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古史》所罗门传:叙事策略与文化碰撞

研究约瑟夫斯所罗门故事的叙事策略有助于我们解读约瑟夫斯的写作动机和原则。表1-1显示出作者选材的一个重要特征，即约瑟夫斯穿梭于《历代志》和《撒姆耳记》—《列王记》之间，随心所欲地选择有利于表现自己写作意图的原材料来建构新的历史故事，然后采用一些必要的叙事策略，让他笔下的所罗门与整个《犹太古史》中的其他犹太领袖一道，共同构筑起能让整个希腊—罗马世界认可的犹太英雄群像，以支撑他所推崇的犹太道德体系，或者叫做圣经道德体系。以下所列的是约瑟夫斯在所罗门故事叙事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叙事策略。

约瑟夫斯的所罗门传叙事与《希伯来圣经》原文差异明显。为处理这些差异，约瑟夫斯采取了许多不同的手法，重要手法之一是“替代法”。“替代法”是直接用新的内容来取代原文中的相关部分。比如，当谈及所罗门的文学创作产出或所罗门王朝的统治时间，约瑟夫斯总是直接将原文中的数字替换为他所希望的数字（AJ 8. 44，211）。类似例子还包括圣殿照明的油灯数、外邦人给所罗门王的贡品数目等。这些数字通常都被大幅度夸大。当然也有将原文数目大大减少的例子。就我们所知，大多数数目都是约瑟夫斯原创，没有任何别的原始资料中可以找到相同的资料。当然，约瑟夫斯的资料与其他现存的圣经资料不同之处也可能来源于现已失传的圣经文献。分析这些数目的变化需要与文本的语言环境和作者的写作目的联系起来。如果这些改动并非局部现象，而与整个《犹太古史》的表述模式有着明显的关联性，那就应该考虑作者的动机和目的。这个策略是古代《圣经》阐释的常见手法。事实上，LXX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比如，尽管与约瑟夫斯的表述有出入，LXX同样夸张了所罗门的文学创作产出。^[28]又如，《列王记》（5：12b）说，所罗门和希罗王（Hiram）之间存在着“和平”（peace），并且缔结“盟约”（covenant）。“契约”一词在《圣经》中常常与希伯来人在上帝面前的特殊地位有关。这个词在《希伯来圣经》中使用的频率很高，但约瑟夫斯出于某种原因，在《犹太古史》中从未使用过这个概念。和其他许多场合一样，这里约瑟夫斯用了一个长句来解释“covenant”的含义。而另一个在《希伯来圣经》正典中从未出现过的、与宗教命题相关的希腊哲学词语“providence”却在约瑟夫斯的圣经历史中频频出现。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有许多不同的解读，但没有任何研究认为这是无意识的“疏忽”或无意义的“省略”。多数学者认为，约瑟夫斯这样做是担心希腊—罗马读者会以为犹太教“狭隘”、犹太民族“敌视人类”等。还有一些“替代”现象则反映了希腊化社会文化融合的现实或政治制度的变化等。比如用希腊化社会的行政官员称谓“toparchy”代替《圣经》中“省长”一词（governors of the lands）（AJ 8. 179；《列上》10：15；《历下》9：14），或用用希腊语“adytum”替代《圣经》中常用的“至圣所”（inner sanctuary，the most holy place）（8.71，72，90等）。

约瑟夫斯所罗门故事的某些特殊效果是通过“重认”策略而获得的。“重认”策略指对《圣经》文本中某些人名的身份、地名和时间概念的重新指认，以达到重写圣经故事的目的。比如《圣经》中说，所罗门王每日的食物是由犹太12个支派轮流供给。谈到所罗门食物供给者的具体身份，约瑟夫斯强调说，这些人事实上都是“外邦人”（aliens）（8. 39）。约瑟夫斯的所罗门传的另一处重认策略同样值得关注，即《圣经》中那位远道慕名来访、姓名不确定的“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的身份重认。^[29]还有《犹太古史》第八卷（76）中，约瑟夫斯对推罗（Tyre）^[30]国王希罗派来修建圣殿的工匠的身份煞费苦心地解释，称他们有纯以色列血统，因为其父母都是以色列人。按贝格（Begg）所说，约瑟夫斯大概认为，如按照《圣经》原文让一个非纯血统的犹太人负责圣殿的所有装修工作不合适。^[31]

