他们认为，竹管既轻便，又能用于吸鸦片。如果必须扛枪的话，那么竹管就会插到裤腰带子里。最后还有遮阳（雨）帽（老外描述不清，遮阳帽难道是军帽？），这是每个士兵都喜欢、都重视的物件。如果谁没有、或者忘记戴，那是很让人瞧不起的。在士兵的心目中，它就是一种尊严。因为人体是不能随意被雨水淋湿的。虽然携带遮阳帽很不方便，但是为了某种说法与观念，他们还是不愿放弃。”

马克戈万最后评价说，“若按欧洲人标准，中国军队中没有一位算是合格的士兵。因为军人是一种很严肃、很神圣的职业。但是中国的士兵并不这样认为。他们说，虽然军容松懈，但他们的前辈就能屡屡战胜敌人，保卫住自己的祖国。尽管如此，这种军队的确不配称作为天朝帝国军队。”

马克戈万瞧不上中国的军队，当时国人还觉得洋兵荒唐可笑呢。据说那时有人看完洋人训练，回来记叙说：“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于地上，以示敬！”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在此人眼中，洋鬼子向长官敬礼居然要从头上拔几根头发甩地上，这代价实在不小。当时的国人对洋兵敬礼尚且觉得不可思议，那洋人搞的什么“稍息立正、正步走、枪上肩”之类，那岂不更是多此一举？

这样的军队，平时去恐吓一下老百姓还行，但一旦真刀真枪的和日本近代陆军作战，马上就露馅了。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先是叶志超雨夜狂奔三百里，将平壤拱手让出，退出朝鲜；随后是辽东防守形同虚设，一退再退，连自称远东第一要塞的旅顺也被轻易攻克；接着日本兵山东登陆，北洋舰队在威海卫被一网打尽。在这一年不到的时间里，大清帝国的陆军一败再败，几乎无一胜绩。结果日本兵分别攻进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一下掐住了清廷的脖子，逼得清廷跪地求饶，割地赔款。甲午之役，清廷可谓是颜面扫尽，连带国人也蒙受了奇耻大辱。

平时过惯太平日子的练军防军还有那些湘淮旧军，这帮人在甲午战争中不堪一击的拙劣表现，让国人为之极度失望，连朝野人士也大骂这些军队“骄悍疲惰，军纪懈弛，每战必溃，万不可用”。但是，骂归骂，但还不能把他们怎么样，这大清国毕竟还是要有军队来保的。痛定思痛，旧军队的改革和彻底转型也就提上了朝廷的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