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裔美国文学史：1945年-1979年的重要里程碑

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非裔美国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行动就开始了；战后，这种融入的速度不断加快。美国人需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适应非裔美国人在社会上的新地位。这种新地位的出现不仅是因为战争期间非裔美国人赢得的民权在战后仍然保留下来，还因为战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为美国种族平等问题的改善提供了社会基础。战争为非裔美国人创造了争取人权和公民权的大量契机。1945年后，白人很难找到借口来遏制非裔美国人的人权诉求。美国维护黑人人权的组织，特别是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开始更强烈地要求黑人获得完全平等的人权；他们的要求得到全国各地各种团体的支持，特别是一些政治组织、民间劳工和宗教团体。法院也开始关注种族问题，开始作出有利于提高非裔美国人地位的裁决。美国学者约翰·霍普·富兰克林说：“联邦政府本身的行政机构对国内外压力也非常敏感，施加很大的影响来消除美国民主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差距。”(Franklin：608) 20世纪下半叶，这些组织和司法机构为非裔美国人创造了一个更好的社会环境。

“二战”后不久，美国与苏联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政治和军事竞争，非裔美国人问题再次凸现。美国一贯标榜自己是民主“自由世界”的领导人，与倡导殖民地独立的社会主义苏联形成对峙。苏联不断指责美国对待非裔美国人的种族政策。冷战对非裔美国人社会地位的改变有着巨大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冷战促使美国人减少了对黑人民权要求的敌意，对非裔美国文学创作也更加宽容；另一方面，美国利用当时的政治文化氛围形成反共产主义的思潮，攻击反种族压迫的杰出黑人领袖，削弱相关的黑人组织。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尼尔·欧文·佩恩特尔所言：“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那样的全国民权团体不得不分心去应付那些诽谤他们庇护共产主义者的指控。这些指控中最臭名昭著的就是‘红钩事件’[1]。”(Painter：261)

“二战”后，黑人失业率急剧攀升，北方黑人社会地位较低的状况依然没有得到改变；同时，苏联不断施加国际压力，抨击美国的种族政策。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 “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2]的审理中宣布终止美国学校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取消了1896年关于“隔离但平等”的裁决。最高法院宣布为非裔美国学生设置的隔离性教育设施存在“内在的不平等”，这个决议对非裔美国人以后的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发挥的效力也大大超越了美国公共教育系统。如果隔离的教育设施内存在不公平问题，那么隔离的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等场所也肯定存在同样的问题。以法律为武器，非裔美国人大力开展自己的维权斗争。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美国国内的各种种族隔离设施和场所一个接一个地被拆除掉。

20世纪50年代，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境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享有的政治权利也更多了。许多非裔美国人，包括黑人妇女，接受了高等教育。20世纪40年代非裔美国人追求人权和民权的斗争精神在50年代继续发扬，非裔美国人要求在全社会范围内获得与白人平等的社会权利。他们要求的内容和以前一样，但是盼望实现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他们要求立即废除种族歧视、种族压迫和二等公民地位，立即纠正一切针对非裔美国人的侵权行为。罗莎·帕克斯事件成为非裔美国人谋求更大政治诉求的导火索，掀起了美国民权运动的大潮。蒙哥马利城的法律规定，公交车上的座位划分为两部分，靠近车头的部分是白人座位区，靠近车尾的部分属于非裔美国人座位区。但是，如果白人乘客的座位坐满后还有白人站立的话，非裔美国人座位区的黑人乘客必须给白人乘客让座。否则，黑人乘客就涉嫌违法，会遭到警察的拘禁，并送上法庭或关进大牢。1955年12月1日，非裔妇女罗莎被警察逮捕，原因是她在蒙哥马利乘坐公交车时拒绝给站立的白人让座。（Baker：304）

罗莎的被捕引起轰动美国的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运动。美国非裔牧师小马丁·路德·金领导非裔美国人与白人种族主义者作了坚决的斗争，他也因此一举成名，成为继布克·T.华盛顿之后最有影响力的黑人领袖。除小马丁·路德·金之外，其他的黑人社团，如争取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CORE)和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dinating Committee， SNCC)，也站在斗争的第一线。此外，一些著名黑人组织，如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联盟等，也全力支持这次抵制运动。

