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美国历史背景及非裔美国文学史

起初，亚伯拉罕·林肯和北方的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美国内战是为了维护国家统一，对是否废除奴隶制的态度尚不明确。当时，还是有一些北方白人希望战争能够结束奴隶制，但大多数北方白人或者反对解放奴隶，或者根本未曾思考这个问题。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林肯意识到如果不让非裔美国人积极参战，北方就无法打赢这场战争，于是颁布《解放黑奴宣言》（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1863），有效地扭转了南强北弱的战争态势。为维护国家的统一，非裔美国人作出了重大贡献。“联邦军队有大约178985名黑人士兵，其中有37300名在战争中牺牲。”(Barksdale and Kinnamon：315)非裔美国人把服役看做是为获得自由而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不仅在战争中流血牺牲，还时常遭遇军队中的各种种族歧视和种族偏见。美国内战的结束彻底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推进了美国民主和人权事业的发展，解放了400万非裔美国人。美国南方奴隶制的结束标志着奴隶制作为一种现代社会体制的终结。

1865年联邦的最后胜利为美国黑奴制度的根除提供了社会基础和政治保障，这是非裔美国人和废奴主义者的夙愿，但是非裔美国人自由的真正实现还需要数百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斗争。这个斗争一直伴随着1864年至1896年期间的重建工作。重建时期，非裔美国人在南方获得的权益是在白人的仇视下甚至是通过流血牺牲换来的。南北战争后，非裔美国人才有机会组成法律认可的家庭，接受正规教育，建立非裔美国人自己的社会公共机构。非裔美国人本应努力参加选举，积极出任公职，但是真实情况却与之相背。“对黑人而言，民主出现得既短暂又有限。”(Painter：141)

从严格的政治意义上来讲，重建是指1865年至1877年期间一个州接一个州进行的社会改革。历史学家把南方重建分为两个时期：“总统重建期”（1865—1866）和“国会重建期”（1867—1877）。林肯总统于1865年4月被刺杀身亡后，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继任总统，重新把前南部邦联的州接纳进联邦。约翰逊赦免了前南部邦联高官，恢复其公民地位，把没收的土地归还给他们，允许前南部邦联支持者恢复其在各州和联邦国会的官职。非裔美国人在总统重建时期没有选举权。那时，南方各州议会，不满在战争中的失败，转而把愤怒发泄在400万刚获得解放的奴隶身上。随着臭名昭著的“黑色法典”的颁布，南方白人剥夺了南方非裔美国人的民权，使他们在白人暴徒的肆虐面前毫无还手之力，任人宰割。

1867年，国会实施的“南方重建”计划正式启动。国会从约翰逊总统手中夺过控制权，授予非裔美国人应该依法享有的政治权利。同年3月，共和党占优势的国会通过了《重建法》（Reconstruction Act），取消了“黑色法典”中的许多限制性规定，在南方实施军事管制，为非裔美国人提供联邦保护。不久，国会在联邦宪法里加入了《第十四个修正案》，对所有美国公民，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给予平等的司法保护。1870年《美国宪法第十五个修正案》获得通过，该法规授予选举权给所有少数族裔美国人，包括刚获得自由的所有非裔美国人。尽管种族隔离依然存在，非裔美国人第一次享有接受教育的合法权利。当时，绝大多数非裔美国人还是文盲或半文盲。

