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裔美国文学史：1619-2010年探索

20世纪初，非裔美国作家的原创性和批判性作品为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非裔美国文学的繁荣铺平了道路。这些作家的创作技巧娴熟，语言犀利，分析透彻，文体美感非凡。邓巴和契斯纳特与其他许多非裔美国作家一起传承了19世纪末的时代精神，继续以新的视角观察20世纪的世界。他们的文学作品为20世纪初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06年，邓巴去世；萨藤·格里格斯和查尔斯·韦德尔·契斯纳特等作家的文学生涯实际上已经结束。可喜的是，杜波依斯的文集《黑人之魂》给黑人文坛注入一股新的活力，激励非裔美国青年作家重新审视美国社会的黑人问题。该书的突出意义在于抓住了非裔美国文化的精髓，充分显示非裔美国人的伦理道义和人格尊严，从而指出了非裔美国人在心灵上获得解放的巨大意义。当时的美国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多种族社会。在南方，合法化种族隔离的现状已经形成；在北方，尽管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支持，社会生活中许多方面的隔离特征也很突出。美国各地的种族隔离越演越烈，这种社会状况极大地影响了邓巴和契斯纳特时代之后的非裔美国文学。

青年诗人沿着邓巴开创的文学之路继续前行。虽然这些诗人热爱创作，但几乎都有过分依赖文学摹本的通病，他们大多数人把文学表达局限在对某一部诗集的模仿上，没能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创作手法。最可怕的是，他们的过度模仿几乎变成了不加掩饰的剽窃。此外，当时浮华的措辞在诗歌写作中极为泛滥。在他们的诗歌里，有一种忧郁的倾向。这种忧郁也许是源自他们所模仿的文学大师们，因为之前那些大师们的作品或者抒发个人理想或者表述懊悔沮丧。杜波依斯和詹姆斯·威尔敦·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勇敢地挑战当时的文坛，希望黑人作家们振作起来，携手复兴非裔美国人的进步事业，然而，大多数作家要么不为所动，要么故步自封，要么遁世逃避。也许他们信奉邓巴的话语：“我们必须像白人那样创作。……现在我们的生活是一样的。”(Brown：58)许多诗人远离了黑人大众，远离了与黑人生活有关的话题。诗歌成为他们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途径，而不是感悟生活的媒介；对他们来讲，逃避成为其诗歌作品的显著特点。

这个时期的非裔美国小说中，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作品占主导地位。非裔美国作家已经充分认识到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社会里深受歧视的种族身份和社会地位。大多数非裔美国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讲述跨种族爱情故事，渲染种族越界和种族团结之类的主题，推崇华盛顿或杜波依斯的策略，并以此作为解决种族歧视制度下种族界限问题的方法。“在F.W.格兰特的《脱离黑暗》（1909）一书中，作者更喜欢采用杜波依斯的学说，而不是华盛顿的主张；但在奥特斯·夏克福特的《莉莲·西门斯》（1915）一书中，解决非裔美国人受挫意志的方法来源于布克·T.华盛顿的芝加哥黑人资本主义。”(Bell：78) 此外，非裔美国小说继续探索美国黑人世界的悲喜层面和争取人权的英勇斗争。与南北战争前后的传奇剧式恐怖描写或悲怜描写相比，杜波依斯和詹姆斯·威尔敦·约翰逊的视角显得更加具有反讽意味，这种反讽在描写非裔美国人的种族越界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作家对小说主人公双重意识心理的描写反映了当时动荡岁月里非裔美国人所遭遇的种族矛盾和黑人社区内部的冲突。

可是，在这个时期，没有出现与白人剧作家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e)和保罗·格林(Paul Green)齐名的非裔美国剧作家。非裔美国剧作家尚处于学徒阶段；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黑人种族的关爱，在这一点上明显有别于白人剧作家的作品。当时的非裔观众只是钟情于舞台上的恭维话而非真正的表演；喜欢道德完人，而不是真实的人；喜欢起居室内的生活描写，而不是人们户外的真实生活。白人观众却喜欢看到被种族偏见模式化了的黑人形象。此外，“剧作家在戏院的学徒期过于短暂。学徒期太短不利于剧作家的成长，大学的戏剧表演课程是无法完全取代学徒期的”(Brown：138)。非裔美国剧作家有待于更仔细地观察非裔美国人的生活，更刻苦地学习舞台技术。只有这样，他们作品的艺术水平才会得到大幅度的提高。