这场黑人追求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的战斗得到了所有有正义感的大学生、中学生、产业工人、黑人专业人士、白人牧师和政府官员的支持。然而，白人种族主义者想方设法破坏黑人对自由和平等的诉求。白人公民联合会[3]在美国南方随处可见，他们采取保守主义措施，遏制黑人的正义要求。南方白人政治家强烈反对“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的宣判结果，“白人暴力迫害黑人泄愤事件的消息通过媒体在世界各地传播”(Baker：304) 。1957年9月底，艾森豪威尔总统派联邦军队到阿肯色的小石城，制止白人暴徒的武力攻击，保护黑人学龄儿童进入学堂。美国的社会变革之风也刮到西非，加纳在这一年获得独立，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由黑人领导的主权国家。

美国国会在1957年通过了自1875年以来的第一个人权法案，成立了人权委员会，该委员会在南方几个城市的听证会上揭露出南方白人选举登记机构故意剥夺黑人投票权的违法事件。美国学者伯纳德·贝尔指出：“1962年有30多个案件提交给总检察长，要求保护黑人在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亚拉巴马和佐治亚的选举权。”(Bell：198)

20世纪60年代初期是美国政治局势激烈动荡的时期。受到黑人民权运动和白人青年抗议运动的冲击，战后美国的全球民主世界领袖地位被动摇。“年轻人对社会不满；南方白人残酷迫害那些追求民权的黑人；激进的北方人挑战美国最南部的种族隔离制度。”(Gates：1791)这时，美国大规模的种族冲突随时可能爆发。1960年，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巴罗的4名黑人大学生，坐在市中心的一家午餐店里，抗议该店不让黑人就餐的规定，由此而激发了全国范围的一些非暴力直接行动——占座抗议、自由行[4]、占沙滩抗议和示威游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和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在这个时期的直接行动中充当先锋，后来很快得到了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和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等黑人组织的支持。20世纪60年代占座抗议运动如火如荼地迅速发展，黑人和白人的矛盾不断加深，种族关系日趋紧张。一边是坚信白人至上论的白人，持保守主义态度，对黑人充满仇恨和恐惧；另一边是坚信种族平等论的激进黑人，持激进主义态度，要求白人把他们当成平等的公民。两股力量在午餐店、剧场、娱乐场所、游泳池、公家车站、北方大城市和南方小镇的街道等地方形成对峙状态。美国学者小豪斯顿·贝克指出：“冷漠、没有笑容、穿着体面的美国人，黑人和白人，互相讥笑，互相吐唾沫，被警察乱打，被电棒电击——这些就是占座抗议运动早期的景象。”(Baker：305)这个运动最大的特点就是黑人以青年人为主力军，全身心地投入追求种族平等的斗争；他们在暴力面前无所畏惧。

由年轻人、黑人和穷人发起的民权运动是反对美国既得利益集团、反对国家陋习也是反对美国价值观中不当理念的一场正义之战。当时，美国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势力也相当强大，他们千方百计地压制非裔美国人的正义要求，时常采用暴力手段来打击和迫害抗议的非裔美国人。在反对民权运动的暴力事件升级的时候，这场运动的一些参加者转变了策略，调整了最后目标。他们采用梭罗和甘地的和平主义思想，以非暴力的示威手段应对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力打击。黑人民权主义者的不抵抗政策导致许多黑人在示威活动中被打伤、打残，甚至打死。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残酷暴力和血腥镇压激起一些黑人的强烈愤慨，他们强烈要求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来进行自卫和抵抗。1964年夏天的哈莱姆暴动和1965年夏天的瓦茨暴动是美国黑人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渐进主义、消极抵抗和普世博爱等思想和行为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无情打击下显得苍白无力、狼狈不堪。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理想遭受到残酷打击，非裔美国人感到无比的痛心和失望。与此同时，出现了激进的黑人领袖，他们试图以武力来捍卫黑人的权益。马尔康·X.、斯托克利·卡尔迈克尔（Stokeley Carmichael）、罗恩·卡伦加（Ron Karenga）和韦依·P.牛顿（Huey P.Newton）都是受到黑人拥护的新型领导人。倡导“黑人权力”的政治主张成为黑人追求自我定义的准则，挑战美国社会一切不利于这个自我定义的思想和行为。

