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节育习俗与社会抚养费:揭秘宋朝的生育文化

节育

可能许多人都会认为，由于受“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人比西方人更热衷于生育。

抛开这种逆向种族歧视不提，即便将“中国人热衷于生育”当成一个不含价值偏见的事实性判断，这也是一个误判。因为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来看，中国人的生育率都低于西方社会。目前所有的华人社会——包括实行计划生育的中国大陆、鼓励生育的台湾、香港与新加坡，总和生育率仅有0.9至1.2，处于世界最低水平。属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与韩国，生育率也都非常低。

历史学家对古代人口与生育的研究，也可以驳正人们一直以为中国人热爱生育的错判。近代之前，在西方社会，一名已婚妇女平均会生育10个孩子。而根据程民生先生的评估，在中国宋代，北方家庭平均每户约生养6.20个子女，南方家庭的子女数目还要更少一些，平均只有5.38人。显然，宋代中国的生育率远低于中世纪的西欧社会。

因为宋朝人的生育能力不如中世纪西方人吗？不是的。这是因为从宋代开始，中国社会的育龄夫妇已经有意识地控制生育，自觉使用了节育手段。研究经济史的李伯重教授提出，宋元明清时期，生育控制在中国一些地方逐渐普及，成为这些地方人口行为的重要特征之一，特别是江浙地区，民间社会出现了普遍性的节育意识与多样化的节育技术。节育方法的广泛应用，导致南宋以降江南地区的人口增速发生“明显下降”：江南的八府一州，“7世纪中叶约有10.3万户，12世纪末叶则有102.1万户，5个世纪内增加了9倍；而13世纪初，江南人口约有800万，到19世纪中叶，则为3600万，即6个世纪中只增加3倍。”（参见李伯重《堕胎、避孕与绝育——宋元明清时期江浙地区的节育方法及其运用与传播》）

按李伯重先生的研究，宋人使用的节育方法包括利用药物或其他手段避孕、人工流产与实现绝育。宋代的医生已经明白多种药物可以致使孕妇流产，北宋末刻印出版的《经史证类大观本草》与《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均收录了五六十种堕胎药，其中多种经现代药理实验，已证实确实具有致流产的药效。南宋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还专门列出“断产方”，并称：“欲断产者，不易之事。虽曰‘天地大德曰生’，然亦有临产艰难，或生育不已，或不正之属，为尼为娼，不欲受孕，而欲断之者。故录验方以备其用。”这个记载显示，宋朝人不但掌握了流产的药方，对民间的人工流产需求也能够给予正视，尽管“人流”被认为不合“天地大德”。

《妇人良方大全》还记载了一个避孕药方：“四物汤，每服五钱，加芸苔子二撮，于经行后，空心温服。”此外，宋代有一些医书也收录有一些“断子方”，称服用后“月经即行，终身绝子”“永断孕，不伤人”云云。成书于南宋的《针灸资生经》则介绍了运用针灸“绝孕”“绝子”的方法。

限于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这些药方与措施的有效性、安全性，我们不应该高估。但是，从节育方法在宋代医书广泛记载的事实来看，我们可以肯定地确信，宋朝平民显然已经在有意识地尝试控制生育，至少有一部分宋人并不愿意自然地生儿育女。

由于当时的避孕与“人流”技术毕竟滞后于民间高涨的节育意识，宋代社会还存在一种非常残忍的控制生育方式：溺婴。如江南东路，“男多则杀其男，女多则杀其女，习俗相传”；荆湖北路，“岳、鄂间田野小人，例只养二男一女，过此辄杀之”；江西婺源，民“多止育两子，过是不问男女，生辄投水盆中杀之”；福建一带溺婴之风尤盛，“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闽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宋人用“不举子”的概念来陈述溺婴、杀婴的野蛮陋俗。

许多人都以为，溺婴是因为贫穷。但宋代的“不举子”现象却表明，贫穷并不是民间生子不举的唯一原因（当然贫困确实是重要的因素），因为宋代东南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但溺婴之风更盛；不少富有的家庭也是“不过二子一女”而已。今天我们都知道，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其实会激发与强化人们的节育观念。南宋民间生育控制行为的流行，可能跟城市化与商业化的加速有关联。

◎ 宋代钱选（款）《婴戏图》

总而言之，对于很多宋朝女性来说，她们并不愿意无节制地生育孩子，民间社会对“多子多福”的认同，未必如我们今天想象的那么高。我觉得，或许正因为民间对“多子多福”的认同并不高，传统的主流社会才会刻意宣扬“多子多福”，以补救时弊。

