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是民变次数最多的朝代吗？
——答澎湃问吧网友问之一
问：听说宋朝吃得不错，最高档的食物是什么啊？
吴钩：在中国饮食史上，两宋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期，中国人的食物开始从匮乏向丰盛过渡。今天任何一名厨师必须熟悉的烹、烧、烤、炒、爆、溜、煮、炖、卤、蒸、腊、蜜、葱拔等烹饪技术，正是在宋朝成熟起来的。你去看《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梦粱录》，上面收录了名目繁多的宋朝美食。至于最高档的宋朝食物，我提供一份张俊招待宋高宗的食谱（下酒菜部分），你自己随意感受下：
下酒十五盏：
第一盏 花炊鹌子 荔枝白腰子
第二盏 奶房签 三脆羹
第三盏 羊舌签 萌芽肚眩
第四盏 肫掌签 鹌子羹
第五盏 肚眩脍 鸳鸯炸肚
第六盏 沙鱼脍 炒沙鱼衬汤
第七盏 鳝鱼炒鲎 鹅肫掌汤齑
第八盏 螃蟹酿枨 奶房玉芯羹
第九盏 鲜虾蹄子脍 南炒鳝
第十盏 洗手蟹 鯚鱼假蛤蜊
第十一盏 五珍脍 螃蟹清羹
第十三盏 虾枨脍 虾鱼汤齑
第十四盏 水母脍 二色鮞儿羹
第十五盏 蛤蜊生 血粉羹
问：宋朝晚上大家一般几点睡觉？
吴钩：在汴京，朱雀门外的州桥夜市，那些卖盘兔、旋炙猪皮肉、野鸭肉、滴酥水晶鲙、猪脏之类的饮食店，每天都营业到很晚，“直至三更”才打烊。但很快早市又开张了——“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耍闹去处，通宵不绝”。“冬月虽大风雪阴雨，亦有夜市”。在杭州，“大街买卖，昼夜不绝，夜交三四鼓，游人始稀；五鼓钟鸣，卖早市者又开店矣”；早市从凌晨五更开始，持续到深夜：“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赌博），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买早市者，复起开门。无论四时皆然”。你说他们一般几点睡呢？当然，农村另当别论。
问：听说，宋朝男人喜欢在头上戴朵花是真的吗？
吴钩：是真的。宋朝流行“簪花”的时尚，即将鲜花戴于发髻或帽冠之上，男女皆然。周密的《乾淳岁时记》说，六月时节，茉莉初出，“其价甚穹（高），妇人簇戴，多至七插，所直数十券，不过供一饷之娱耳”，可谓爱美之极。
吴钩：宋瓷制作精良，风格素雅，艺术造诣非常高。不过，我个人觉得，更能说明宋代瓷器制造水平的，不是瓷器制作的精美，而是瓷器生产的规模化。
假设有两个古窑，不同历史时段的。一个烧出来的产品是工艺独到、形制各异、没有一个瓷器样式重样的工艺品（假设为A窑），另一个烧出来的产品是从样式到图案、从形状到大小都一模一样、精良程度为一般水准的日用品（假设为B窑）。请问，您觉得哪一个瓷窑代表了更高级的经济社会生产水平？
我觉得是B窑。因为事实上，生产“工艺独到、形制各异、没有一个瓷器样式重样”的瓷器，是比较容易的。生产“从样式到图案、从形状到大小都一模一样、精良程度为一般水准”的产品才不容易，因为后者必须先完成手工业生产的标准化与模数化。而宋代的瓷器生产，已经实现了标准化与模数化，这才可能烧制大量的瓷器供出口。
问：吴老师对司马光砸缸的问题怎么看？
吴钩：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有一段时间似乎还引起了一场口水仗。话说在某电视台的节目中，马未都与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冬梅唇枪舌战起来：赵教授从文献资料证明，司马光砸缸救人了！马先生从文物角度考证，称宋代根本烧不出淹人的大缸。
宋代能不能烧出能淹人的大缸？其实不管文献记载，还是现在的出土文物，都证明了：能。2004年，济南县西巷发现大型宋代陶瓮，瓮的底径超过了60厘米。1973年，曹家泊乡宋代遗址出土一宋白瓷大瓮，通高90.6厘米，口径52厘米，底径37厘米，腹径85厘米（不相信这么大的瓮能淹死小孩子的人尽管去试试）。襄阳檀溪宋墓壁画也画有一个足以淹死小孩子的大水缸。
问：都说唐朝的妇女很开放，那么宋朝的女性思想观念是什么情况？
吴钩：唐朝的妇女，特别是贵族女性，在性观念上确实非常开放。唐人张垍的《控鹤监秘记》记载了一件事：安乐公主挑了个附马，“褫驸马裈，手其阴”问上官婉儿：“此何如崔湜耶？”上官婉儿说：“直似六郎，何止崔湜！”崔湜是上官婉儿的男宠，六郎是武则天的男宠。但如此“开放”，只能用“不知廉耻”来形容了。相比之下，宋朝女性的观念要内敛得多，同时也不致如明清女性那么呆板，而是恰到好处。
问：您曾说过宋朝女人地位很高，她们有财产权，可以离婚。那么您认为衡量女性地位的高低标准是什么？