这几处重认策略显然与作者的写作目的直接相关。前两处重认与约瑟夫斯《犹太古史》一再强调的犹太民族（此处以所罗门为代表）的“文化征服”的历史主题密不可分；而后一处则与作者敏感的宗教意识有关。约瑟夫斯文中其他“重认”策略的例子包括作者习惯性地将古代以色列地名或月份名称与其在希腊—罗马世界中的现用名称一一对应（8. 61，85，100，154，163等），或将犹太人的重要事件的日期与更加广为人知的外族王朝年代对比（如8. 62）。作者的意图可能有两点：一是考虑到他的非犹太人读者群，但更重要的则可能是为了证实《圣经》历史文本的史实。这是约瑟夫斯将《圣经》故事作为其古代以色列史的基本资料来源的合理性的立足之本，也是他将古代以色列历史作为世界史的一部分进行讨论的基础。约瑟夫斯显然意识到他的希腊—罗马读者很难接受这一点，所以从全书的序言开始，他就不断地强调《圣经》文本的史实价值及以色列民族在历史上对古代世界的影响力。关于这一点，以下几章的文本分析中有更加具体深入的分析和讨论。

约瑟夫斯的“概念转换”策略指他在著作中通过“替代”手法，如将“covenant”替换为“providence”（8. 109，114，124等）；或通过借用手法，如借用希腊—罗马概念或术语重新定义；或通过新解希伯来原文词语等手法，更加有效地传达圣经思想或重新定义犹太政治文化概念。这个叙事策略在他的所罗门传中频频运用。许多学者都注意，一些重要的《圣经》概念在约瑟夫斯笔下被“转换”，而一些重要的希腊名词术语则被用于表现圣经历史的神学思想。^[32]

约瑟夫斯借用希腊—罗马词语或概念的动机可能很复杂，但通常都具有实用主义倾向，此外，他使用这些词语或概念并没有妨碍他坚持希伯来主义的基本立场和方法，《圣经》中许多重要概念，如犹太教最基本的观点之一，即以色列人在上帝面前的特殊地位的观点，并没有因为“covenant”一词的缺失而失去。其中某些因素，如上帝与以色列人关系的维持要求以色列人对上帝绝对忠诚这一点还被极力强调，不同的是约瑟夫斯将“忠诚”的概念具体化、道德化了，以此强化他所有著作中一再宣扬的犹太教为世界上最道德的宗教信仰的观点。他在阐释《圣经》中“报应”或“因果报应”（retribution）的概念时，不再强调上帝要求以色列人对他绝对忠诚的前提（尽管这是不言而喻的），而是反复强调上帝惩罚的“公正性”和“合理性”。在约瑟夫斯的词典中，“covenant”和“retribution”的意义都可以包含于“providence”这个希腊概念之中。约瑟夫斯《犹太古史》“道德评判”的特点在他的所罗门故事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在约瑟夫斯的笔下，所罗门所有的功过是非都成为他发挥道德评说的素材。这一点与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的序言中所宣称的历史观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在他看来，历史的作用即用事实告诫人们，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上帝的公正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秩序的保障。

《圣经》中另一重要宗教概念“流散”（dispersion）指以色列人在不顺从上帝律法的情况下，受到上帝惩罚被“赶出”希望之地而流散于世界各地的悲惨情景。这个概念在《圣经》中带有很强的否定含义。然而在约瑟夫斯作品中，“流散”这一概念被全新地解释为“移居外邦”（resettlement）（AJ 8. 130），有时甚至与“殖民”（colonization）含义联系到一起，而《圣经》传统中与“流散”一词密切相关的“惩罚”的含义在大多数情况下已不复存在。当然，这与希腊化时期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和犹太历史的特殊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问题在以后的章节中还将作进一步阐释和论述。

