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裔美国文学史：1903-1945年的重要篇章

美国，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跨入20世纪；机器时代开始改变整个国家。随着城市的发展和新产品的开发，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富裕程度也大为提高。成千上万的移民和农民涌入城市，渴望在工厂里找到工作。然而，农村人口的迁出导致农场荒芜，城市贫民区人满为患，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尽管如此，大多数美国人却乐观地认为，这些问题只是一个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正常问题。与白人的盲目乐观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世纪的到来并没有给非裔美国人带来新的希望。“黑人在许多领域都遭受到挫折，几乎没有黑人去奢谈平等权利问题。”（Logan and Cohen：153）1903年，美国有将近900万非裔美国人，其中800万人仍然居住在美国南方。而且，大约五分之四的南方黑人是农村人口。“欧洲、亚洲、南美洲，甚至非洲，都不是他们的家。”(Jackson：398)美国黑人的家乡在美洲，他们已在美洲生活将近300年。不过，“黑人生活的荒谬悖论使他们没有归属感。他们是美国人，但在美国的活动空间非常狭窄，到处受限”(Jackson：398)。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美国全国有1000多黑人被私刑处死。“1904年在佐治亚州的斯特兹巴罗地区有几个黑人被活活烧死，他们的社区也遭到恐怖袭击；1906年在亚特兰大又有几个黑人被杀害，他们的家园和店铺被抢劫、被烧毁。”(Bell：77)白人对黑人的排斥和迫害加剧了黑人的身份危机，并导致黑人在美国社会里陷入双重意识的窘境。

大约在1915年，非裔美国人的大迁移（the Great Migration）浪潮出现。成千上万的非裔美国人怀着对美好生活的追求，长途跋涉走进城市，但是他们的到来不但没有受到白人的欢迎，反而激起白人对黑人的厌恶和仇恨，因为吃苦耐劳的黑人给普通白人带来了工作竞争和生存压力。于是，仇视非裔美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像瘟疫一样扩散。起初，非裔美国人仅在北卡罗来纳、纽约、新奥尔良、亚特兰大和斯普林菲尔德等地频繁遭受白人暴徒的袭击。随着非裔美国人大迁移的发展，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有20多个城市发生种族暴乱。白人在街上肆意殴打非裔美国人，冲进非裔美国人家里施暴，打死非裔美国人的事件也时有发生。但是，几乎没有白人暴徒受到司法起诉或惩罚。

20世纪20年代的大迁移中，50多万非裔美国人离开南方，进入北方和中西部地区。非裔美国人进入城市后，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非裔美国人能有机会上设施较好的学堂，挣到能维持生计的工资，获得选举权；一些有天赋的非裔美国人开始创作音乐和艺术作品。这些黑人移民的新生活虽然没有达到幸福的期望值，但摆脱了南方白人的恐怖主义迫害，获得了相对的人身自由和较大的个人发展空间。

自然灾害、种族压迫和生存危机是导致大迁移出现的主要原因。美国南方的土地遭遇大面积虫灾、频繁洪灾、土力衰竭等自然灾害；农业机械化渐渐取代了黑人农业工人的手工劳动；农业工人工资微薄，难以维持生计；黑人社会地位低下，种族偏见盛行，黑人时常遭到种族主义者的人身伤害和司法不公的政治迫害。此外，1915年至1916年期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移民锐减，美国北方城市劳动力严重匮乏。这些因素为非裔美国人的大迁移提供了契机。1920年，数十万非裔美国人涌入纽约、芝加哥、底特律、费城、克利夫兰等大城市，这股移民潮持续高涨，直到1929年华尔街股票市场崩盘后，黑人移民才逐渐减少。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的一个时期，黑人移民潮又重新高涨。理查德·巴克斯德尔和克尼斯·金纳曼说：“在移民潮中，非裔美国人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带有浓烈的史诗般的冒险色彩。”(Barksdale and Kinnamon：468)

在非裔美国人的大迁移中，白人种族主义者一刻也没有放弃对非裔美国人的歧视和迫害。北方和南方城市的白人房东习惯性地拒绝把某些区域的房屋租给非裔美国人。同时，住宅隔离法又把非裔美国人购房区域限制在某些特定的地区。虽然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于1917年说服最高法院在“布恰南诉瓦尔利”[2]一案中宣布这些行为是违法的，但是法院的法令却遭到白人房东们的抵制。他们建立同盟，拒绝把房子卖给包括非裔美国人在内的所有少数族裔美国人。