吴钩：中国古代是男权社会，这一点应当先承认。其实那时候全世界都是男权社会。但尽管宋代是男权社会，女性的社会地位却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低。比如说，宋朝女孩子同样可以接受教育，知书识礼的女性并不少见。还有个别女性参加了科举考试。宋朝女性也有财产继承权，而且她们对于自己的奁产是拥有终身支配权的。从许多事例还可以看出来，宋朝女性还能够主诉离婚。女性再嫁、改嫁在法律上并无障碍，也不受歧视。凡此种种，均可说明宋朝女性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下。
问：请问，两宋时期的普通民众是否过得很有尊严，他们的权益是否和读书人一样，得到了保护。此外，对于读书人的过度尊重，是否损害了其他群体的利益？
吴钩：实际上，在传统社会，除非遇上乱世，普遍民众的基本权利一直是得到保护的，比如财产权，古代官府尽管不会在法律上明确规定“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对于侵犯个人财产的行为，是严格禁止并给予惩罚的。其实这就是对民众财产权的保护。宋代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承认财产私有的现实，关于产权保护的民商事立法更加完备。普通民众的权益当然受到保护。这跟读书人是否被过度尊重没有关系。
问：宋朝也有户籍制度，明清也有，能说下异同么？
吴钩：历代都有户籍制度，但户籍制度的内涵又各不一样。宋朝的户籍一般分为主户和客户，这么划分是出于分配税额考虑，主户有田产，需纳税；客户无田产，因而也不需要纳税。可以看出来，宋代户籍主要跟赋税相关，并无多少人身控制的内涵。而且宋人是有迁徙自由的。
明代与元代的户籍不一样。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人身控制的意味非常明显。
问：在宋朝，如果有个人因为家里穷无钱医治父亲的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快会死去，于是去盗窃，结果被抓，一般会怎么判刑？有实例吗？
吴钩：根据我对宋代司法精神的理解，我觉得如果发生了这样的盗窃案，法官一般会宽大处理当事人，给予缓刑。
问：宋朝平民百姓的工作是怎样获得的？像明朝那样到异乡工作的流民多吗？
吴钩：宋代是社会流动性非常明显的时代，宋朝人观察到，他们身处的时代，跟往昔很不一样，往昔几乎没有人口流动，如今（宋代）人口流动已成社会常态。宋神宗时，程颐说：“古者四民各有常职，而农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给而民无所苦。今京师浮民数逾百万，游手游食，不可赀度，其穷蹙辛苦，孤贫疾病，变诈巧伪以自求生。”程颐的同僚曾布也告诉宋神宗：“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对于人口大量地、频繁地流动的趋势，程颐似乎有些悲观，曾布则表现得比较乐观，但他们的事实判断是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宋代之前是一个静态社会，人们基本上都呆在家乡老老实实种田，他们所处的宋朝却是一个动态社会，很多人都成了游食于城市的浮客。
问：宋朝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次数最多的朝代么？
吴钩：由于我手头没有各个王朝农民起义次数的统计数据，所以无法判断宋朝的农民起义次数是不是最多。凭印象说，次数应该不会高于唐代、明清。而且，有一点可以确知无疑，那就是，两宋三百余年，从未暴发大规模的民变。
北宋初期最大的王小波民变，并未蔓延出川地；北宋后期最大规模的方腊民变，也才占领六个州（北宋有三百多个州级行政区）；南宋最大规模的钟相、杨么民变，也只是限于洞庭湖一带；至于其他的民变，均可以说是小打小闹、旋起旋灭，《水浒传》渲染的“梁山聚义”，也不过是一小股民变而已。
宋朝也是历史上唯一一个不是亡于内乱的正统王朝——两宋均亡于恶劣的地缘政治与军事失败。非亡于内乱，庶几可说明宋王朝的内部系统一直尚能保持正常的运作，没有发生崩溃。历史上，一个王朝到了灭亡前夕，通常都是盗贼蜂起，民变蔓延，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系统崩溃，王朝倒塌。汉末、唐末、元末、明末，均是如此。宋朝是一个例外：南宋150年，共爆发大小民变约220起（前面说了，基本上都是小打小闹一下），年均1.47起，而宋末52年中，年均民变只有0.79起数。换言之，即使在国家灭亡前夕，南宋社会的运转大体上都是正常的，并没有崩溃。
宋朝“积贫”吗？
——答澎湃问吧网友问之二