马尔康·X.是美国穆斯林组织“伊斯兰国”[5]里最有号召力的人物之一。他才华横溢，以极具感染力的演讲激发了广大黑人劳苦大众的种族觉悟，号召他们接受“穆罕默德先知的启示”。马尔康对下层黑人有很大的感召力，在发展黑人穆斯林成员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出色，他发展的成员主要居住在美国北方城市。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他发展的人数从几百人飙升到15000人。马尔康遵从伊莱贾·穆罕默德[6]的教义，竭力建立一个与白人分离开来的黑人国家，强调黑人的种族自豪感，认为白人是黑人一切苦难和不幸的根源。马尔康头脑敏锐，善于辩论。他措辞激烈地批判了融入主义思想和民权主义运动领导人及非暴力运动，认为黑人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手段去追求自由，倡导武装自卫，并认为黑人拥有谋求解放的权利。他富有鼓动性的演说吸引了许多贫民区的居民，特别是黑人青年。在他之前，这些黑人对民权运动的主张非常陌生，认为民权运动和自己的生活没有多大关系。

黑人穆斯林的政治主张对“黑人权力”（Black Power）运动参与者和普通劳动人民来讲，有很大的吸引力。在马尔康的黑人自豪感的鼓舞下，黑人积极抵御白人至上论，“穆斯林在挽救黑人刑满释放者、吸毒者、皮条客、骗子、赌鬼和酒鬼等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也被黑人民族主义者视为黑人社区行动主义的典范。”(Gates：1793) 黑人穆斯林遵循严格的个人行为准则，强调自律，勤奋工作，忠于伊莱贾——上帝的信使。

非裔美国人对民权的合理要求遭到白人至上论者的坚决反对，美国种族形势的发展一波三折。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期通过联邦立法消除了种族隔离的法律基础。另一方面，联邦法律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新形式的种族歧视开始出现。袭击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不断出现，引起许多非裔美国人质疑非暴力抗议的可行性。针对20世纪50年代以来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挑衅，马尔康·X.严厉地批判了非暴力运动，提出了“以暴制暴”的政治主张。马尔康激进的革命主张威胁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利益，同时也与伊莱贾·穆罕默德的矛盾越来越激化，他于1965年2月21日被暗杀，凶手一直未归案，形成一桩悬案。关于他的死因，众说纷纭。有人说他是被白人种族主义者杀害的，也有的人说他是被伊莱贾·穆罕默德暗杀的。马尔康·X.虽然被杀害了，但是他的政治主张却一直在影响着非裔美国人的政治立场和行为准则。通过自传《马尔康·X.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1965）和录音《给草根们的信》（Message to the Grass Roots, 1966），马尔康把反对非暴力运动的思想传播给了更多的黑人。马尔康长期以来支持黑人自卫的主张深受南方年轻人的拥护，因为这些年轻人亲眼目睹或亲身经历过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暴行。袭击黑人的暴力事件深深地烦扰着斯托克利·卡尔迈克尔、H.拉普·布朗[7]和南方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SNCC)的志愿者。

全国民权联合会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分崩离析。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志愿者在美国最南端地区遭到白人种族主义者的残酷打击和迫害；同情黑人的白人在1964年的民主党全国大会上放弃了对密西西比自由民主党的支持。这些事件导致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采取的回应是拒绝种族融入、反对种族内部的种族歧视和排斥非暴力运动。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比争取种族平等大会更为激进，完全放弃了与联邦政府合作的政治主张。黑人穆斯林马尔康·X.是一名坚定的黑人民族主义者。在他的影响下，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强烈要求得到“黑人权力”。就在民权运动推翻南方合法化种族歧视的时候，美国北方和美国西部爆发了一系列暴乱，这引起人们对全国种族问题和贫困问题的关注，同时也促使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派专员到北方去，以非暴力手段寻求解决方式，但是这个尝试没有成功。起初，小马丁·路德·金试图把全国的民权联合会团结起来，但是因为约翰逊总统不但没有结束越战，反而使越战升级，金一怒之下，宣称要与约翰逊政府决裂。此后，约翰逊总统继续与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同盟（NUL）等黑人组织继续保持合作，推行由联邦资助的扶贫计划，委派黑人和白人中的温和派来执行。在继续坚持非暴力运动的同时，金私下支持民主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方面也变得越来越激进。1968年在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的最后一次抗议活动前夕金被暗杀了。(www.xing528.com)

20世纪60年代最重要的一个立法文件就是1964年的《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这个法案详细地处理了在投票权、公共膳宿、公共设施、教育、联邦资助的项目和就业机会等方面的种族歧视问题。1965年的《选举法案》补充了选举法规的不完善之处。1968年的《公平房屋法案》还补充了关于房产市场的相关规定。这些法案的大多数条款得到执行。在这个时期，非裔美国人，特别是城市非裔美国人，在经济收入方面获得了明显的提高。黑人和白人的收入差距缩小，黑人就业分布状况也接近白人，黑人在教育和参军等方面的机会大为增加，住房条件也大为改善。黑人中产阶级的人数迅猛增加，黑人的经济力量也大幅度提高。