胎养令

今天的一些人口学研究者会将人口当成社会发展的累赘与负担。但宋朝的政府与主流社会显然不是这么认为，他们更相信人口是国家的财富。因此，宋朝政府并不支持民间自发的生育控制行为，而是鼓励生育，将人口增长列为考核地方官员的首要指标：“守令满替，并以生齿增减，为殿最之首。”

当然，宋王朝也不会像后世的罗马尼亚那样设立“月经警察”。宋政府的对策是：一、立法禁止溺婴，“杀子之家，父母、邻保与收生之人，皆徒刑编置”。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溺婴的陋俗也必须严厉禁止；二、给贫困家庭发放生育补贴，激励她们将孩子生下来抚养成人。南宋绍兴八年（1138），高宗下诏：“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这便是南宋政府的“胎养令”。

那么什么样的家庭可以获得生育补贴呢？政府补贴的标准又如何呢？绍兴八年的一道法令规定，“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宋朝政府按居民财产多寡，将乡村户划为五等，坊郭户划为十等。乡村第五等户，是“家业钱”只有三四十贯（按购买力折算，相当于人民币1.2万元）以下的农村下户，家境贫寒，“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城市第七等户以下，家产通常不足十几贯钱，也是贫乏之家。因此他们都被纳入国家救济的范围。

救济的标准是生下孩子后，政府给每户每胎补贴4贯“奶粉钱”，大约值1200元人民币。这笔支出来自“免役宽剩钱”，是由地方政府征收并留存备用的一项财政收入。也就是说，这时候的宋朝贫民生育补贴，是由地方财政负担的。

“胎养令”施行三年后，即绍兴十一年（1141），由于地方政府的“免役宽剩钱”有限，入不敷出，一位叫王洋的地方官上书皇帝：“近蒙恩诏，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人与免役宽剩钱内支四千，可谓仁德甚厚矣。然免役宽剩，州县所收甚微，势不可久。乞乡村之人，无问贫富，凡孕妇五月，即经保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其夫免杂色差役一年。候生子日，无问男女，第三等以下给义仓米一斛。……盖义仓米本不出籴，今州郡尚有红腐（指储粮）去处，二郡岁发万斛，可活万人。通数路计之，不知所活其几何也。……又义仓之米若有不继，逐年随苗量添升斗，积以活民，民自乐从。再三审度，实可经久。”(www.xing528.com)

◎ 宋代李嵩《骷髅幻戏图》上的宋朝儿童

王洋建议朝廷，将给予产妇之家的货币补贴调整为粮食补贴（每户每胎给米一斛），并将救济的对象扩大到乡村第三等户以下。因为靠“免役宽剩钱”难以长久维持，而各州县的义仓储粮甚多，而且仓粮用尽了也比较容易征收、补充，“实可经久”。同时，王洋还建议，对妻子有身孕的农民免除一年杂色差役。

宋高宗接到报告后，批准了免除孕妇丈夫徭役的提议，又批示说：“愚民无知，迫于贫困，不能育，故生子而杀之。官给钱物，使之有以育，则不忍杀矣。朕为民父母，但欲民蕃衍，岂惜小费也？”“乃诏户部措置”，让中央财政拨款发放生育补贴，即由中央政府负担起国民胎养的财政支出。绍兴十三年，又下诏蠲免生育之家的丁税。

到了绍兴十五年（1145），胎养补贴又改为由常平仓、义仓联合发粮：“臣僚言：‘已降指挥，生男女每名支钱四贯文，于常平或免役宽剩钱内支。窃闻州县免役钱所收微细，乞发义仓之粟以赈之。’诏于见管常平、义仓米内每人支米一硕。”

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之后，又改为同时发送钱米：“诏，应福建路有贫乏之家生子者，许经所属具陈，委自长官验实，每生一子，给常平米一硕、钱一贯，助其养育。余路州军依此施行。”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朝廷又重申旧令：“申严民间生子弃杀之禁，仍令有司月给钱米收养。”

总之，按南宋政府“胎养令”的精神，凡乡村与城市的贫困家庭，在妻子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可以到所在州县政府登记，申请政府救济。政府的救济包括：免除孕妇丈夫一年的徭役，有点像“陪产假”；蠲免生产家庭的丁税钱，即减税；以及发放生育补贴。现代政府也是这么鼓励国民生育的。