问：宋代的经济是古代中国的巅峰吗？从哪些方面比较出来的呢？
吴钩：从政府的岁入总量、国家的铸币数量（货币量往往意味着市场经济规模的大小与货币化、市场化的深入程序）、国家财税的结构（是以实物税为主，还是货币税为主；是以农业税为主，还是以非农业税为主）、城市化的程度、海外贸易的发达与否、国民收入有多少，这些可以通过研究估算出来的数据，均显示宋代经济水平处于中国历史最高峰。
问：一直流传着宋朝的GDP占当时世界的80%，这种说法源于哪里（GDP是如何去计算的）？我们该如何去评价？
吴钩：所谓宋朝GDP占当时世界的80%的说法，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位高人最早提出来的，反正在网络上流传甚广。但凭常识便可以判断，这个数据是胡说八道，估计是某位通俗历史写手信口胡扯出来的，而许多网友则以讹传讹。
当然，也有严肃的历史学者也在研究宋朝的GDP。尽管他们估算出来的具体数据或有争议，但都是基于史料，不算离谱。我这里可以提供两个学者关于宋朝GDP的统计：
一是香港科技大学的刘光临先生，据他的统计与推算，宋朝的人均国民收入位于历代最高峰，为7.5两白银，远远高于晚明的2.88两，要到十九世纪的晚清，才追上宋代的水平。
二是英国的经济史学家安格斯·麦迪森，他认为：“在960～1280年间，尽管中国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却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后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着此水平。欧洲在960～1280年间，人口增加了70%，人均国内总值则从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说，宋代的经济与生活水平，不但在纵向上优于其他时代，而且在横向上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欧洲。
问：据说宋朝当年GDP占全世界40%，比现在美国还牛，是否属实？
吴钩：统计一个朝代的GDP总量，由于史料的原因，几乎是一件无法完成的任务。评价一个王朝的GDP总量占全世界的百分比，涉及到的经济数据更加庞大复杂，你除了要了解宋朝的经济问题，还需要了解同时期世界各国的经济数据。这是不可能有精准的估算的。所以，所有提出宋朝GDP占全世界百分之几的数字，基本上都是不可靠的。但有一点几乎可以肯定，宋代的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越了当时的其他国家。
问：宋朝当时造船业怎么样？有没有类似明朝郑和那样的大规模出海的记录？
吴钩：宋王朝先后在广州、泉州、杭州、明州、密州等重要港口城市设立“市舶司”，负责抽解（抽税）、博买部分进口商品、维护港口、发放“公凭”（贸易许可证）、禁止走私等事务，职能相当于今日的海关。又在秀州、温州等港口设立二级机构“市舶务”，还在一些县镇设置三级机构“市舶场”。海商只要到这些机构登记，领取“公凭”，便可以贩运商货出海。
凭着遥遥领先世界的造船技术（宋朝船坞造出的多桅船，桅杆装有转轴，可以自由放倒、竖起，其中用于远洋航行的木兰舟，“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柂长数丈，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豢豕酿酒其中”，船舱之内可以养猪；还有更大的巨船，“一舟容千人，舟上有机杼市井”）、指南针技术与丰富的航海经验，宋朝海商将他们的商船开至南洋群岛，穿过马六甲海峡，驶入孟加拉湾，然后入印度洋，经印度洋进入阿拉伯海与波斯湾，再沿着阿拉伯半岛海岸进入红海。原来由阿拉伯商人控制航线的印度洋，在十一至十三世纪时，已成了大宋商船的天下。
问：在北宋时期，南京当时经济处于什么水平？税赋人口等情况如何呢？
吴钩：据白寿彝《中国通史》，北宋时，江南东路首府江宁府（即南京）的商税额为4.5万多贯，在长江流域的城市中，仅次于杭州（8.2万多贯）与苏州（5.1万多贯），可见经济是非常发达的。
问：吴老师，请教，宋朝的交子，是跟白银挂钩的或者说是白银本位的吗？怎么保值呢？通胀的问题怎么控制？发行的机构又是什么呢？
吴钩：交子不是银本位的。可以说是铁钱本位，它的单位用文、贯来计算。宋人对付通胀，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称提之术”。所谓“称提”，是指官府运用贵金属货币储备等手段回笼超发的纸币（这叫作“称”），使流通中的纸币购买力保持坚挺（这叫作“提”）。南宋为应对通货膨胀，曾经多次以国家储备的黄金、白银、铜钱以及交引、货物回笼楮币、收缩通货。放在十二、十三世纪，这种货币调控手段无疑是非常现代的。现代国家的中央银行不也通过发行国债来回笼货币吗？南宋用于“称提”的各种交引，即类似于今日的国债。