住宅隔离问题在美国北方城市最为突出。其实，南方的一些较老的城市，如蒙哥马利和亚拉巴马等，有些非裔美国人住宅和白人住宅混杂在一起。当然，按种族划分的平民区在南方也有，但在北方城市更多。美国学者马克·纽曼说：“贫民区的居民住在破旧的房子里，还被迫缴纳高额房租。美国北方尽管没有种族歧视的立法，但是黑人儿童还是只得在质量低劣的学校接受种族隔离的学校教育。”(Newman：11) 住宅隔离疏远了黑人与白人的关系，黑人即使是无意中踏入白人区域，也会遭到白人的粗暴殴打。

迫害和伤害非裔美国人的白人，按惯例是不会受到法律制裁的。为了掣肘白人的种族主义暴行，W.E.B.杜波依斯、门罗·特洛特尔(Monroe Trotter)和萨藤·格里格斯于1905年在美国建立了黑人组织“尼亚加拉运动”(Niagara Movement)。1910年杜波依斯还与一些白人开明人士一起创建了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鲁斯·斯坦迪希·鲍德温(Ruth Standish Baldwin)和乔治·埃德蒙·海恩斯博士(Dr.George Edmund Haynes)于1911年创建了“全国城市联盟”[3]。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捍卫黑人市民的人权，反对种族歧视。1913年，86名被私刑处死的美国人中有85名是非裔美国人。从1919年的多维尔议案开始，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坚持在美国国会游说，争取联邦立法，废除私刑。1912年，伍德罗·威尔森[4]表示要在各个方面公正地对待非裔美国人，承诺一旦当选总统，一定会促进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合法利益。因此，他在选举中赢得了大多数非裔美国人的选票。(Bell：77) 通过杂志《危机》进行积极的舆论宣传和思想指导，杜波依斯领导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进行反对种族暴力和种族歧视的斗争。1915年非裔美国人取得一项重要的司法胜利：最高法院宣布过去用来剥夺非裔美国人选举权的条款不合乎宪法。“这些进步和在其他方面的成就营造了一个充满信心和坚定品格的集体氛围——至少是在‘百分之十的人才’中——这些人才积极参与了美国的新黑人运动和哈莱姆文艺复兴。”(Barksdale and Kinnamon：468)

1915年，非裔美国人领袖布克·T.华盛顿去世。1917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森背信弃义，没有兑现自己在选举中对非裔美国人的承诺，结束了美国政府在国内对非裔美国人的官方中立立场，非裔美国人的处境更加艰难。1917年3月，美国向德国宣战，加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同时，杜波依斯等黑人领袖号召非裔美国人参军，为民主制度打一场让世界和平的战争。这次战争的爆发给非裔美国人带来了改变生活的新机会。在战争期间，非裔美国士兵在欧洲战场骁勇善战，战功卓著，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

