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古史》重要主题阐释：希腊化与希伯来传统

尽管所罗门传并没有表现约瑟夫斯《犹太古史》圣经历史的全部主题，但这面镜子已足以映射出作者的主要思想倾向。与《驳阿皮翁》相似，这些主题大都围绕着犹太民族及其宗教信仰的悠久历史、先进性、合理性和道德性展开。不同的是，《犹太古史》表现这些主题的方式和途径与《驳阿皮翁》完全不同。《犹太古史》阐释其主题思想依据的是正面的历史叙事而不是用论点、论据和理性探讨来驳斥某种反犹观点或言论。《犹太古史》表现的主题可归纳为：犹太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高度文明和具有崇高道德水准的民族；犹太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容否认；犹太民族对于宗教和神性的认识远远超越了任何别的国家与民族，因此，他们所认识和信仰的上帝是宇宙间至高无上的真神，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犹太民族的宗教是人类道德的终极表达，正如上帝的神性代表人类道德的最高境界一样，所以，对上帝的忠实也是人类道德的最高标准；犹太文明曾为世界文明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因为犹太历史上伟人辈出，其智慧、德行与功业可比肩希腊—罗马世界任何伟人，影响过一代又一代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此外，尽管《犹太古史》不是一部直接反驳反犹言论的作品，但仍可以看出，其中一些主题思想表现出作者对种种反犹倾向和言论的敏感，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在所罗门传中要反复强调犹太民族的友好，强调对秩序和权威的尊重和服从的必要性等，当然其中一定包含作者对1世纪70年代发生的犹太战争痛定思痛的反思。

尽管约瑟夫斯对犹太民族的宗教坚信不疑，对犹太民族的传统怀有深厚的感情和自豪感，《犹太古史》表现的主题也基本上符合传统的希伯来精神和犹太文化传统。但《犹太古史》在阐释上述主题时所参照的价值取向与犹太教传统的文化和道德观显示出极大的偏差。尽管约瑟夫斯《犹太古史》的主题思想都符合他为犹太宗教和文化辩护的目的，其立场也是犹太民族主义者的立场，但仔细分析，这些用以维护犹太文化传统的主题本身却反映出作者超越犹太民族主义的思想意识。我们就以他强调犹太民族有着伟大而悠久的历史这一点为例。用历史悠久来衡量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程度是古代社会的共同标准，但《希伯来圣经》本身并没有强调与其他民族相比，犹太文明的历史如何优越、犹太民族在历史上如何发达强大。相反，无论是在亚伯拉罕还是约瑟夫的故事中，每当犹太人的先祖们背井离乡时，他们大都是为了生存的原因而投奔更为发达或富庶的地区。《希伯来圣经》中也没有迹象表明，犹太人对自己文明历史有着特殊的优越感。在犹太民族自我身份认知中最为确定的一点是他们和上帝的特殊关系，而这一点恰好是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极力想要淡化的概念。事实上，在约瑟夫斯笔下，犹太教特有的神宠观在很大程度上已被作者“道德化”、“哲学化”和“世界化”了。

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中清楚表明，犹太宗教和律法的基础是与人类和自然法则相适应的道德准则。他自始至终避免使用《希伯来圣经》中用以表现上帝和犹太人之间关系最重要的用语“契约”一词或与之相关的概念，而是再三强调，如果说犹太民族和犹太伟人在历史上比其他民族更多地获得上帝的恩泽，那是因为上帝对他们崇高的德行的认可与报偿。在约瑟夫斯看来，犹太民族的伟大和重要性不在于上帝与犹太民族之间的“契约”，而在于上帝是否认可犹太民族的行为道德准则。约瑟夫斯暗示，这个道德准则也是上帝评判其他民族的道德标准，换言之，犹太民族的道德准则即整个文明世界的道德准则。比如他在《犹太战史》中曾提到上帝站在罗马人一边来惩罚犹太人。这个说法与《希伯来圣经》的观点大相径庭。《希伯来圣经》也常常表现上帝借他人之手来惩罚犹太民族，但他们只是上帝裁判的工具而已，绝不等同于上帝认可他们的行为正义或道德。并且即使只是作为上帝的工具打击过犹太民族，他们也早晚会为他们的行为付出代价。但约瑟夫斯笔下的上帝显然已经不再是那个整天追随摩西帐幕的犹太人心中至高无上的神，而是全世界人的上帝。上帝裁判人类行为的具体标准显然已经“世界化”或者说“希腊化”了。当然，不宣扬神宠论并不意味着约瑟夫斯忘记了犹太教这个最重要的教义之一。在《犹太古史》中，犹太伟人的正义和道德往往是无与伦比的。在约瑟夫斯笔下，犹太伟人们在战争中的丰功伟绩、他们对世界科学文化的贡献以及他们的文明和友好和他们在非犹太民族中的影响等都在不断告诉读者，犹太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他们的伟人最具道德魅力，他们的人民是最有智慧的人民。他在用历史的事实告诉读者，犹太民族的确是受到上帝恩宠的民族。所不同的是，上帝在历史上给予犹太民族如此多的恩泽不仅仅是因为他与犹太民族之间存在着一种契约关系，而是因为犹太民族比其他民族更为道德、更为高尚。