问：宋朝既然那么富裕，皇宫为什么那么小？
吴钩：我觉得，主要的原因有二。1.汴梁城是从唐代的州城发展起来的，宫城的前身只是节度使的治所，自然不可跟长安、洛阳这样的故都相比。2.宋代君主不敢为扩建皇宫而任意拆迁民居。雍熙二年九月十七日，楚王宫失火，让宋太宗下了决心“欲广宫城”，便下了诏书，提出了建设规划，让殿前都指挥使刘延翰等人“经度之”，即测绘图纸。不久图纸画了出来，太宗一看，要拆迁太多民居，便说，“内城褊隘，诚合开展。拆动居人，朕又不忍。”下诏停止扩修宫城的计划。
问：宋代重商主义的源头，是否是太祖想用赋税充当战争经费收回燕云十六州？也就是说一开始并非理性上摒弃重农抑商的政策，但效果上开启了一个新时代。
吴钩：宋朝的重商主义风气，其实可以追溯到晚唐、五代。战争是很烧钱的游戏，所以当时的政府必须想办法扩充财政收入。只是五代时期的许多政策是掠夺性的，比如出台了许多苛捐杂税。这些杂税在赵宋立国之后，大多被废除了。
不过宋朝的财税制度也是扩张型的。宋朝对商业的重视与关注，动机可能很简单：商业税能够更加快速地扩张财政。但我们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当政府将关切的目光从传统农业税转移到商业税上面时，势必触发一系列连锁反应：为了扩大商业税的税基，政府要大力发展工商业。为发展工商业，政府需要积极修筑运河，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有价证券与金融网络，以助商人完全交易；需要完善民商法，以对付日益复杂的利益纠纷；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创造更大利润……最后极有可能促成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
问：宋朝有那些促进社会生产，经济发展的科技发明吗？而不单单是军事上的发明。
吴钩：宋朝在炼钢、炼铜、花果嫁接、水稻良种的培育等方面，都有技术创新。这些我不细说，单来说宋人对水力在手工业生产中的应用。宋朝是一个大量使用水轮技术的时代，人们利用水力进行舂碓、研磨、鼓风、戽水、纺纱等，在许多磨茶作坊、磨面作坊、纺织作坊、冶炼作坊中，都采用了水力驱动机械。宋朝东京的汴河上，遍布用于手工业的水磨。宋政府还在京师与一部分州设立“水磨务”，管理水力机械。
王祯《农书》记载了一种水力大纺车，在水力驱动下，“旋随轮转，众机皆动，上下相应，缓急相宜，遂使绩条成紧，缠于轫上……昼夜纺绩百斤。”《农书》虽成书于元代，但水力纺机出现于南宋后期是没有疑问的。这种当时最先进的水力大纺车技术辗转传入英国，启迪了十八世纪阿克莱水力纺纱机的发明，从而触发了工业革命的驱动力。而在中国，进入明代后，水力大纺车几乎销声匿迹。这是很遗憾的事情。
问：如果宋没有被元灭，会进一步发展商品经济，进而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吗？
吴钩：假设宋没有被元灭，继续发展商品经济，也许它的未来形态并不能用资本主义社会这样的概念来概括，但一定是一种更现代、更文明的社会形态。
问：老师你好，我想问一下，前面你说过说如果宋朝一直发展，可能发展出高度的商品经济。那么如果明朝统治者换做开明的君主，继承发展宋朝的制度，是否中国的历史就会走向不同的道路？但像中学历史课本上一些主流的观念又说明朝制度是封建社会发展到当时的必然，和统治者个人选择无关。想听听你的看法。(www.xing528.com)
吴钩：明朝与宋朝，就制度而言，已经有了非常大的不同。特别是明初，其立国精神简直跟宋代的背道而驰，比如宋朝对开拓市场与发展商业持极大的兴趣，而朱元璋对这些却毫不关心。晚明商品经济的兴起，是不断突破了朱元璋定下的洪武型体制的结果。假设一下，如果以宋朝的制度一直发展下来，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资本主义，会不会出现君主立宪，但历史的可能性肯定远远大于明清。
问：如果有可能，宋朝的资本主义萌芽如何发展下去？宋朝会成为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吗？
吴钩：这种假设性的问题，真的很难回答。我提过一个“保龄球定律”：打保龄球，你的球发出后，半途被人截住，那么在如果没有发生被人截住的情况下，你的球究竟能击倒几只瓶子，只能是一个未知数，永远也不知道答案。换言之，历史上那些因为突发事件而中断的趋势，你也不能断言它保持演化下去的结局。
最后，请允许我抄一段《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导言的话来回答你的提问：