约瑟夫斯文中另一重要叙事策略可总结为“结构重建”，即重新构建《圣经》原文中的叙述结构或重新组合原文中的内容，以此澄清原文意义中的疑点或有目的对原文进行重新阐释。在所罗门故事中，“所罗门智审妓女案”一节的叙事结构的重建对此策略的运用作了很好的注解。《圣经》原文中的这段故事在语言、故事的叙述方式及结构上具有明显的民间传说特征。而约瑟夫斯《犹太古史》叙事方式的基本形式是希腊式的，至少作者自己希望如此。无疑约瑟夫斯希望说服他的习惯于希腊史学叙事结构和高深哲学思想的读者认可这个基于犹太民族民间传说故事的真实性，认可所罗门“神一般的”智慧，以达到他宣扬犹太智慧精华的目的。要达到目的，改变原文民间传说的结构和叙述方式应该是必要的策略。

贝格曾指出，约瑟夫斯在所罗门故事中使用的希腊化社会流行（但并非犹太传统）的书信体叙述方式在《撒母耳记》—《列王记》和《历代志》中没有先例。^[33]根据文本分析，《圣经》故事中所罗门与推罗王希罗的交流形式显然属于通过使节口头转述的形式，而约瑟夫斯则将这段叙述改为希腊化时期流行的书信体交流方式。这种改变更加符合希腊—罗马时期大国之间正式交流的方式（8. 51-53）。这个策略也为约瑟夫斯其后的陈述，即所罗门和希罗之间的所有书信往来现在都收藏于推罗国的国家档案馆内（Tyre Archive）（8. 55）的说法埋下了伏笔。这种方式无疑也是约瑟夫斯“《圣经》故事真实性”声明的一部分，即强调他所用的资料来源都是有据可查的可靠而权威的官方资料。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所罗门故事中叙事结构的重建主要目的并非在于改变写作风格，而是为了烘托或支撑《犹太古史》的主题思想。

扩展/添加手法在约瑟夫斯的所罗门故事中十分常见。《圣经》阐释文献中的扩写指在原有圣经某具体内容的基础上添加内容或扩展原有内容的表现程度。“添加”和“扩展”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是在原文资料基础上增加分量或内容。约瑟夫斯扩充原有圣经内容的动机很复杂。后面章节中对此有具体分析和论述。约瑟夫斯使用这个叙事策略可能有多种考虑或缘由，其中包括技术原因，如为了澄清原有资料本身存在的内容含混或歧义等问题，或平衡现存相关资料之间的分歧。“添加”和“扩展”策略也常常用于解释人物行为的动机或理由（8. 152，154，165，205等），以求全书在观点、内容或逻辑上保持一致（8. 207与8. 197；8. 206与8. 161等），或者为了清除外界对犹太教的误解（8. 117），抑或是给同时代的读者提供历史背景知识（8. 46-49，158，163，164）等。这些添加内容往往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反映了作者本身的经验、情感立场或者个人兴趣爱好，或者传达了他自身的宗教观和世界观。当然“添加”和“扩展”的内容也极有可能来自于一些目前已经失传的《圣经》文献或口传故事。约瑟夫斯《犹太古史》第八卷中描述以色列民众庆祝圣殿落成时的欢乐情景（8. 124），以及关于希伯来人在历史上并非奴隶身份而是土地的主人的议论（8. 161）等都应该属于这一类。《犹太古史》中多数扩展/添加的成分不只是文字量的增加，而是加强了该部分的重要性、可读性和时代感，有时也间接反映出作者对某些细节的特别关注或兴趣等，其中大多数内容都与作者的写作目的直接相关。如为了向同时代的读者展示所罗门智慧的高深莫测、无与伦比，约瑟夫斯除了用夸张的语言详述了《圣经》原文中所提到的所罗门的诸多才能外，还称所罗门拥有强大的驱魔能力并著书立说，流传至今。为了证明他的说法，约瑟夫斯添加了一则原文中完全没有的有关一个叫以利亚撒（Eleazar）的犹太驱鬼师的小故事（8. 45-49）。又如在讲述示巴女王的故事时，约瑟夫斯大肆渲染女王考验所罗门智慧的各种细节，并且增添了所罗门解谜语的内容（8. 166）。他在描写所罗门与希罗之间的友谊时采用了相同的手法（8. 143），以突出表现他在《犹太古史》中一再强调的犹太民族是和平友好的民族的主题。此外，为了表现所罗门王的强大与富裕，拥有大量的马匹和战车，约瑟夫斯在原文内容后增加了长长的一段，精心描写所罗门王的骑士们华美炫目的衣着和姣好的外表（8.185-186）。他在另一处展示《列王记上》（7）和《历代志下》（4）中提到的所罗门为圣殿打造的物品清单时，在上面增加了“祭司袍”一项（8. 93），以表现所罗门对祭司阶层的重视。约瑟夫斯还在所罗门的修建工程中增添了一项重大项目，即道路修建。他称所罗门修建了数条通往耶路撒冷的道路，还盛赞这些道路的艺术魅力，并由此总结道，所罗门是“非常爱美之人”（great lover of beauty）（8. 187）。(www.xing528.com)