1966年，斯托克利·卡尔迈克尔借詹姆斯·梅雷迪斯(James Meredith)在密西西比举行“反恐惧游行”之际，扩大“黑人权力”运动的政治影响力，“黑人权力”这一术语一度成为人人皆知的流行词。可是，在游行的第一天，梅雷迪斯被暗杀。卡尔迈克尔和全国学生统一行为委员会的志愿者威利·里克斯（Willie Ricks）马上赶到梅雷迪斯被暗杀的现场，召开群众集会，发表演讲支持梅雷迪斯的政治主张。美国学者佩恩特尔指出：“这不是通常的要求‘自由’的呼声，里克斯和卡尔迈克尔要求的是‘黑人权力’，表达了黑人的心声，因此里克斯的演讲在集会上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Painter：319) “黑人权力”是指黑人可以冲破双重意识的束缚，不拘束于白人的评判，为自己的理想而勇敢追求。“黑人权力”使非裔美国人背离美国的价值观，甚至美国身份，从意识形态上解放了非裔美国人。这样，非裔美国人就能摆脱美国文化中被丑化了的形象，传播自己的审美观念，弘扬自己的光荣历史。“黑人权力”运动关注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贫穷黑人，表达他们的愿望。佩恩特尔还指出：“‘黑人权力’释放出黑人自豪感的特殊艺术创造力。它赋予拥护‘黑人权力’思想的人一个强大而积极的群体身份。”（Painter：145）

“黑人权力”很快在美国社会引起很大的争议。年轻新潮的非裔美国人欢迎它，抱怨它来得太迟；年长保守的非裔美国人把它视为倡导种族分离的思想，认为这种观点和行为会把非裔美国人引向歧途。然而，所有的白人都反对“黑人权力”，称之为黑人种族主义。甚至同情“黑人权力”价值观的一些黑人也认为它有被误解的可能。小马丁·路德·金体会到非暴力活动者在遭受白人残酷打击后产生的挫折感，他把“黑人权力”视为黑人在面对“每天受到的伤害和持续痛苦的哭泣”(Painer：320)后所产生的一种本能反应。在美国主流社会里，“黑人权力”通常被解释为煽动黑人以暴力还击白人暴力的思想。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和全国城市同盟等黑人组织在1966年都明确表态反对“黑人权力”政治。

然而，加利福尼亚的两名激进大学生波比·塞尔（Bobby Seale, 1936—）和韦依·P.牛顿（Huey P.Newton,1942—1989）创建了一个倡导“黑人权力”思想的组织，并把这个组织命名为自卫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 for SelfDefense, BPP），提出了一系列黑人民众在经济、文化和政治等方面的要求。塞尔和牛顿更多地把自己等同于第三世界殖民地的人民，而不是美国的黑人中产阶级。他们的许多想法都来源于世界各地反帝国主义革命者，如强烈反对帝国主义殖民的法国西印度心理学家弗兰兹·法侬(Franz Fanon)、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古巴革命中拉丁美洲马克思主义革命英雄切·格瓦拉(Che Guevara)。自卫黑豹党的成员时常与警察发生暴力冲突。由于外部高压和内部分歧，自卫黑豹党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被瓦解。正如美国历史学家佩恩特尔所说：“联邦调查局的骚扰、警察的镇压、自我折腾的内部谋杀、刑事法庭的指控、监禁和在意识形态上的内部冲突等摧毁了这个组织，击溃了它的领导层。”(Painter：323)

20世纪60年代末，尽管非裔美国人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许多非裔美国人仍然对自己在美国社会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感到失望。因此，不少非裔美国人开始质疑非暴力运动是否能拆除种族隔离之墙，使非裔美国人获得美国一等公民的地位。直到1968年小马丁·路德·金被暗杀后，这些质疑才得到进一步的确认。小马丁·路德·金是美国非暴力运动的象征，对他的暗杀就意味着种族主义者会杀掉任何有抱负的非裔美国人，不管这个人是基督徒，还是非暴力主义者。“对金的暗杀似乎表明了美国对非裔美国人的仇恨，同时也为那些要求自卫的人提供了辩护。金的谋杀事件极大地促进了‘黑人权力’思想的发展。”(Painter：328)