为表现犹太宗教的博大精深，约瑟夫斯不仅借用了大量希腊哲学术语与概念，并在多处直接或间接地表明犹太教与希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之间的渊源。在约瑟夫斯《犹太古史》的伟人性格塑造中，哲学家的素质几乎成为所有犹太伟人重要的共性，而笃信宗教的犹太民族也被描写为一个哲学家民族。在所罗门传中，代表犹太智慧的最高点“所罗门智慧”几乎成为“哲学智慧”的代名词。应该说，约瑟夫斯坚持采用希腊哲学话语表现犹太思想的倾向不仅仅是受他的读者意识的引导，也不仅是希腊化时期的犹太作者具有共性的表达形式，而不能不说这是一个长期处于弱势和被攻击地位的文化群体在与主流社会对话时表现出的一种下意识的文化妥协。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约瑟夫斯作品的读者是希腊—罗马人，那么他重新阐释的圣经历史中的价值观势必也会被放置于希腊—罗马社会的价值系统中来解读。与此同时，作者清楚地认识到，与希腊哲学相比，希伯来传统的智慧观在希腊—罗马世界很难引起共鸣。对于高度理性化的希腊哲学家们来说，所罗门智慧不过是原始的东方古代部落文化的产物。而“原始”和“落后”是约瑟夫斯最不愿别人用来定义犹太文明的词语。当然，约瑟夫斯采用的这种书写策略有利有弊。一方面，这种借用希腊世界广泛认可的文明标准来阐释自身文化的做法符合弱势文化群体的生存法则，是犹太教阐释自身文化与思想的有效策略。但另一方面，这种叙事策略可能造成的误导也显而易见。可以说，约瑟夫斯将所罗门和其他犹太伟人作为哲学家描述的语言实在有点不伦不类、贻笑大方。仅凭约瑟夫斯对所罗门的描述，很难相信希腊—罗马读者会认可所罗门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他的描写空洞肤浅，毫无说服力。他对所罗门魔力或法术能力的描写也绝不可能引导人们将所罗门看做一个理性主义者。此外，约瑟夫斯这些所谓哲学或科学阐释往往暴露出他本人对希腊哲学和科学的浅薄和片面理解。当然，约瑟夫斯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天真幼稚，也许他从未指望自己的阐释真能说服读者接受他犹太教是一种高深哲学的观点。很清楚，尽管所罗门智慧被哲学化和伦理化，其中心内容还是停留在它的宗教层面：人类最高的智慧就是服从上帝，遵守传统律法。评价一个犹太人好坏的标准依然是他的行为是否符合“祖先的律法和风俗习惯”（ancestral laws and customs）。对于约瑟夫斯来说，“传统”的意义高于一切，也许这就是他心目中哲学的意义所在。正如约瑟夫斯在《驳阿皮翁》中所表示的那样，为了捍卫犹太人的律法和传统，他们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6]他著《犹太古史》的“野心”就是想让“犹太历史”或犹太传统和思想在希腊化世界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存在并得以世代传承。(www.xing528.com)

客观地说，《犹太古史》的“希腊化”叙事策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社会历史需求，即受到希腊—罗马世界中起主导作用的希腊教育和文化的影响，犹太民族文化，尤其是处于流散环境的犹太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需要重新思考和定位。在以希腊文化为主流文化的希腊—罗马社会中，最方便、接受度最高也最具权威性的文化模式非希腊文化模式莫属。像约瑟夫斯这样深受希腊文化和罗马政治影响的犹太上层知识分子，把犹太文化置于希腊社会文化的价值体系中来阐释和解读反映出他们的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模式：一种存在于他们的潜意识中的主流文化优越感和对参与其中的渴望心理。可以这么说，1世纪时期犹太教文化中希腊—罗马文化与希伯来文化交融的现象既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心理现实。在这一点上，泰萨·瑞洁克的评论对我们颇有启示。她说：“整个生活和事业都取决于罗马势力的约瑟夫斯，亲身经历了犹太人与希腊语言和思想长期共存的关系。他告诉我们，他必须要教育自己成为一个希腊作家。现在，我们比从前更加理解这一点，约瑟夫斯的写作活动就是长时期文化交融过程的一部分，而不是两种特征各异、反差明显的制度的结合。”^[7]

在表现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关系时，约瑟夫斯显示出明显的实用主义，或者说明智的实用政治的价值取向。与《希伯来圣经》传统大多数文本表现出的与外族势不两立的姿态相比，约瑟夫斯在描述他理想中的犹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时表现得要理性得多，现实得多。在约瑟夫斯笔下，所罗门的国际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将耶路撒冷建成了一个得到国际社会认可的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而耶路撒冷圣殿不仅是犹太民族悠久历史的见证，还是世界人民友好交往的见证。在表明犹太民族对于罗马帝国统治的态度上，约瑟夫斯表现得措辞谨慎但态度却十分明确。在《犹太古史》第七卷中（373），约瑟夫斯借大卫的口，劝诫犹太民众应该“愉快地”、“毫无怨言地”接受外邦政府的统治，因为把犹太民族置于外族人的手中是上帝的意愿。他认为，反抗或叛乱都是对上帝的不忠和背叛，其结果就是以色列民族遭到上帝的严厉惩罚。这一段演说让人们联想到约瑟夫斯在《犹太战史》中通过阿格瑞帕二世之口发表的那段著名的演说，其中声称上帝（等同于正义）站在罗马人一边，所以以色列人不要站在上帝的对立面继续抵抗罗马军队。当然，约瑟夫斯对外邦统治的态度并非一贯如此。在对待巴勒斯坦地区和埃及的其他民族以及统治地位已经被罗马人所取代的希腊人的态度上，约瑟夫斯显然要尖锐许多。事实上，他为犹太民族文化辩护而公开声讨的主要对象往往就是那些怀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的希腊人和那些他常常十分不屑的埃及人。可以说，约瑟夫斯的政治态度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当时犹太上流社会的政治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