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教：世俗与超越

道教是中国文化土壤中唯一土生土长且具有强盛生命力的宗教。但是如果对道教教义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道教也仍然是一种执迷于现世生活的宗教，或者说是一种入世的宗教。道教关心的并非灵魂在肉体死后的另一种生活（“属灵的生活”），而是如何能使肉体长生不死和升仙之道。

道教在中国明显地分为两支——官方道教和民间道教。民间道教尚未脱离原始性，神系混乱，巫术杂陈，祭拜目的始终不离世俗日用之事，往往流入缺乏任何理论的迷信活动，也偶尔与农民起义相联系（如太平道与黄巾起义、五斗米道与孙恩起义等），故而常被封建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所蔑视和贬抑。官方道教的特点，在葛洪的《抱朴子》中表述得很清楚。葛洪为东晋道士，官方道教理论的奠基人。《抱朴子》是现存的最完整的道教经典，在此书的《自叙》中，葛洪介绍《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容如下：“内篇言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之事，属道家。其外篇言人间得失，世事臧否，属儒家。”无论是《内篇》还是《外篇》，均未离开现实生活。葛洪在《抱朴子》中对尘世念念不舍，其理想并非灵魂对肉身的超脱，而是“得仙道，长生久视，天地相毕”。所谓“仙道”无非是“饮则玉醴酒浆，食则翠芝朱英，居则瑶堂瑰室，行则逍遥太清”，“住可不求而致，膳可以咀茹华璚，势可以总摄罗酆，威可以叱咤梁成。”（《抱朴子·对俗篇》）带着满脑子俗念去求“仙道”，成了仙也仍然忘不了骄奢淫逸的生活。成就仙道的大门并非对所有的世人都是敞开的，只有那些人间圣贤才具有“神仙之骨”。“服神丹令人寿无穷已……黄帝以传元子，戒之曰：‘此道至重，必以授贤。苟非其人，虽积玉如山，无以此道告之。无神仙之骨，亦不可得见此道也’。”（《抱朴子·金丹篇》）成仙并非了却红尘世事，仍超脱不了纲纪伦常、君臣父子之道。“在朝者陈力以秉庶事，山林者修德以厉贪浊，殊途同归，俱人臣也。”“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废，则天亦可改，父亦可易也。”（《抱朴子·良规篇》）与佛教的“忌杀生”的慈悲为怀的思想和基督教的“不以暴力相对抗”的观点相反，葛洪主张“以杀止杀”，“仁之为政，非为不美也。然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远羡羲农之风，则乱不可振，其祸深大。以杀止杀，岂乐之哉！……仁者为政之脂粉，刑者御世之辔策，脂粉非体中之至急，而辔策须臾不可无也。”（《抱朴子·用刑篇》）这哪里还是什么神仙道术，与当朝臣子的劝刑奏章有何区别？在一个道教大师的经典著作中看到这样凶相毕露的“教义”，真正是匪夷所思！

葛洪《抱朴子》的内外篇分别讲述修行仙道之术和经国治世之术，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儒道互补的心态。时运通达时则叱咤于政治舞台，建功立业，光耀门楣；时运蹇乖时则退隐山林，修养神仙之道，以求长生不死。二者均表现了对现世生活的依恋，只是取向不同而已。葛洪一生的经历就是一个绝好的证明，他幼年时曾饱读经书，却因“不成纯儒”，转而学道。他曾因镇压了张昌的起义军而功迁伏波将军，后又因“八王之乱”而沦落江湖。晋室南渡，他因旧日之功受封为关内侯，晚年则入罗浮山练丹，终其一生。道教与（中国）佛教相比，具有更明显的功名进取特点，道教实为仕途阻滞时的一种不得已的产物。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一个王子，他放弃了显赫的世俗权力而出家苦修，这种行为是出于一种自愿，我们可以相信他或许真的听到了某种神圣的感召。而道教传说的教主老子却只是周室管理图书的一个小官（守藏史），大概是因为感于怀才不遇，郁郁不得其志，遂愤而出关西去。佛陀与老子，一个是位极至尊，看破红尘，证得菩提；另一个则是仕途不济，进身无阶，遁出函谷。因此在中国历史中我们看到道教的道士们多为以种种“仙术”、“丹药”迷惑谄媚天子、娘娘、达官贵人，以图跻身朝政的投机钻营之辈，如唐武宗时的赵归真、宋徽宗时的林灵素、明宪宗时的李孜省等人。