从结构上来说，“添加”和“扩展”指在原文资料某一部分的基础上增加或附加的内容，在结构上并非完全独立，或者在大议题中相对独立的细节，后者包括所罗门埋葬大卫王的内容（7. 392）。

这是最具约瑟夫斯“重写圣经”特色的叙事策略，此类议论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目的性和感情色彩，是研究作者写作目的、立场以及情感的重要内容。“题外话”与原文话题并没有直接关系，只是“借题发挥”或者“顾左右而言他”式的插曲，通常是与当时话题无关或者关系不大的议论、评述或讲故事。“题外话”不是《犹太古史》的专利，而是约瑟夫斯所有著作都具有的共同特征，有人认为正是这些“题外话”使约瑟夫斯的历史叙事往往显得结构松散、章节之间缺乏严密的逻辑联系，是文学手法运用上的败笔。也有人认为约瑟夫斯的“题外话”其实并非真正的题外话，而是看似与主题无关，却暗藏玄机的“题内话”，是约瑟夫斯表现自我意识的主要手段。约瑟夫斯式的“题外话”经常是长篇累牍、夹叙夹议，让人感到作者似乎被某种强烈的情绪所驱使，明明离题，却仍喋喋不休、欲罢不能。约瑟夫斯常常在这类议论中显示他对某类知识的精通或流露出他对某种事物的兴致，或让人感觉到他对某个事件怀有强烈的情感或情绪，不得不借用各种场合发泄出来。“题外话”策略在所罗门传中运用娴熟，如在第八卷中，作者围绕法老的名字所发的长篇议论（8. 155），继而又对《圣经》中仅仅提及的“杉树”一词的特性进行详尽的“科学解释”（8. 177-178）等。“题外话”还包括对一些原有事件的即兴评说，如他在第七卷中对约押杀害两位将军的事件大加议论的“题外话”（7. 34，284-285）、所罗门得知自己在上帝面前失宠后所表现出的极度悲伤（8. 196）的感言，以及所罗门传末尾添加的独立的颂词（8. 211）等。这几个部分在后面的章节中都将逐一分析。“题外话”一直都是约瑟夫斯思想研究的重要资料。研究这些与主题看似无关的长篇议论文字，往往可以捕捉到约瑟夫斯最真实的思想感情和立场观点。