这些征服王朝真的代表了中国社会、中国经济、中国政治制度和中国文化的“自然”发展中的大倒退吗？没有这些征服王朝，代表11世纪宋代中国特征的高速发育的形态和合理的组织结构就能延续下来吗？它们使得某些学者所说的出现于宋代的一个“近代时期”夭折了吗？或者说这些宋代的发展无论如何是死路一条，它们是被国力的局限、被中国的这种规模和多样性、被汉人的精英分子不能对实践和实效给予应有的重视与关心所毁灭的吗？为什么在明代，当他们最终把蒙古人从中原驱逐出去时，仍不能恢复由宋代提供的更为高级的政府模式，相反，却继续保留了金、元时期制度发展的那么多方面，并恢复到了被所有征服者都推崇的唐代模式上来了呢？这些都是很复杂的问题，可能得不到解答。
宋朝“积弱”吗？
——答澎湃问吧网友问之三
问：宋朝的军事真的很弱么？但，不是比汉唐还富有么？
吴钩：宋朝的军事力量其实并不弱，你想啊，赵宋立国之初，中原尚未统一，割据政权林立，如果宋朝军事力量很弱，它又是如何统一中原的？
再看南宋后期，有人统计过，蒙古军团征服中亚霸主西辽、荡平花剌子模帝国，都不过用了一年的时间。驯服斡罗斯联盟，灭木剌夷国、黑衣大食，都是用了不足五年的时间。灭西夏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捣毁大金帝国用了二十几年时间。征服南宋用了多少时间？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这么长时段的抵御，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宋朝的悲剧是碰上北方草原民族最强盛之时，它们此时已不是汉唐时的部落文明，而是有了国家建制，动员能力与技术水平都远远强于以前。而且，中国在唐时失去了长城防线与西北养马地，导致宋朝立国之后，骑兵的力量比较薄弱，又无法靠天险御敌。在冷兵器时代，骑兵才是硬道理。可以说，宋朝的军事防线与进攻力量因为这先天不足的原因，给我们的印象，便显得有点弱了。
问：吴先生，我认为：南宋之所以能成功抗金并与金对峙百年，除了南宋军民的坚决抵抗，还有就是当时宋朝的宗室只剩宋高宗，因此便于凝聚各路人马御敌。而满清入关，南方先后涌现出好几个政权，导致抗清力量被分散，进而被清军各个击破，这便是南明只坚持了短短20年的时间。请教吴老师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吴钩：你说的可能也有一定道理。不过我提醒注意一个史实：北宋覆灭与明朝灭亡的原因是不一样的。北宋纯粹亡于外患，而明朝则亡于民变，亡于李闯，而非亡于清兵。这个区别很重要。突然亡于外患，说明内部的社会运转是没有问题的，至少国民对赵宋是认同的。而亡于民变，则意味着内部的社会运行已经出现了严重问题，内部已崩溃了，至少民众对朱明已经丧失了认同了。这也是南明只能坚持短短20年的重要原因。
问：刚看完中国历代战争史的北宋部分，发现北宋名将太少，就算有，也不敢大胆去用。北宋朝廷就这么怕武将造反吗？有人说北宋从建立到灭亡，国土一直在增加，不知道是否真的？
吴钩：北宋是有不少名将的，曹彬，曹玮，李继隆，种世衡，种师道，潘美，杨业，杨延昭，狄青，范仲淹，都是北宋名将。至于说到怕武将造反，试问哪一个王朝不怕？北宋从建立到灭亡，国土确实是一直在增加——问题是，这很重要吗？比起让人民过得更幸福的目标来，国土是不是增加，我觉得不是很重要。
问：宋朝有没有什么很厉害的武器？
吴钩：神臂弓就是宋人发明的远程大杀器。射二百四十余步（约300多米），仍能入榆木半箭，杀伤力惊人。宋军拒金，多倚此为器。依军法，不得遗失一具，或败不能携，宁碎之，防敌得其机轮仿制也。明代起其制造之法失传，清人曾据《永乐大典》收录的零件图样，想组装出神臂弓，终未能成功。
问：宋朝与辽称兄弟之国，后又向金称臣，后又改称叔侄之国。这种“二帝并尊”的“国际关系”是如何受宋朝士大夫看待的？宋朝又是如何解释的呢？
吴钩：宋人自己对宋辽关系的主流评价还是很正面的，认为应当维持这份和平。而对臣服于金的宋金关系，则基本上都视之为耻辱，只不过在要不要忍辱负重上存在分歧，分成了主战派与主和派。
问：您怎样看待宋的岁币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经济控制？
吴钩：岁币还不能说是对北方政权的经济控制。但宋朝以强大的经济优势，确实是在一种程度上控制了北方政权的国民经济命脉。比如宋王朝的经济制裁可以重创西夏的国民经济，导致物资严重短缺，物价暴涨，财政也因此接近崩溃：“尺布可直数百”，“民间升米百钱”，“国中困于点集，财用不给，牛羊悉卖契丹，饮无茶，一绢之值八九千钱，（民间）相为‘十不如’谣怨之”。西夏的大臣也承认，“国家自青白两盐不通互市，膏腴诸壤，浸就式微，兵行无百日之粮，仓储无三年之蓄，而唯恃西北一区与契丹交易有无，岂所以裕国计乎？”最后，西夏国主只好遣使求和。