道教在唐代达到极盛，究其原因，无非是两点：第一，唐代是李姓皇帝的江山，为了使自己的统治具有不可怀疑的神圣性，把所谓道教教主老子（李聃）抬出来作为自己的祖宗。老子被尊为唐宗室的“圣祖”，先后被册封为“玄元皇帝”、“大圣祖高上金阙玄元天皇大帝”，道教也因政治上的需要而得到尊崇。第二，政治上的需要又影响了唐代皇帝们的信仰，他们迷信于道教关于长生不老的骗人说法和各种方术丹药，大力扶持道教的炼丹术，唐代许多皇帝如唐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之死均与服用道士炼制的金丹有关。一个皇帝服用金丹中毒而死，使得一批道士被杀，但新的皇帝在推崇道教方术上依然如故。故而某些道士被杀死了，整个道教却始终处于被尊崇的地位。这种现象是由于中国人的此岸性的宗教观所决定的，灵魂的自由对古代中国人来说始终是一件不可思议和虚幻的事，只有肉体的不死才是最实在和最富有吸引力的。

由于道教的世俗性和此岸性的特点，唐代以后道教仍为历代统治者所热衷。宋徽宗虔信道教，宠信道教骗子林灵素，居然相信自己是神仙下凡，信口雌黄地自称：“朕乃昊天上帝元子，为大霄帝君，睹中华被金狄之教，焚指炼臂，舍身以求正觉，朕甚闵焉，遂哀恳上帝，愿为人主，令天下归于正道。帝允所请，令为青华帝君权朕大霄之府。朕夙昔惊惧，尚虑我教所订未周，卿等可上表章，册朕为教主道君皇帝。”（《续资治通鉴》卷九二）后来在“靖康之难”中作了金人的阶下囚时，这位“教主道君皇帝”还时常身着紫道袍，头戴逍遥巾，俨然一副道士的打扮，真让人难言这究竟是一场悲剧抑或一场喜剧。明嘉靖年间，更有“青词宰相”一说，青词为道士斋醮时上章之词，明世宗沉溺于道教的方术修玄活动，每日行斋设醮，奉迎青词是礼官之常务，青词作得好坏则成为官阶升降的根据，《万历野获编》卷二曰：“世庙居西内事斋醮，一时词臣以青词得宠眷者甚众，而最工巧、最称上意者，无如袁文荣炜，董尚书份，然皆谀妄不典之言。如世所传对联云：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此袁所撰，最为时所脍炙也，他文可知矣。”以青词而入阁为宰辅的有夏言、严嵩、徐阶、李春芳、严讷、郭朴、袁炜等人。“自是官词林者多舍其本职，往往骛于玄撰，以希进用矣。”（《世宗实录》卷四三四）世俗的统治与道教如此紧密的结合，只能说明道教已完全堕落为一种毫无任何属灵成分的“世俗宗教”。

由于道教本身所具有的养身之道（长生不老、房中术等等）和此岸性的特点，使它极易为现世性和实用性的中国思维习惯所接受，而这又反过来促进了道教的世俗化。及至明代已出现“道俗混淆，四时游戏群集”的道俗不分现象。《万历野获编补遗》描写了京师白云观燕九节时的盛况：

“然京师是日，不但游人塞途，而四方全真道人不期而集者不下数万，状貌诡异，衣冠瑰僻，分曹而谈出世之业。中贵人多以是日散钱施斋，京都无赖，亦有趁此时腐其童稚者。”

真可谓是道俗混杂，人欲横流，一派乌七八糟的景象，而这一切均发生在道教庙观的宗教活动中！(www.xing528.com)

明代的民间道教则更具有现世性的倾向和伦理教化的色彩。嘉靖、万历年间民间盛行的道教教派黄天教大肆宣扬封建世俗道德，告诫教中门人“各守自己生理本分，父慈子孝，兄弟和睦，亲尊长上，妯娌贤良，敬邻爱友”。在黄天教信徒中流传甚广的《十报歌》，完完全全是一套宣扬天地君亲师的封建道德说教，丝毫没有超凡脱俗的宗教气息：

“一报天地盖载恩，二报日月照临恩。

三报皇王水土恩，四报父母养育恩。

五报五方常安乐，六报六国永不侵。

七报文武迁高转，八报人民永平安。

九报九祖升天早，十报三教范师恩。”^【42】

如此一套封建伦理和世俗功利的大杂烩，如果还能被称为“宗教”的话，那真是教门之不幸！道教说到底是一种入世的宗教，一种跳不出现世道德规范和功利得失藩篱的此岸性宗教，它是现世性和实用性取向的唯伦理性思维方式不折不扣的产物。它向往的不是灵魂的得救和永生，而是肉体的享乐和不死。因此，它是一种俗念未绝的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