在约瑟夫斯的《圣经》历史叙事中，“省略”策略往往比“添加”策略更具表现力。如之前所提到的约瑟夫斯的《圣经》历史中“契约”一词的全书缺失情况。这一点意义十分重大，后面几章的文本分析中对这个策略有详细剖析。再比如，约瑟夫斯在所罗门传中省略了《圣经》中提到的所罗门的将军和部落首领的人数（《列上》4：7），单独看这个省略也许没有什么意义，但如果将它与下文联系起来，就可看出作者的用心所在。约瑟夫斯很可能是为了避免与他后面提到的有关为所罗门宫廷提供膳食的是“外邦人”的说法产生冲突而作的文本梳理（8. 39）。这类的冲突和矛盾在《圣经》文本中比比皆是，这与《圣经》文本形成于不同时期、有不同作者写成的现实有关。鉴于《犹太古史》是一部连贯的、有着系统的主题思想和结构的叙事文体著作，约瑟夫斯写作《犹太古史》的《圣经》历史部分时很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将他的《圣经》文献原始资料在主题思想、文体结构、逻辑关系乃至故事情节上一体化与系统化。当然，约瑟夫斯的“省略”策略与其他叙事策略一样，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目的性。比如他省略了圣殿隔帘上所绘制的“基路伯”（Cherubim）形象（8.72）的细节。当约瑟夫斯详述圣殿“至圣所”（adytum）的布局，不可避免要提到“基路伯”时，他则添加了一段议论，说明所罗门这样做并未违反《圣经》中关于以色列人不得制作任何人或动物形象的法规。^[34]其他的省略包括《列王记上》（7：51b），《历代志下》（5：1b）中有关圣殿宝藏中有所罗门父亲大卫王捐赠的物品的内容，^[35]以及有关所罗门演讲中祝福民众的内容（《列上》8：14，《历下》6：3）。^[36]省略的原因不是单一的，有些省略可能因为作者不想转移读者对主题的注意力（8. 110），另一些省略可能是为了结构的平衡（8. 193）。在所罗门故事的结尾处，约瑟夫斯省略了MT和LXX（11：39）中关于上帝将“惩罚”大卫的子孙以及这种惩罚并非“永久”的内容。^[37]

相比“添加”和“扩展”，约瑟夫斯较少使用“省略”策略。事实上，约瑟夫斯在所罗门叙事中，基本保留了所有的情节和内容。

“顺序调整”策略指约瑟夫斯在他的“重写圣经”中改变原文资料中某些成分的位置，以适应自身的写作目的。这个策略运用在所罗门故事中仅发现为数不多的几例。如《列王记上》（7：1-12）部分与圣殿修建有关的故事插在所罗门修建其他建筑的叙述之中，这样不仅打破了圣殿故事的连续性，而且也不符合时间逻辑，因为这部分内容直到圣殿奉献仪式之后才出现（AJ 8. 130）。约瑟夫斯这一处顺序调整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是强调了所罗门对上帝的虔诚，二是加强文章结构和主题之间的连贯性和逻辑性。在AJ 8. 24中，约瑟夫斯为了强调上帝对所罗门虔诚的认可，遂将《列王记上》3：12-13，《历代志下》1：12的内容顺序进行了重新编排。“顺序调整”策略在约瑟夫斯的所罗门故事中很少出现，再次说明约瑟夫斯这部分故事的讲述基本上是按照原文资料的轨迹展开的。