20世纪70年代中期，黑人的直接抗议行动几乎终止了，但是倡导黑人选举人积极参加登记的活动继续开展。在地方团体、选举人联盟特别是在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支持下，民权立法的工作顺利进行，学校也依法取消了种族隔离，非裔美国学生得到了平等受教育的机会。虽然民权运动没能彻底解决美国的种族不平等问题，但是对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和前途的影响惠及了几代人。摧毁事实上的种族隔离，恢复南方非裔美国人的选举权，在全国范围内各个行业对美国黑人开放了就业机会，这些措施不仅给非裔美国人带来了实惠，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非裔美国人的社会地位。取消种族隔离制度后，非裔美国学生可以和白人学生在一所学校读书了，但许多专门招收非裔美国人的学校被迫停办了；专门在黑人社区做生意的商店和企业的效益也不如以前了。尽管许多非裔美国人并非心甘情愿地与白人建立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也不愿再次感受被歧视的滋味。

民权运动的参与者既有非裔美国中产阶级，也有下层黑人。正如社会活动家朱利安·邦德（Julian Bond）指出：“巴吞鲁日和蒙哥马利的白领黑人并不乘坐市里的公交车，但是蓝领黑人要乘坐。俄克拉荷马城和格林斯巴拉的中产阶级黑人不会在伍尔沃思和克勒斯格之类的快餐店吃饭，但是下层工人要在那里吃饭。”（Newman：162）很多参加运动的人来自黑人中下阶层，他们通过参加反对种族压迫和种族隔离的集体行动，追求更强的种族自尊感。非裔美国人争取种族平等的斗争提高了非裔美国人的种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同时也有助于白人反思种族问题，消除自己的种族主义思想。

“黑人权力”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是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黑人工作人员在美国南方农村遭遇白人的种族迫害，黑人穆斯林传教士马尔康·X.号召黑人捍卫自己的种族尊严和种族权利，大批黑人民族主义者加入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 “黑人权力”运动在一些方面发扬了民权运动的政治主张，在另一些方面却背离这些主张；“黑人权力”运动疏远民权运动中的白人支持者，提出了一系列对抗性的观点，激起白人种族主义者更疯狂地反对黑人争取种族平等的要求，导致了全国学生统一行动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这些非暴力型黑人组织的解体。“黑人权力”思想是黑人民族主义运动在民权运动结束后的新观念，有助于提高黑人自豪感、黑人意识和黑人地位，但是在政治上几乎一无所获。

与“黑人权力”运动平行发展的还有一个黑人艺术运动(Black Arts Movement)。这个运动是黑人政治意识的艺术表达，它强烈反对任何疏远黑人社区的艺术行为。黑人艺术是“黑人权力”概念的精神姊妹。就其本身而论，黑人艺术是直接表达美国黑人需求和情感的艺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黑人艺术运动提出对“西方文化美学”重新定义的激进要求，试图重新阐释带有黑人文化特征的艺术现象，彰显其寓意和象征。从广义上讲，黑人艺术运动和“黑人权力”运动都与黑人对民族自觉和种族身份的渴望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两个概念都是全国性的，一个与艺术的政治有关，而另外一个则与政治的艺术有关。

20世纪70时代，“黑人权力”运动和黑人艺术运动合二为一。“黑人权力”概念的政治价值观在美国黑人剧作家、诗人、舞蹈家、音乐家和小说家的美学中找到了具体的表达形式，其中一个基本原则就是黑人按自己的方式给世界下定义。在美学领域，非裔美国艺术家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两个运动都假设在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里有两个美国——黑色的美国和白色的美国。非裔美国艺术家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就是满足黑人的精神和文化需要。因此，他们的目标是重新评估西方美学，探索如何以文学作品为武器，捍卫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利益。

20世纪70年代，非裔美国人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大约50%的非裔美国人居住在城市。美国学者沃尔夫冈·卡琳说：“20世纪70年代给黑人传统的迁徙格局带来了新变化，也许言之过早，但是1975年至1977年之间美国东北地区和北方中部地区全是向外移民，而美国南方和西部则全是向内移民。”(Karren：48)老南方很快转变成为一个新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南方。许多南方黑人拥护倡导分离主义思想的“黑人权力”，而不是继续从白人那里祈求美国公民权。一些南方黑人开始重视当地的政治机会。“当地的‘黑人权力’激进主义分子为拯救他们的社区，努力进入当地政坛。”(Painter：318) 北方城市选民以前所未有的数量选出黑人市长和国会代表，黑人当选官员的数量不断攀升。20世纪70年代末，“黑人权力”的黄金时代结束之时，更多的黑人政治家进入政府，更多的黑人上升到中产阶级，但是大多数普通黑人仍然过着比同阶层白人更为穷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