非裔美国散文的成就主要表现在杜波依斯和华盛顿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布克·T.华盛顿是美国20世纪初一位举足轻重的非裔领导人。他继续倡导种族妥协学说。华盛顿的屈服策略不但没有改善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反而恶化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因此，在1903年，杜波依斯出版了《黑人之魂》一书，质疑华盛顿在其自传《从奴隶制崛起》中所提出的主张。杜波依斯反对华盛顿在南方非裔美国人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斗争中的退让立场，认为华盛顿的主张有助于白人剥夺非裔美国人的公民权，为非裔美国人低下的社会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杜波依斯指出，在现代资本市场的竞争环境里，如果没有选举权，黑人工匠、专业人士、商人和有产者是不可能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的。华盛顿劝导非裔美国人默默地屈从于低下的公民地位，长此以往，会极大地削弱非裔美国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自我意识。杜波依斯把华盛顿的亚特兰大博览会演讲称之为“亚特兰大妥协”，并认为那是华盛顿一生中最臭名昭著的东西。杜波依斯是华盛顿学说最强烈的反对者，他对华盛顿的反对不是出于任何私人恩怨，而是出于对非裔美国人生存环境的深深忧虑。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的兴起奠定了必要的社会基础。哈莱姆文艺复兴颂扬非裔美国文化，其所处的年代正是维多利亚时代的矜持被20世纪20年代的狂热和奔放所代替的时期。美国学者德迪米特里斯·沃尔勒说：“从词义上看，复兴这个词的意思就是新生。可是，又不是新生，哈莱姆文艺复兴实际上是非裔美国人形成非裔美国文化独特性的第一个机会。”(Worley：xix)当时的非裔美国读者和白人读者都希望从文字上多了解一些非裔美国人的真实生活。

20世纪20年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黑人青年涌向纽约城，尤其是来到被誉为“黑人文艺之都”的哈莱姆，都想在文学创作上有所成就。哈莱姆也是当时美国黑人领袖、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聚居地，杜波依斯把这些人称为“十分之一的能人”(“talented tenth”)。他们占非裔美国人总人口的10%，在意识形态、文学艺术和政治主张等方面引领着黑人大众。在哈莱姆地区，这些非裔美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关心非裔美国人的未来。一些年长而保守的非裔美国评论家认为非裔美国人的文学作品应该“提升”黑人民族，即以正面的、积极的形式展示非裔美国人的生活；而一些年轻的、更激进的非裔美国人却认为非裔美国文学是艺术，所以应该以现实主义的视角来观察非裔美国人的生活。

20世纪20年代是黑人文学艺术的大发展时期。非裔美国人从事艺术创作的人数远远超出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而且喜爱文学艺术的非裔美国青年也越来越多。文艺创新种类繁多，百花齐放，在音乐、诗歌、戏剧和小说等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1905年至1923年期间，非裔美国小说几乎都是由小型出版社出版的。因此，这些黑人作品的影响力很有限，几乎没有哪部作品得到过社会的广泛认可。到了30年代，形势发生了可喜的变化。由非裔美国人创作的小说多达20多部，其中大多数小说都是由美国的大型出版社出版。(Singh：1)非裔美国小说家获得了一个把作品推向全国甚至全世界的良机。

哈莱姆文艺复兴为非裔美国作家出版作品提供了契机。很多美国知名出版社开始征集和出版非裔美国人撰写的文学作品。不少杂志社也开始青睐非裔美国作品，主办创作竞赛；杜波依斯主编的《危机》(The Crisis)和查尔斯·S.约翰逊(Charles S.Johnson)主编的《机会》(Opportunity)尤其热衷于推介新非裔美国作家及其新作品。此外，《先驱》(The Messenger)等著名杂志也发表崭露头角的非裔美国青年的作品。(www.xing528.com)