“戏剧化”策略是所罗门叙事最常用也是最重要的叙述策略。约瑟夫斯也许希望通过这种手法改变《圣经》故事过于平铺直叙、不重视人物个性刻画的风格，增强其戏剧效果，达到加强可读性的目的。的确，约瑟夫斯的所罗门传通过增加生动的细节描写，加强情感与气氛的渲染，读起来更加真实感人，人物性格也更加栩栩如生。显然，这种手法借鉴了希腊—罗马史以人物为历史主线的表现手法。这与约瑟夫斯在创作形式上向主流文学靠拢的初衷是一致的。从内容来看，几乎所有的相关实例都与突出作者的创作意图和烘托作品主题有关联。以上帝在基便（Gibeon）托梦给所罗门的故事为例，在简单的梦境对话之后，《圣经》只是简单地陈述说，所罗门“就醒了”（《列上》3：15）。在约瑟夫斯的文本中，所罗门梦醒之后的情景被戏剧化地描写为：“所罗门从床上一跃而起，并向上帝表达敬意”（AJ 8. 25）。经过约瑟夫斯的戏剧化加工，一个略显稚气但又十分虔诚的所罗门形象跃然纸上。在著名的所罗门审案故事里，约瑟夫斯的戏剧化叙事更为明显。为了强调所罗门审案的难度，增加故事的悬念，起到最终让人拍案惊奇的效果，约瑟夫斯在原有故事基础上添加了许多细节，如特意强调两个妓女的孩子“出生在同一间屋子”，“同一个时辰”，并且都为“男性”（8. 27），以此说明察明真相的不容易。而原文中两个孩子的出生相隔三天，也并没有说明孩子的性别等。约瑟夫斯还对奉献圣殿典礼欢乐喜庆的场面大加渲染，如描述以色列民众“载歌载舞”直到圣殿门口。叙述所罗门在圣殿敬拜上帝的情景时，约瑟夫斯还用了一连串表现具体行为的词语描写所罗门的各种身姿，将这段故事如动画一般展示在读者眼前。所罗门先是“匍匐在地”向上帝“久久”敬拜，然后“起身向上帝献祭”，“在祭坛上堆满洁净的祭品”……《圣经》文本中一段单调乏味的陈述因此变得生动鲜活，起到了加强人物性格刻画和烘托主题的作用。当然，约瑟夫斯的所罗门故事中最富戏剧性的描写还是对所罗门对自己的行为追悔莫及、为以色列的前景而担忧那种痛心疾首的模样的描述。这一段凭空添加的内容一方面增加了所罗门个性中的人情味，另一方面则诠释了约瑟夫斯关于人无法在“今世逃脱上帝惩罚”的神学观。^[38]

“事实化”是约瑟夫斯对《圣经》文本中一些非犹太读者难以理解的、具有象征意义的习惯表达模式的处理策略。例如在阐释《希伯来圣经》中“你的血必归你自己的头上”（Your blood shall be upon your own head，《列上》2：37）这一典型的《圣经》程式化用语时，约瑟夫斯并没有直接将原文译为希腊文，而是将其象征性表述具化为事实性陈述：“如果他（示每）违反命令，死亡将是他的下场”（8. 17）。另一《圣经》程式化用语“走……的路”（walked in one’s ways，如《列上》3：14，8：25，9：14等）是《圣经》对历史人物进行道德评判的主要表现模式。但这样的道德评语对于习惯于理性思维的希腊—罗马读者来说，几乎毫无意义。约瑟夫斯在叙述中也对此类程式化语言作了“事实化”处理。比如，他将《圣经》原文称所罗门“走他父亲大卫王的路”改写为所罗门“牢记父亲的教诲，认真做每一件事情，正如那些年长的智者一般”（8. 21）。约瑟夫斯在此处运用“事实化”策略至少可以解决两个问题：一是赋予了原文句子具体的意义；二是进一步刻画了所罗门少年稳重、智慧超群的个性。其他类似的《圣经》模式化语言包括“在民众中出入”（to go out and come in before the people），如所罗门请求上帝给予他智慧与知识，这样他就可以“在民众中出入”（《列上》3：9a，《历下》1：11），和表现以色列人安居乐业的模式化用语“在他们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安居”（each man under his own vine and fig tree）（《列上》4：25）等。约瑟夫斯将前一句具体描写为所罗门请求上帝给予他“正直的头脑和良好的智力……”这样他就“有能力按照真理和正义来对人作出裁判”（8. 23）。为阐释后一句的含义，约瑟夫斯则用了一整段相当戏剧化的描述，以事实具体展示所罗门统治下的以色列人是多么幸福、和平和自由（8. 38）。^[39]这个叙事策略的运用与约瑟夫斯“重写圣经”与时俱进的意识和他无时不在的读者意识分不开。与此同时，与运用其他叙事策略一样，他也运用这个策略来强化所罗门故事的主题思想和文化概念。如AJ 8. 38就强调了犹太智慧与强势的主流文化——希腊文化的智慧观之间的可比性，也强调了所罗门统治时期的和平与秩序的特征。前一句还与约瑟夫斯“重写圣经”中极力表现的犹太文化和宗教高度的道德性密切相关。