此外，国会专门设立自由民管理局（Freedmens Bureau）来保护南方非裔美国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这个管理局的协调和疏导，成千上万的北方进步人士来到南方建立学校，建立合作性组织，为刚获得解放的奴隶提供各种教育机会，培养南方黑人的就业能力和公民意识。1865年至1870年的短短五年里，管理局建立了4000所由北方人士提供师资的学校；教会和慈善组织建立的一些学校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学院。正如美国学者小亨利·路易斯·盖茨所言：“1866年至1868年期间，美国南方建立起了菲斯克大学、莫尔豪斯大学、霍华德大学、亚特兰大大学、塔拉德噶大学和汉普顿大学。”(Gates：463) 各个层次的黑人教育在南方重建时期获得了大发展，为提高非裔美国人的政治觉悟和工作能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方重建是非裔美国人追求真正自由的一个短暂亮点。1877年联邦军队撤离南方后，州和联邦的法院废除了保护非裔美国人的法规，行政权力又归还给民主党人，这标志着南方重建的结束和失败。非裔美国人在南方重建中获得的社会和经济权益很快被剥夺。“1866年成立的三K党和其他联防治安维持团体一起，开始了镇压黑人的行动。”(Painter：151) 后南方重建时期，民主党人企图摧毁黑人的政治力量，彻底剥夺他们的公民权。尼尔·欧文·佩恩特尔说：“恐怖主义迫使南方重建夭折，其他政治问题，如公共债务、腐败和经济困难，也是南方重建失败的推手。”(Painter：151) 19世纪80年代以后，白人的暴行摧毁了南方重建的民主承诺，大多数非裔美国人在南方失去了选举权。

南方重建初期，大量穷人，包括黑人和白人，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制定有利于穷人的政策。但是，南方重建后期，南方各州秉承所谓“精英阶层”的意志办事，大肆宣扬白人至上论，并且把穷人按种族划分。尼尔·欧文·佩恩特尔说：“几乎不提供公共服务的小政府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党控制下的南方的标志。”(Painter：157)(www.xing528.com)

1880年，对非裔美国人实施种族隔离的政治措施取得了合法地位。这个时期，非裔美国人的权益被政治家们抛之脑后，像赛杜斯·史蒂文斯[2]和查尔斯·桑尼尔[3]那样关心黑人问题的政治家已经去世，废奴团体在奴隶制废除后也很快消亡。随着工业化和机械化的发展，非裔美国人体力劳动的重要性减弱，不少白人开始把黑人视为工业化北方和农业化南方的累赘。1881年进入司法实践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措施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南方各州相继通过了一系列实施种族隔离的法律，干涉到黑人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殡葬丧事务、银行业和餐饮娱乐业等，这些限制黑人人身自由和剥夺黑人基本人权的法律被统称为“种族隔离法”。任何阶层的非裔美国人都坚决反对“种族隔离法”把黑人低下的社会地位和限制性使用公共设施等作为条款写进法律。尽管处于种族隔离的社会环境，种族之间的交往还是很普通的事，因为白人总得雇用黑人在农场干活或做家务。马克·纽曼在《民权运动》（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2004）一书中指出：“与黑人同乘一个交通工具内含的平等，导致白人用法律把黑人隔离开来，这事以前早就有了，但没有‘写下来’的制约种族行为的明文规定，也就是说，在法律上并没有明确下来。”(Newman：7)

实际上，南方各州从来没有给非裔美国人提供平等的娱乐设施和交通设施，州和地方政府在没有议会介入的情况下颁布了一系列隔离法规，国家内部种族敌意的氛围被强化。1883年联邦最高法院废除了“1875年民权法”，南方的非裔美国人重新陷入任由白人宰割的境地。“美国政治理想家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关心的非裔美国人在19世纪80年代中期成为种族歧视的受害者。”(Barksdale and Kinnamon：316) 一些非裔美国人通过法院质疑种族隔离的合法性，但最高法院在“普莱西诉弗格森案”[4]中裁决：只要分隔的设施是相等的，就是合乎宪法的。这个无理的裁决充满了种族偏见，给黑人安排的分隔设施与给白人安排的分隔设施应该平等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被忽略，导致白人使用优等的公共设施，而黑人使用次等的。