问：宋朝当时有多少军队，为什么很多影视作品中都说：八十万禁军，这样是不是有点少？
吴钩：宋仁宗年间，“皇祐之初，兵已一百四十一万”，军人数目达到1410000人。南宋绍兴末年，全国作战部队的总兵力约为410000余人。
问：吴老师，宋代的军队是否有低保的作用？如此大的开支（60%）怎么还是战斗力不行？是因为老弱病残太多吗？
吴钩：宋朝对入伍的官兵，通常赡养终生。老弱病残的很多。即便退伍，国家也要给钱给地给粮。伤残军人则由国家养老。这得需要花多少钱啊。
问：老师您好，请问岳飞被杀有没有部分原因是由于高宗担心迎回二圣之后自己可能退位呢？
吴钩：假设岳飞被杀确实出于宋高宗的意思，是因为高宗担心迎回二圣之后自己可能退位。这个假设若要成立，须有两个前提：
1.被俘虏的徽宗与钦宗具有很高的威望，至少威望要高于高宗。但是这个前提并不成立，在南宋人眼里，徽宗、钦宗都是亡国之君，而高宗是中兴名主。即使迎回二圣，他们又怎么可能有权威逼高宗退位？
2.高宗是一个非常贪恋帝位的皇帝，或者他非常希望将皇位传给自己嫡系子孙。但这个前提也不成立。因为高宗很早就丧失了生育能力，并无子嗣。而且高宗后来是内禅给孝宗皇帝的，并没有当皇帝当到死。
问：你觉得元灭宋是历史必然吗？怎么看待元？你是皇汉吗？
吴钩：元灭宋就是军事胜利，并不是什么历史必然。只要蒙元一直持续保持强悍的军事攻击力量，灭掉南宋是不意外的，但我们不可将这种军事征服当成历史必然性。我不是皇汉。
问：吴老师说宋朝亡于恶劣的地缘政治与错误的国防战略，能详细解释一下么？
吴钩：在历代正统王朝中，宋王朝所面临的地缘政治可能是最恶劣的，辽、西夏、金、蒙元等非常强悍的草原帝国相继崛起于北方，都对宋朝虎视眈眈。宋朝与辽朝后来达成澶渊之盟，实现一百多年的和平，这一和平协议本应当永久坚持下去，但宋朝收复燕云故土心切，趁着金国在辽国背后崛起之机，撕毁澶渊之盟，与金国结成海上之盟，联金灭辽，结果唇亡齿寒，失去大辽的屏障，金兵即可长驱直下，最终灭了北宋。这就是我为什么说宋朝亡于错误的国防战略。类似的悲剧，在南宋末又重演了一遍：联合蒙古汗国灭了金国，结果也是以虎拒狼。
问：蒙元在欧亚大陆横扫一番，为什么欧洲会出现现代文明，中国大地却陷入更黑暗的专制？
吴钩：蒙古骑兵横扫欧亚大洲，却止步于多瑙河，没有直接统治西欧（被蒙古汗国直接统治了数百年的东欧出现了现代文明没有？）。由于蒙元帝国的开放性与对商业的重视，许多西欧的商人都往来于中国，并将中国的学说与技术带到欧洲，这些访华欧洲商人对中国的描述，在当时欧洲形成了一种迷人的“东方想象”，激发起欧洲人对东方的浓烈兴趣，可以说，宋朝文明为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一部分思想资源。比如哥伦布，之所以执着要航往东方，就是因为他读了《马可·波罗游记》后，对中国与印度十分向往，所以决心要闯出一条抢先到达东方的航路。这才有了阴差阳错的发现新大陆。
而在中国本土，草原帝国的直接统治，却导致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方向发生逆转。举个例子说，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兵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这就是倒退。
问：宋朝灭亡时，是不是所有血统纯正的汉族人都随皇室一起跳崖了？日本是不是真的举国同丧呢？
吴钩：关于宋朝灭亡时日本举国同丧的说法，来自南宋遗民郑思肖的《心史》记载：“日本即古倭也，地在海东，先朝尝入贡，许通商旅。彼近知大宋失国，举国茹素。”但缺乏其他史料的佐证。所以现在很难说是不是真有其事。
为什么说宋是中华文明的巅峰？
——答澎湃问吧网友问之四
问：宋朝的几个四字的年号是如何产生的？比如太平兴国、建中靖国。
吴钩：宋代的年号，有时候只是寄托某种良好的政治愿景，有时候则类似于一种政治宣示，暗示接下来要推行的政治路线。比如宋哲宗改元“绍圣”，“绍”是“继承”的意思，“圣”指哲宗先父神宗皇帝。所谓“绍圣”，即意味着宋哲宗亲政，准备更改元祐时的保守路线，恢复神宗皇帝的变法路线。
再如，宋徽宗继位，太后垂帘听政，改元“建中靖国”。“建中”意即“建立中正之道”、“靖国”是消除朋党、安定国家的意思。暗示此时的徽宗皇帝将实行折中、调和左右的政策。后来他改元“崇宁”，意思很明白，“追崇熙宁之道”，则表明宋徽宗欲恢复先父宋神宗的变法。
问：有观点认为，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的衰亡，一则在实施过程中与民争利，变法失败之后又有多次反复；二则由此开启了政坛严重的党争，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严重分化和对立，严重破坏了宋建立以来宽容的社会环境，您认为如何？