众所周知，《希伯来圣经》叙事的主要方式是直接判断和陈述，心理分析绝不是《希伯来圣经》叙事的特征。《圣经》故事多以陈述事实为主，通过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阐释神人关系或宗教伦理，并不重视刻画人物性格，尤其不重视通过分析人物的内心世界来表现人物性格。这与《希伯来圣经》文字是来自上帝启示的认识论有关。而在约瑟夫斯“重写圣经”中，心理分析成为一种刻画人物性格和情感的重要表现手法。以所罗门故事中约押这个人物为例，约瑟夫斯在刻画约押这个人物时运用了大量心理描写手法，将这个人物的内心活动揭示得十分深刻，令人信服。约瑟夫斯对这个并不十分重要的《圣经》人物花费如此多的笔墨不仅使这个人物变得鲜活真实，而且很好地利用了对约押的心理分析，阐释了他本人的道德观和宗教观，同时采用对比手法反衬出所罗门的正直和公正。比如约瑟夫斯说，当约押看到亚多尼雅被处死，他突然“变得焦急万分”，“怀疑”自己也危在旦夕，因为他心里明白自己也参与了亚多尼雅的阴谋。情急之中他跑向祭坛，因为他“心想”那里可以安全，“因为王对上帝很虔诚”（8. 13）。这一小段生动的心理描写，映射出约押心里的恐惧和惊慌，也交代了他跑向祭坛避难的动机。他的一段内心自白还说明了所罗门的虔诚和正派，为说明所罗门处死约押的公正性埋下了伏笔。相反，《圣经》故事中关于所罗门处死约押的故事让读者看到的却是所罗门性格中极其残忍和狡诈的一面，一些古代传说甚至将此作为所罗门不择手段、镇压政敌的见证，反而将约押作为正面人物为他鸣冤叫屈。

以上关于约瑟夫斯在《犹太古史》的所罗门传中采用的主要的叙事策略尽管并未穷其叙事手法，但这些分析结果基本符合亚历山大等人有关“重写圣经”的叙事理论。但以上分析也同时说明，约瑟夫斯《犹太古史》中的圣经历史叙事并未按照某一固定的“重写”模式展开。几乎所有的叙事策略都与他本人的写作动机、写作原则、读者对象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相关联。约瑟夫斯对圣经人物与事件习惯性的、系统的道德评判，符合阿特里季对希腊化世界流行的“修辞性历史”（Rhetorical Historiography）的定义特征。按照阿特里季的定义，“修辞性历史”的价值评判是建立在从历史中吸取道德教训的原则之上。^[40]显然，约瑟夫斯急于告诉他的非犹太读者，《圣经》的道德体系对理解犹太文化和宗教至关重要。所罗门故事中最重要的主题是“所罗门智慧”，而所罗门智慧的所有具体内容都是通过道德评判的方式来展现和阐释的。应该说，在所有叙事策略中，约瑟夫斯采用的最重要的叙事策略是“道德评判”（Moral Judgement）。我在这一部分并没有将“道德评判”单独作为一项叙事策略来讨论，而在以下各个章节中，“道德评判”都将成为我们讨论的中心话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