这个时期白人对种族平等和社会正义问题的支持度不断下降。查尔斯·桑尼尔（Charles Summer）和威廉·劳埃德·加里森等废奴领导人相继去世，他们的政治影响力大不如从前，后继者虽在南方重建时期逐渐成熟起来，但都着迷于以经济繁荣和社会流动为特征的美国梦。制造业、交通运输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开阔了人们的眼界。19世纪末也是美国帝国主义扩张的年代，美国征服了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许多地方，包括波多黎各、古巴和菲律宾。此时的美国国会通过了排斥墨西哥人和中国人的法案，后来还通过了排斥日本人、菲律宾人和南亚人的法案，其中最为臭名昭著的法令就是1882年的《排华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 of 1882）[5]。欧洲移民的涌入为美国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他们在技术行业和劳务方面享有比黑人优先的就业机会。不久，木匠、铁匠、桶匠、造船工和产业工人都已经建立起全是白人的工会。爱尔兰的保姆替代了黑人保姆，以前的黑人管家变成了街头的擦鞋匠，黑人侍者变成了洗碗工，黑人厨师也被欧洲厨师取代。“如果理发师还想有白人顾客光临的话，他就不能用同一把剪子给黑人理发。甚至擦鞋匠也不能用为黑人擦鞋的同一块布来擦英美人穿的皮靴。”(Gates：465) 这时的美国变成了一个到处充斥着种族歧视的社会。

19世纪末，美国种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为种族隔离和剥夺黑人公民权提供了理论托辞。白人至上论的支持者，例如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认为人类应该按种族划分等级，理由是遗传学认为白人是比其他人种和混血人更高级的人类。1882年至1901年期间，非裔美国人的死刑执行率达到顶峰。美国学者马克·纽曼说：“白人声称死刑是为惩罚非裔美国人强奸白人妇女而设立的，但是大多数私刑受害者是被控犯了谋杀罪或谋杀未遂罪，而不是性犯罪。”(Newman：9) 白人至上论者通常以白人妇女被黑人强奸为借口，激起白人公众对非裔美国人的仇恨，认为黑人无道德、无教养、无法无天，把黑人视为美国社会的最大祸端。

针对非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频频发生，美国变成了一个充满矛盾而又更加不公平的社会。即便如此，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经济水平在种族隔离期间仍然有所发展。“非裔美国人的文化程度在19世纪末有所提高，非裔美国中产阶级人数不多，但是富裕社会精英的数量和影响力在增加。”(Gates：466) 南方的许多非裔美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纷纷离开家乡，到城市去谋生。南方的黑人纷纷脱离白人教堂和教派，建立自己的教堂和教派。黑人城市教堂有了自己的牧师，摆脱了屈从于白人教会的地位。这些牧师与农村的黑人牧师不一样，他们在经济上不受白人控制，城市的黑人社区为黑人教堂提供开支和牧师的工资。“种族隔离，不管是实际上的还是理论上的，有助于确保城市黑人中产阶级在南方和北方的发展。”(Newman：8) 非裔美国中产阶级为黑人社区提供各种服务，如银行、理发、保险、丧葬、商店等，这些白人不愿给黑人提供服务的行业实际上为非裔中产阶级和非裔资产者带来了巨额财富，极大地促进了黑人工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

像其他非裔美国人一样，美国南方的非裔中产阶级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也丧失了选举权。南方美国黑人因种族隔离制度，被迫使用质量低劣的公共设施，同时被排斥在社会政治体系之外，成为白人可以随意施暴的受害者。当时，黑人主要靠白人的雇佣而谋生，几乎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来抗议美国社会的种族歧视。“非裔美国人通过家庭、教堂和社团为自己建立一些文化和生活设施。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种族隔离无意中促使了美国黑人商业的发展，尽管白人在南方严格限制非裔美国人的生存空间。”(Newman：9)白人对非裔美国人实施的种族隔离迫使非裔美国人在社会生活中更加依靠自己，黑人社区工商业的发展为第一代非裔美国中产阶级和非裔美国资产者的产生开辟了一条新路。非裔美国有产阶级的出现在非裔美国政治和非裔美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起着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