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王记上》3：16-28中著名的“所罗门断案”的故事表明，古代希伯来人认为，裁判智慧是最重要的领袖素质之一。[28]在大卫—所罗门联合王朝之前的士师时代，犹太酋长们每天的主要事务就是给百姓断公道，尽管这种裁判形式与希腊—罗马社会相比太过原始，但强调领袖的司法能力与政治学发达的希腊—罗马社会的观念高度契合。因此，约瑟夫斯在其“重写圣经”中，对所罗门在裁决案件时表现出的智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这一点上《希伯来圣经》给他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列王记》的所罗门审案故事是圣经犹太历史书中唯一有着完整过程的审判案例，也是《希伯来圣经》用于表现个人的司法智慧的唯一的例子。与《希伯来文圣经》和LXX相比，约瑟夫斯笔下的所罗门更具备希腊—罗马社会所认可的裁判素质，也更能诠释希腊政治学中司法“公正”的概念。在LXX中，大卫曾祈求上帝赐给所罗门一颗“倾听和裁判的心”（καρδίανἀκούειν καὶ διακρίνειν），还祈祷上帝赋予儿子所罗门“完美”的大脑，以便能遵守律法、“修建圣殿”。尽管约瑟夫斯的所罗门故事在大多数情节上都追随《历代志》，但他却保留了《列王记》的“所罗门断案”的故事，并且充分利用这个故事夸大所罗门的裁判智慧，并把所罗门的这种智慧与他的宗教道德和个人德行密切联系起来，与此同时不忘表现作者本人追求司法“公正”的观念。他让大卫祈祷上帝赋予所罗门“健全而公正的头脑”（διάνοιαν ὑγιῆ καὶ δικαίαν）。通过约瑟夫斯的重新阐释，真理、公正、智慧和正义成为同义词与高尚的个人品质中相互关联的元素。这样一来，通过描写所罗门的裁判智慧，约瑟夫斯再次回到他书写圣经历史的“道德评判”轨迹。相反，如前面所说，对历史人物与事件的道德评判并非《希伯来圣经》历史叙事的重点。前面提到，“智慧”概念在早期希伯来文献中并没有明确定义，只是到后期的“智慧文学”中才逐渐形成清晰的概念，后期犹太智慧文学中的“智慧”被赋予了重要的宗教道德内涵。在《箴言》和《便西拉智训》等文献中，“智慧”有时被直接解释为“对上帝的敬畏”。约瑟夫斯在表现所罗门的裁判智慧时，既保留了智慧的宗教内涵，说明智慧是上帝的恩赐，同时也强调其世俗内涵（如基于经验和智力之上的聪明才智），并且强调智慧与道德不可分割的关系，将其描述为“善”之最高境界。约瑟夫斯的所罗门作为正义的大法官，还表现出超人的哲学智慧。这一点很可能是受柏拉图关于哲学智慧为智慧的最高境界，而哲学家则是最理想的统治者形象说法的影响。与之比较，稍后时期的拉比文学在塑造所罗门法官的形象时则夸大了神助或天启对所罗门智慧的干预，削弱了智慧的世俗含义和作为人本身拥有和运用智慧的能力，而后者正是约瑟夫斯的所罗门的法官形象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对于约瑟夫斯描写的与希腊文化息息相关的所罗门的哲学智慧，我们稍后还会作进一步论述。
在叙事策略上，约瑟夫斯也与《圣经》原文有了明显的不同。为了强调故事的史实性，约瑟夫斯将《圣经》中那个从形式到内容都明显具有口传文学或民间传说（讲故事）特征的“所罗门断案”故事，改写为以客观陈述史实并插入理性评判为主的叙事结构，具有典型的希腊古典学派历史编纂的痕迹。由于本书将在第四章中对约瑟夫斯创作的“所罗门断案”故事进行文本细读并深入分析其结构和叙事手法，所以此处不再赘述。总体来说，约瑟夫斯对该故事的叙述采用了“淡化神话传说”（demythologization）、强调“理性化”（rationalization）推理过程，并且完善其“道德评判”（moralization）等策略。在约瑟夫斯笔下，所罗门已不再是《圣经》中那个口传的聪明酋长形象，而是具有哲学思维、道德高尚、公正严明的大法官。(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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