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时，非裔美国人对战后的美好生活充满期盼。非裔美国人移居北方后，生活和工作条件大为改善，而且能行使选举权。随着非裔美国人政治力量的增强，争取公民权的呼声得到了更有效的表达。参军有助于他们去争取一等公民权的地位。服兵役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非裔美国士兵有机会相聚在一起。他们讨论未来的问题和人生规划，彼此之间互相尊重。这些接触有助于不同背景的非裔美国人团结一致，促进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正如雷福德·洛根和欧文·科恩指出：“在海外服役的黑人士兵和军官也许是第一次明白了平等的含义。欧洲人对待黑人的待遇与美国种族关系的传统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Logan and Cohen：171)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使许多非裔美国士兵相信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斗争在国内也值得一战。因此，他们对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传统模式越来越厌恶。回到美国后，他们更加坚定不移地去追求自由和平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马库斯·贾维[5]领导的黑人运动影响力越来越大。当时的非裔美国人普遍意识到自己的无奈处境，渴望种族身份的认同和种族大团结。他们的渴望集中表现为贾维主义。贾维是牙买加的黑人，于1916年来到美国纽约的哈莱姆，广泛宣传黑人民族主义，倡导在种族内部建立普遍的兄弟关系，弘扬种族自豪感和热爱自己种族的精神。贾维的组织全球黑人促进协会起初在美国的成员很少，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展壮大起来。1920年8月，25000名黑人聚集在纽约城麦迪逊广场花园听贾维的演讲，贾维号召建立一个由400万黑人自己当家做主的自由非洲。1925年贾维被指控用邮件诈骗钱财，被关入监狱，1927年被美国政府驱逐出境。当时黑人生活在城市贫民区，深受白人的歧视，生活压力巨大，身份卑微，而贾维不失时机地大力宣讲黑人的种族自豪感，号召黑人要自尊自爱，激发和鼓励黑人的民族自尊心，使黑人民众认识到黑人文化中的闪光点。这些政治主张得到当时身处社会底层的广大黑人同胞的认可和赞许，故而贾维在当时名声大振，影响巨大。贾维号召非裔美国人，特别是那些肤色更黑的黑人，成为他的信徒。他赞美一切黑的东西，坚信黑色代表力量和美，而不是“低下”的代名词。非洲人也曾拥有灿烂的文化，非裔美国人应该为自己的祖先而感到骄傲。在他主办的报纸《黑人世界》（The Negro World）里，他指出种族偏见是白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奢求白人的正义感和高调的民主原则都是徒劳的。对于越来越多的黑人希望实现民族自决的要求，贾维是坚决赞成的，认为美国黑人唯一的希望就是离开美国，返回非洲，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在一次集会上，贾维大声疾呼：“觉醒吧，埃塞俄比亚！觉醒吧，非洲！让我们努力奋斗，完成我们的光荣使命，建立一个自由、平等和强大的民族。让非洲成为世界民族之林的一颗璀璨的明星。”(qtd.Franklin：490)

贾维学说对于文化水平低、生活阅历浅的城市黑人，特别是刚从乡下来到城市的移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这些人把贾维视为黑人民族真正的领导人。但是贾维贬低杜波依斯和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的其他领导人，认为他们都是懦夫、黑人民族的叛徒。贾维坚决反对种族融合，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却接受了“三K党”[6]等种族主义组织的捐款。实际上，这些别有用心的白人种族主义组织非常乐意“资助”黑人“返回非洲”。贾维向这些种族激进组织募捐的行为引起美国各地黑人的强烈反对。(www.xing528.com)

贾维倡导的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会以失败告终。首先，大多数黑人没有“返回”非洲的意愿。他们已经把美国视为自己的故乡，不想离开美国，落后的非洲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第二，欧洲国家绝不会允许贾维的追随者定居在其非洲殖民地，并在当地居民中散布不满情绪，更不会允许贾维去建立一个黑人当家做主的国家。最后，贾维缺乏实现其计划的技术力量。他最重要的产业之一“黑星轮航线”破产，主要原因是他理财不善，没有找到技术好的船长和船员。贾维于1940年在贫穷中病逝，至死都认为黑人不可能被白人接纳为平等的人。贾维领导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所倡导的黑人种族自强自立的精神为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爆发的“黑人权力运动”(Black Power Movement)提供了理论支柱。

1929年10月，华尔街股票市场崩溃，黑人在经济萧条中的生活更加困苦。当时，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矿山关闭，大批黑人失业。在城市，黑人很快失去工作；在农村，黑人被迫接受难以糊口的工资。“在家政服务和个性化服务方面，用工需求大量削减，黑人大批失业。因为积蓄少或根本就没有积蓄，黑人很快陷入赤贫和无尽的痛苦。”(Franklin：360)

大萧条期间，成千上万的黑人市民失业，没钱租房，没钱买食品，陷入饥寒交迫的困境。“商业严重衰退，人们开始担忧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能否继续生存下去。”(Logan and Cohen：180)贫穷黑人所遭受的经济萧条危害比白人速度更快、时间更长、程度更深。当时的就业形势是，非裔美国人总是最后被雇用，最先被解雇。在美国南方，棉花经济遭到重创，黑人佃农从业人数在1930年到1940年期间减少了大约20万。北方和南方的非裔美国产业工人也大量下岗或被白人顶岗。1932年，56%的非裔美国人失业。为了克服当时的危机，新当选的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自1933年起采取了许多救济措施，为黑人民众解决了许多实际困难。然而，尽管罗斯福的“黑人内阁”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在新政政府机构里也时常出现种族歧视的行为。不过，罗斯福确实为非裔美国人办了实事，受到广大非裔美国人的拥护。非裔美国人在总统选举中放弃了长期以来支持的共和党，转而支持民主党的罗斯福。1934年，阿瑟·米契尔（Arthur Mitchell，1883—1968）当选为第一位黑人民主党众议员。1936年，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赢得了非裔美国人的选票。

