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学表现手法来看,约瑟夫斯的写作风格和文学表现手法与阿特里季(Attridge)所描述的一种在希腊化世界十分流行的编史风格,即所谓“修辞性历史”十分接近。据阿特里季的描述,希腊化世界的这类史学家无一例外地采用希腊化世界主流社会的语言文字,面向那些说希腊语的人群讲述本民族的历史。此外,这些史学家都将道德教育功能作为历史编纂的首要任务。约瑟夫斯也一样,他在《犹太古史》中,自始至终都试图将古代犹太民族的伟大人物塑造为人类的道德楷模,因此将他们所有的言语行为都纳入“道德化”历史叙事的范畴。“修辞性历史”的文学表现手法往往较为夸张,故事叙述主观色彩浓郁。面对1世纪时期希腊—罗马世界的主流文化希腊文化,这类作家似乎都想尽力以提高自己的声音的方式来吸引主流文化人群的注意。的确,诸如约瑟夫斯此类的非希腊—罗马作家想要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彰显褒扬本族文化的目标几乎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也许约瑟夫斯本人比谁都更清楚地了解这一点,所以他的实际目标也许不过是想要以他的努力,引起希腊—罗马世界对犹太文化存在的重视,或至少让他们改变一些对犹太民族的看法而已。可以说,约瑟夫斯在所罗门传中极力渲染的犹太文化优越论,是希腊—罗马世界中被压抑的弱小民族文化一种表达民族自尊和自豪感的方式。这一点与《阿里斯提亚斯书信》的作者有异曲同工之处。历史的事实证明,约瑟夫斯们努力宣扬民族文化与精神的声音在希腊—罗马世界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如果不是早期基督教教父们出于宗教的原因将约瑟夫斯的所有作品保留下来,他的声音恐怕早已经和其他希腊化世界中的少数民族历史文献的命运一样,要么被彻底淹没,要么只剩下残言片语。我们前面已经提到,在众多的罗马历史文献中,我们没有发现任何记载表明,当时的希腊—罗马的读者对《犹太古史》这部巨著中的圣经历史叙述有过任何肯定或否定的评论或是任何一般的评论。事实上,评论家们至今无法判断(除了他自己在书中提到的他送过书的屈指可数的几位潜在的读者外)当时究竟有多少希腊—罗马人读过这部作品(无法想象当时自以为是的希腊—罗马文化人会有兴趣和耐心去读一部长达20卷的犹太人的历史书)。况且将一部像《圣经》这样充满传奇和宗教色彩的著作作为一部史记的基础这一点就难以得到希腊—罗马世界的认可。
不可否认,约瑟夫斯在撰写《犹太古史》时表现出了极大的勇气和自信。他用巨大的篇幅和精心策划的叙事策略将小小的犹太民族的传奇历史表现得如此宏大而壮观。从规模上(同是20卷)和文学表现上,《犹太古史》的确堪与当时已经名扬希腊化世界的希腊籍“修辞性历史学家”哈利卡那索斯的迪奥尼索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约公元前60~公元前7年)的《罗 马古史》(Roman Antiquities)媲美。这也是许多评论认为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事实上是在比照《罗马古史》创作的原因。所不同的只是迪奥尼索斯是站在被希腊文化贬低的亲罗马立场来写作的,而约瑟夫斯则是站在希腊—罗马文化都嗤之以鼻的犹太文化的立场写作的。
为了要在文风和修辞上达到一个高标准,约瑟夫斯在自述中承认,为了得到希腊社会精英的认可,他曾在提高希腊语言和文学修养上下过一番苦功。可见约瑟夫斯多么期待他的声音能被希腊—罗马世界的精英们所接受。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在所罗门传中常常不由自主地流露出对希腊文学的欣赏,并不时表现出对希腊作家的仰慕与仿效,这与希腊文化对他自身修养的影响和渗透密切相关。正如约瑟夫斯著作早期卓越的研究者撒克雷和斐得曼所指出的那样,约瑟夫斯的圣经历史叙事也深受希腊悲剧的影响。[2]希腊悲剧式的历史叙事在希腊古典时期最伟大的史学家修昔底德的作品中表现得最为典型,而悲剧历史叙事的风格也是希腊化世界的历史学家们最重要的特征之一。[3]泰萨·瑞洁克对《犹太战史》的研究让她测,不久的将来,我们目前对约瑟夫斯历史的研究将会使他在与罗马相关的希腊历史学家中当之无愧地占据一席之地。因为“《犹太战史》重要的思想维度属于希腊和拉丁历史学家的范畴。除了我们熟悉的希腊和拉丁史学的形态特征外,我们还看到了作者对各种修辞手法及反语的熟练运用,看到了希腊戏剧的影响——不仅是个别场景和某些悲伤时刻,而是在内容结构上和在直观场面的描写上”。[4](www.xing528.com)
在对约瑟夫斯的所罗门传的分析中我们反复提到,作者是一位写作目的性极强的作家。为了达到他的写作目的,他不会拘泥于某一种文学形式,或刻意效仿某一位作家的表现手法。只要能够达到吸引读者,褒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目的,任何语言和写作技巧他都可以借为己用。与文学风格相比,约瑟夫斯作品更为统一的是他对犹太文化和传统的自豪和褒扬的立场和态度。对他来说,文学风格是为他的写作目的服务的。尽管在他的圣经历史叙述中充满了希腊化因素,但不难发现,约瑟夫斯自始至终都在努力阐释希伯来传统文化和宗教精神的主旨和精髓,或者说他在30多年的写作生涯中一直在为希腊化世界中犹太文化的立足而奋斗。与此同时,在耶路撒冷成长起来的约瑟夫斯与在流散环境中接受希腊语教育的非犹太人之间还是存在着差异。他在写作活动的晚期还发现自己仍然有必要加强希腊文学习这一点就是证明。尽管约瑟夫斯的《犹太古史》的文化渊源很复杂,写作手法也多有借鉴,但严格地说,约瑟夫斯的写作风格更多地是他自身文化立场和修养的反映,是一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约瑟夫斯式”的独特的文风。这部著作的文学性不容置疑。这不仅因为作者的文字表述方式及其在叙述中表现出的丰富的想象力,也因为大部分圣经历史故事本身的传奇色彩和作者娴熟的希腊语言和修辞手法,以及他对希腊文学的理解和借鉴也给作品增色不少。
毋庸置疑,难以定义该作品的文化属性本身就是《犹太古史》的重要价值所在。这部希腊—罗马时期唯一的犹太历史文学巨著的重要性之一就在于它反映了该时期犹太文化中的希腊—罗马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交融的现实,对我们研究后圣经时代(post-biblical period)的犹太思想文化、圣经阐释历史和文学、犹太民族发展史以及新旧约时期的宗教史都有着重要意义。《犹太古史》可以说是一部既披着希腊化外衣,也具有一定希腊内涵的“新犹太民族主义”的史学作品。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他来自一个最终只完全认可自己的律法思维的民族,他决不希望自己“从灵魂深处成为希腊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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