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艺复兴时期，最先获得社会广泛认可的四大作家是克劳德·麦凯(Claude McKay)、琼·图默(Jean Toomer)、康蒂·卡伦(Countee Cullen)和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尽管他们在家庭背景、个人性格和创作技巧方面各不相同，但是他们作品中的一些共同主题还是让美国学界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被公认为这个文学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在诗歌方面，阿尔拉·伯恩腾普斯(Arna Bontemps)、瓦林·库尼(Waring Cuney)、斯特林·A.布朗(Sterling A.Brown)、弗兰克·霍尔尼(Frank Horne)、格温多林·B.伯尼特(Gwendolyn B.Bennett)、海伦尼·约翰逊(Helene Johnson)等人的诗歌再现了当时的社会风貌，抒发了非裔美国人在新时代的情感。非裔美国人的种族自豪感是哈莱姆作家的中心主题。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有：詹姆斯·威尔敦·约翰逊(James Weldon Johnson)的《美国黑人诗集》(Book of American Negro Poetry, 1922) 、克劳德·麦凯的《哈莱姆暮色》（Harlem Shadows, 1922）、琼·图默的《甘蔗》（Cane, 1923）、杰西·浮士特 (Jessie Fauset)的《那里混乱》(There Is Confusion)、沃尔特·怀特(Walter White)的《燧石堆的火花》(Fire in the Flint)和康蒂·卡伦的《颜色》（Color, 1924）。1925年阿莱恩·洛克(Alain Locke)《新黑人》(The New Negro)的出版和大量非裔美国诗歌、故事和散文的发表把哈莱姆文艺复兴推向高潮。

1929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美国经济遭到重创，美国社会进入大萧条时期，大多数白人富翁中止了对哈莱姆非裔作家和诗人的资助。这次经济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非裔美国文学的蓬勃发展，但也不能很绝对地说这场经济危机就结束了哈莱姆文艺复兴。还有不少作家和艺术家在经济危机期间及其以后一段时间继续创作，例如：威廉·格兰特·斯迪尔(William Grant Still)等音乐家、艾伦·道格拉斯(Aaron Douglas)等插图画家和左拉·尼尔·赫斯顿(Zora Neale Hurston)等民俗学研究者。他们努力消解大萧条的阴影，从各个层面彰显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精神。正如小豪斯顿·A.贝克所说：“哈莱姆文艺复兴的精神和关注点延续到下一个十年，不少艺术家们继续创作有价值的作品。”（Baker：143）非裔美国人创新精神的不断出现和非裔美国文学传统的持续发展对20世纪下半叶和21世纪初的非裔美国文学都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即使在今天，仍有不少非裔美国作家重新审视20世纪20年代的艺术画卷，从中寻找模式、主题和人物，以汲取精神力量和文化养分。

美国经济危机的爆发给非裔美国文学带来深刻的变化。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带给非裔美国作家的打击远远超过白人作家，因为黑人总是在危机中首当其冲。罗斯福的“新政”建立了许多联邦救济机构；对黑人艺术家来讲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Federal Writers Projects, FWP）。“联邦作家项目”是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个联邦项目下，许多黑人作家得到了工作和文学创作的机会。不光是老作家，连许多新作家也在全国各地的“联邦作家项目”中找到了工作。这些青年作家有理查德·赖特、克劳德·麦凯、契斯特·海姆斯(Chester Himes)、拉尔夫·埃里森、左拉·尼尔·赫斯顿、玛格丽特·沃克(Margaret Walker)、威廉·艾塔威(William Attaway)和威拉德·莫特利(Willard Motley)。出乎意料的是，“在经济萧条最严重的时期，非裔美国作家仍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创作环境。他们能根据自己的意愿工作，并且还相应地得到较好的报酬”（Baker：204）。这也可以看做是美国总统罗斯[8]在经济危机时期对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所作的一大贡献。

大萧条期间，一些知名的非裔美国作家转向左派。W.E.B.杜波依斯与社会主义学说若即若离多年后，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自愿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但他还是经常批判美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兰斯顿·休斯(Langston Hughes)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诗歌里经常把列宁主义看做是人类社会未来的希望。斯特林·A.布朗的诗集《南方的路》（Southern Road, 1932）揭示了阶级斗争和种族冲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不可避免性。这个时期非裔美国文学的显著特点是种族抗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裔美国小说集中反映了美国社会中黑人生活所面临的严酷现实，所揭示的问题完全不同于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以欢乐为主调的小说。在这个时期的非裔美国文学创作中，爵士乐的异国情调被社会抗议所取代，非裔美国小说家第一次意识到西奥多·德莱赛(Theodore Dreiser)、辛克莱·路易斯(Sinclair Lewis)和杰克·伦敦(Jack London)所揭示的主题和社会问题与非裔美国人的生活有了密切的联系。20世纪30年代的非裔美国作家把观察到的“种族问题”作为其文学创作的基本材料，寻求提高种族意识，更有效地解决黑人种族觉悟的问题。罗伯特·波恩在《美国黑人小说》（The Negro Novel in America, 1965）中指出：“20世纪30年代的黑人小说家开始把艺术框架奠基于美国黑人种族的实际经历。”（Bone：118） 1938年，理查德·赖特的短篇小说集《汤姆叔叔的孩子们》(Uncle Toms Children)，以现实主义手法揭示了美国黑人的生存状况，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好评，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誉。赖特的社会学视角继续发展，在1940年出版了轰动美国文坛的小说《土生子》(Native Son)。像当时黑幕揭发运动的作家一样，赖特描写了可悲的社会环境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社会问题。安·佩特里(Anne Petry)沿袭了赖特的创作传统，在其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中继续描写美国社会的黑人暴力问题。