20世纪30年代，虽然私刑有所减少，但南方黑人仍然不时遭受白人的暴力袭击。他们生活在种族隔离的社会制度中，连选举权也被非法剥夺。南方的农作物价格持续下跌和联邦政府的一些不当措施导致种植园主大规模驱逐佃农，大约两百万黑人为了生计，被迫离开南方农村，涌入北方、南方和西部地区的城市。

正当黑人处境艰难之际，美国共产党努力争取黑人，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黑人詹姆斯·W.福特（James W.Ford）是美国共产党在1932年、1936年和1940年提名的副总统候选人。另一个重要的非裔美国共产党员是小本杰明·J.戴维斯（Benjamin J.Davis,Jr.），他于1943年通过选举进入纽约市议会。在大萧条时期，美国共产党鼓动生活在芝加哥和纽约贫民区的黑人为抵制因拖欠房租被驱逐而抗议，并取得了胜利；从而避免了黑人一旦欠房租就被房东逐出家门流落街头的惨景。尽管美国共产党在美国没能拥有大批的追随者，但是共产党的学说还是影响了一部分黑人知识分子，特别是理查德·赖特。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被迫向日本宣战，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前方的军事需要，再加上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著名民权领导人亚撒·菲利普·伦道夫[7]和美国媒体不断施加压力，非裔美国人再次获得参军的机会。20世纪40年代初期，美军开始培养非裔美国飞行员，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在种族隔离的部门接受非裔美国人提供的一般性服务。这场战争缓解了非裔美国人的一些经济负担。然而，战争导致更多的种族问题浮出水面，尽管罗斯福的行政法令要求公平就业，但是不公平的场合依然很多。种族歧视在军队各部门随处可见，海军起初使用非裔美国士兵，只是让他们做拖地板、做饭之类的体力活。由于许多训练基地在南方，从北方来的受训非裔美国士兵经常遭受各种各样明显的种族歧视。全国各地军事基地里，种族暴乱事件频繁发生。战争期间，在底特律、纽约和洛杉矶等地曾发生过声势较大的种族暴乱，导致大量人员伤亡，黑人和白人之间的矛盾加剧。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非裔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国防工业迅速发展，军事基地迅速建立，大多数兵工厂和军事基地建立在南方。南方非裔美国人不断从农村移居到收入较高的城市，也有一些非裔美国人向北方和西部有兵工厂和军营的地区移民。南方的农业机械化运动也迫使黑人农民离开农村，另谋生路。因此，1940年至1945年期间，南方黑人农村人口下降了30%，居住在南方的非裔美国人总人口也从77%下降到68%。一些南方城市的非裔美国人也像北方的非裔美国人一样获得了选举权。因此，“在20世纪40年代末政治家们对北方的地方选举和总统选举中的黑人选民更加重视。”(Newman：34)

战争期间，100多万非裔美国人加入劳动力大军，其中包括60万妇女。虽然战争给非裔美国人带来了工作机会，但同时也使他们更为直接地面对一些老问题：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和种族排斥，对非裔美国军官的任命限制和工作岗位方面的种族歧视。非裔美国人对这些现象极为反感，继续采取抗议和斗争的方式，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时的非裔美国人既不同于南方重建时期的黑人，也不同于20世纪初的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过小学或初中教育，种族觉悟和思想觉悟已经大为提高，已经具有充足的自信心和丰富的阅历，并且与工人和市民结为同盟军，能更有效地抗议种族歧视。这个时期非裔美国人的抗议活动在兵工厂和军队部门里取得了局部性的胜利，有助于黑人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为非裔美国人走向世界和了解世界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黑人开始关注非洲、欧洲和整个殖民地世界，发现自己的命运与非洲、加勒比海和亚洲的殖民地人民有着某种天然的联系，并逐渐意识到种族地位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1945年联合国的成立不仅有助于世界和平秩序的重新建立，而且还有助于非裔美国人在争取人权的斗争中获得重要的国际声援和帮助。从“二战”归来的非裔美国老兵为保卫国家和捍卫世界和平作出了贡献，理所当然地要求获得与白人平等的公民权和社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