吴钩：如您所言，王安石变法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与民争利，也确实恶化了北宋的党争（仁宗朝也有党争，但这时候的党争是良性的），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严重分化和对立，严重破坏了宋建立以来宽容的社会环境。但我不同意说王安石变法导致了北宋的衰亡。北宋覆灭，有很大的偶然性。
问：听说王安石是个犟脾气？他搞变法，到底哪些地方做得不够好？
吴钩：王安石为了顺利推进变法，1.大量起用投机小人，导致新法在实施过程中严重被扭曲；2.听不得反对意见，排斥台谏中的反对党，破坏了权力制衡的权力构架。3.变法的步子迈得太大，导致朝中几乎所有的正人君子都反对王氏变法。
问：有人说，宋真宗的形象被低估了，尤其是在后来的戏曲作品中为了突出寇准的形象所以矮化了他。您觉得宋真宗是个什么样的皇帝？您最喜欢宋朝哪个皇帝？
吴钩：宋真宗是宋朝第一个守成、文治的皇帝。太祖、太宗都有开国拓土之力，是一代雄主，而从真宗开始，宋朝进入庸常的常态治理。宋朝的士大夫政治基础，基本上是在真宗朝完成的。
我最赞赏的宋朝皇帝是宋仁宗。其实不仅是宋代一朝，放在整个帝制历史上，宋仁宗都是我最赞赏的君主。他是为人君者的典范。宋人评价仁宗：“仁宗皇帝百事不会，却会做官家。”在宋朝的士大夫政治构架下，国家的治理主体是士大夫，不是皇帝，皇帝“百事不会”没有关系，因为君主不必亲决庶政；要紧的是守住君主的本分，即如何“做官家”；甚至不妨说，“百事不会”才是君主应有的美德。
顺便说一下我最讨厌的宋朝皇帝，那就是宋徽宗。《宋史》对他有一个评价，恰好跟宋人对仁宗的评价相反：“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一个皇帝什么都会，什么都要逞能，这很糟糕。可不，宋徽宗成了亡国之君了。
问：宋朝如何对付官员嫖娼？
吴钩：按照宋朝的立法，官员是不允许召妓买醉的。宋朝青楼对所有的市民开放，只要您掏得出钱，但官员不可以涉足，官员自己也明白“身为见任，难以至妓馆”，他们若眠花宿柳，一旦被人揭发、弹劾，便可能受刑责或者丢了官职。宋神宗熙宁年间，两浙路有三个官员，仅仅因为“赴妓乐筵席”，便遭黜责。当时乃王安石当政，王氏不爱女色，却有点贪恋权势，为厉行新法、打击异议，他曾不只一次用“扫黄”的办法来收拾政敌和异己，顺他者昌，逆他者嫖娼。
问：宋朝难道没有文字狱么？比如乌台诗案。宋朝的文官政治真的那么完美么？
吴钩：宋代有无文字狱？这得看我们对“文字狱”的定义。如果将“文字狱”定义为文字引出的刑狱，那宋代肯定有文字狱，如乌台诗案、江湖诗案。但如果将“文字狱”限定为统治者出于钳制思想与言论之目的而对文人的镇压，则宋代的诗案还不能说是文字狱，因为这些诗案都不是出于要钳制思想与言论，而是因为党争，一派借故打压另一派。
至于“宋朝的文官政治真的那么完美么”这个提问非常奇怪，为什么有这个问题呢？好像并没有人说过宋朝的文官政治很完美啊。包括我这个宋粉，也没有这么说过。
问：有人说宋代皇帝离平民的距离比其他朝代更近，请问您怎么看？
吴钩：说“宋代皇帝离平民的距离比其他朝代更近”，这话我赞同。我举个例子说明。
按历代卤簿仪仗制度，皇帝出行，仪式极为隆重、严肃，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宋朝君主往往简化了出行的仪仗与仪式，甚至出现“不成体统”的情况。北宋仁宗朝，“车驾行幸，非郊庙大礼具陈卤簿外，其常日导从，惟前有驾头、后拥伞扇而已，殊无前典所载公卿奉引之盛。其侍从及百官属，下至厮役，皆杂行其道中。步辇之后，但以亲事官百余人执挝以殿，谓之禁卫。诸班劲骑，颇与乘舆相远，而士庶观者，率随扈从之人，夹道驰走，喧呼不禁。所过有旗亭市楼，垂帘外蔽，士民凭高下瞰，莫为严惮。逻司街使，恬不呵止，威令弛阙，玩习为常。”
如此简陋的皇家仪仗，恐怕还不及后世一个县长下乡视察时之威风。围观皇帝的士庶，非但没有跪伏、回避，还跟随在皇室扈从之后，“夹道驰走，喧呼不禁”。皇帝车驾经过的街路，“士民凭高下瞰”，官方也“不呵止”。
问：宋代虽然也有太监，但有宋300年，太监之患没有像前面的汉唐和后面的明朝那样恶劣，请问何解？