举子仓

尽管宋廷的“胎养令”要求所有州县均必须给辖下的贫困之家发放生育补贴，但由于财政资金紧缺，或因为吏治腐败，“胎养令”的实际执行难免打了一个折扣，如绍兴二十二年（1152），有臣僚反映：“顷常指挥州县，贫乏之家生男女不能养赡者，每人支钱四千，后给支义仓米一石。然近于临安市井穷民，未闻有得斗米千钱者，况于乡村与夫穷僻镇聚？”

为救“胎养令”之未及，南宋不少地方官员与士大夫又发起成立“社会化育儿公益基金”，叫作“举子仓”或“举子钱库”。

许多研究者认为，南宋“举子仓”是淳熙年间赵汝愚在福建率先创立的。赵汝愚的墓志铭记录道：“闽俗，生子往往不举。公创举子仓，凡贫不能举其子者，以书其孕之月而籍之。及期，官给之米，而使举其子，所全活甚众。”但实际上，“举子仓”非赵汝愚首创，早在绍兴五年（1135），由于福建路的建、剑、汀、邵四州“细民生子多不举”，地方当局遂“逐州县乡村置举子仓，遇民户生产，人给米一石”。此为南宋“举子仓”的先声。

后来赵汝愚就任福建安抚使时，又上书朝廷，请求推广“举子仓”之制：“许令于民户、寺观绝产田并与住卖，召人承佃，将所收租利与安抚司所置客庄及常平、义仓钱米通融，以充一路食子之费。”获得朝廷批准。自此，“举子仓”广布于福建路，如建安县有举子仓十所，瓯宁县有举子仓二十六所，浦城县有举子仓十二所，政和县有举子仓十一所。福建路之外，当然也有举子仓，如赵善誉在潼川路诸州设举子庄：“以羡赀给诸郡置庄，民生子及娠者俱给米”。

依福建模式，“举子仓”有固定的资金来源：一为没官田产的租息；二为常平仓的拨款；三为民间富人的捐献。赈济标准一般是：每户贫困产妇每产一胎，给米一石。一些设“举子钱库”的地方（如武平县）则发钱若干。

跟宋政府“胎养令”的财政补贴属性不同，“举子仓”实际上就是一个具有绅办性质的公益基金。虽然“举子仓”的普及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倡导、扶持与资助，但在“举子仓”的建设过程中，更离不开地方士绅的支持与参与。主持“举子仓”日常运作的通常也不是官方，而是地方士绅：“举子仓亦仓也，然非官司所掌，其原出于乡先生及乡大夫。”地方政府一般只充任“举子仓”的监管者。

如荆湖南路桂阳军的“举子仓”，其管理制度是这样的：“军委司法，县委丞、簿充提督官；军请寄居（指致仕居乡的士大夫）一员，每乡请诚悫、慈良寄居或士子一员，充收支官；军令本学保明士两员，每都（疑为县）请谨审不欺士人两员，充附籍官。妇人有孕五月，供报附籍官；至生子一日，赴收支官请米七斗，周岁再支三斗。……军据提督月申，半年类聚申提举司。”

翻译过来，就是说，桂阳军（军为州一级政府）委派一员司法官担任整个州郡“举子仓”的监管官，下面每个县则委派县丞或主簿担任该县“举子仓”的监管官；同时，州郡政府与各乡“举子仓”又分别聘请一位居乡士绅任收支官，负责仓粮的收存与发放；州郡政府与县政府再分别聘请两名士绅任附籍官，负责审核和批准居民生育资助的申请与登记。怀孕妇女之家，在胎儿五个月大之后，可到附籍官那里登记，申请补助；到孩子出生后，便可以拿着登记凭证到收支官那里领米。请注意，“举子仓”生育补助的申请与发放是分离的，由相互独立的两组人员负责。监管官按月检查全郡“举子仓”的申请与收支情况，并报告知军。每隔半年，知军再报荆湖南路的提举司备案。应该说，南宋“举子仓”的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了。

这一管理模式，可以概括为“绅办官督”。这也是宋代诸多民间公益组织的常见管理模式，如史浩设立的乡曲义庄（济贫机构）、朱熹创立的社仓（农村小额低息贷款），均采取“绅办官督”的方式。尽管南宋后期，“举子仓”因管理不善、日久生弊而出现了种种问题，但我们必须承认，“举子仓”制度的推行，让无数婴儿在降生之后得以免被溺毙、遗弃，称得上“功德无量”。

贫民生子而无力抚养，政府与社会运用国家财政与公益基金助其养育，这是名副其实的“社会抚养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