哈莱姆文艺复兴之后的非裔美国诗歌蕴含着一种更广阔的精神气质，诗人开始关注美国社会的种族问题。梅尔文·托尔森(Melvin Tolson)创作的诗歌把娴熟的诗歌创作技巧与广博的人文主题相结合。他的诗歌《老人迈克尔》(“Old Man Michael”)和《登山者》（“The Mountain Climber”)抒发了非裔美国人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和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他的另一首诗歌《黑色交响乐》（“Dark Symphony”）在结尾处流露出对非裔美国人融入美国主流社会的美好愿望。玛格丽特·沃克的诗歌《因为我的族人》（“For My People”）在主题上与托尔森的《黑色交响乐》非常相似。这首诗歌描写一个特定的种族团体，展示了这个团体的成员在更广阔的美国地域上的生活状况。罗伯特·海登（Robert Hayden）和欧文·多格森（Owen Dogson）在其早期诗歌的创作中比托尔森和沃克更为直率；但是海登和多格森在诗歌创作中追求一种形而上学的张力和主题的哲理性。多格森的诗歌《对比法》（“Counterpoint”）描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恐怖和罪恶，海登的诗歌《记忆歌谣》（“A Ballad of Remembrance”）图解了诗人想与对手和解、达成共识的思想境界。因此，我们不难发现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裔美国诗歌的主流倾向。可是，这四位诗人在其后期创作中反映出不同的精神风貌。他们采用黑人现实主义手法，在作品中大胆提出黑人的政治主张。托尔森的诗歌《超心理》（“Psi”）在杂志《哈莱姆长廊》（Harlem Gallery）上发表，他以现实主义的艺术眼光审视非裔美国艺术家的创作试验。海登的诗歌《中间通道》（“Middle Passage”）、《巫医》（“Witch Doctor”）和《逃亡者，逃亡者》（“Runagate Runagate”）以震撼人心的语言描写黑人遭遇苦难的各种心理。此外，贝克指出：“多格森关于麦德加尔·艾维斯之死的歌剧是一个美丽而又令人激动的作品。”（Baker：206）

非裔美国戏剧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取得了可喜的进步。阿波罗剧院和拉法耶特剧院相继建立起来。这些黑人剧院故意疏远白人剧院，大力上演表现黑人生活和黑人文化的剧作。主流黑人剧院并不愿如此，尽管表达黑人追求也是民族戏剧的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当黑人民族主义剧作家热忱于强调黑人文化优越性的时候，主流黑人剧院致力于让黑人参加到戏剧演出的各个层面，发展黑人的戏剧表演能力。在这个时期，不少非裔美国小说家和诗人也开始撰写剧本，旨在促进非裔美国戏剧的发展。兰斯顿·休斯的剧本《混血儿》（Mulatto,1935）描写的是关于美国南方黑人与白人通婚的故事，该剧本在百老汇一炮走红，成为上演最久的黑人剧本，一直上演到洛兰·汉贝利(Lorraine Hansberry)的《太阳中的一粒葡萄干》(A Raisin in the Sun)在20世纪60年代走红之时。不过，在哈莱姆文艺复兴时期的各项文学成就中，戏剧是最薄弱的。黑人民族主义戏剧和主流黑人戏剧有着一定的区别，民族主义者喜欢用“非裔美国戏剧”一词来诋毁主流黑人戏剧。(Flowers：97)可是，民族主义戏剧是一种与真正黑人戏剧很接近的戏剧。黑人戏剧曾经是哈莱姆的文化支柱，也是民族主义戏剧望尘莫及的。

由此可见，经过大迁移、第一次世界大战、哈莱姆文艺复兴、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非裔美国文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诗歌和小说的文学价值凸显，散文所表现出的抗争思想为非裔美国人提供了反对种族偏见的理论武器。非裔美国戏剧获得了空前的发展，黑人演员的舞台表演艺术大为提高，为“二战”后非裔美国戏剧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简言之，非裔美国文学经过大约150多年的发展，终于迈入了成熟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