吴钩：宋代对宦官势力的遏制远比汉、唐、明三代严格而有效。宋人自认为本朝“宦寺供扫洒而已”，当然不够实事求是，因为宋代宦官实际上是允许参与政务的，包括率军作战。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代确实没有出现宦官窃权乱政的情况。原因何在？《宋史》的《宦者传序》说得很清楚：“祖宗之法严，宰相之权重”。“祖宗之法严”代表了皇室对宦官的抑制态度，唐代宦官乱政的前车之鉴就在眼前，不能不令宋代皇帝对内臣专权充满警惕。宋室的防范措施包括限制宦官的数量，如太祖强调宦官“自有定员”，不得超过50人；到宋哲宗时，宦官改为限额100人。宋代虽然有宦官率军作战，但都是临时性差遣，并不能长期独掌兵权（童贯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对宦官集团更重要的掣肘力量来自以宰相为首的政府，即所谓“宰相之权重”。宋代采用“以外统内”的治理框架，外廷宰相领导的文官集团有权过问内廷事务，包括参议宦官之任用、升迁。而内廷则不许干预外廷国政，用宋人吕中的话来说，“我朝所以无内朝之患，以外朝之除拜，在内不得而知，内庭之请谒，在外可得而知之也。”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宋仁宗时，有个叫作杨怀敏的宦官因有过失，被罢免了“入内副都知”的职务，但皇帝大概比较宠信他吧，准备下旨让杨怀敏官复原职，但是皇帝的意见（当时称为“词头”）却被政事堂（宰相机构）下面的知制诰驳回了。知制诰告诉仁宗皇帝：根据本朝制度，被免职的副都知，是不可以官复原职的，所以臣不敢草拟这道诏书，封还词头。
问：感觉宋朝的宰相都好牛，也不怎么给官家面子，是因为宋朝独特的继承制度吗，就是太祖和太宗血脉交替继位，您怎么看？
吴钩：宋朝的宰相牛，我觉得是因为宋朝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自觉与抱负，同时宋代又形成了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共识与格局。
问：有观点认为，宋代士人的地位空前提高，甚至到了可以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地步，但也有观点认为宋代一系列制度使得权力进一步集中，皇权得以更加强化。您如何评价这两种看法？
吴钩：我当然更认同前一个看法。虽然“共治”一说早已有之，如汉宣帝自谓“与我共治者，唯良二千石乎”，唐太宗也曾对群臣说：“朕与公辈共理天下。”但汉唐皇帝所说的“共治”（共理），只是将士大夫当成辅政之工具，只有到了宋代，士大夫才得以以政治主体身份，当仁不让地要求与君主“共治天下”。
问：为何以士大夫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在宋朝能与皇权形成均势平衡的局面？
吴钩：简单点说，我认为，1.宋代士大夫群体自身力量的成长，士大夫群体以天下为己任意识的养成。2.宋朝皇帝本身的文明与克制。3.宋朝形成了一套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君臣各有职守不可相侵的制度。
问：综合来讲宋是中华文明的巅峰时期，同意这个观点吗？
吴钩：同意。王国维先生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
问：宋朝的经济科技文化都是华夏历史上的巅峰，可是后世中国人都以汉唐为傲。请问这是何故，谢谢！
吴钩：我也有同样的疑问，一直以来，“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宋史学家张邦炜先生语）。反观海外的汉学界，他们评价最高的却是宋代中国，美国多所高校采用的历史教材《中国新史》（China：A New History），其中有一章的内容宣称“中国最伟大的朝代是北宋和南宋”（China’s Greatest Age：Northern Sung and Southern Sung）。
这种截然相反的评价非常有意思。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中国人看待中国历史，往往摆脱不了对国运的关注，因而影响情感的取舍，更看重国家的强盛。而海外学者则能够保持超然的心态去评估一个王朝的文明表现。正是从文明的角度，他们发现了宋朝的诸多了不起的成就。
问：有人说你是宋吹，认为你把传统社会理想化了，你怎么看？宋朝真的比西方社会更美好么？哪怕是某些方面。
吴钩：我对传统社会的讲述是不是有美化，欢迎据（史）实反驳。我不觉得我理想了传统社会，很可能是这么说的人在头脑中预设了妖魔化传统的立场。至于宋朝是不是比西方社会更美好，这得看是什么时候的西方。如果拿一千年前的宋朝跟今天的西方社会相比，你觉得公平吗？而如果是跟同时期的西方比，宋朝时候，整个西方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中，毫无疑问，其文明程度远远比不上东方的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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