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维方式：兄弟联盟与家长专制

弗洛伊德在论述文明的种系发生过程时曾提出“原始父亲”和“兄弟联盟”两个概念。他认为，在文明发生的初期，原始部落中的家长（“原始父亲”）垄断了部落中的所有妇女，对儿子们实行强制性的压抑（主要是在性方面），对那些触犯禁忌的儿子们处以酷刑或放逐。被放逐的儿子们联合起来，杀死并吞食了“原始父亲”（他们相信这样做能使自己获得父亲的权威和力量）。众兄弟中最强有力的人继而充当新的“原始父亲”，重新对部落中的其他男性实行压抑，从而又引起新的叛乱。如此循环往复，终于使参加叛乱的兄弟们意识到这样发展下去是毫无意义的。于是大家在最后一次杀死“原始父亲”后，结成一种民主形式的“兄弟联盟”，从根本上杜绝了“原始父亲”的产生。另一方面，众兄弟对被杀死的父亲又怀着一种深沉的负罪感，因为他们杀死的毕竟是曾经养育过他们的父亲。这种负罪感使他们把死去的“原始父亲”当作神来崇拜，把他变成宗教祭坛上的偶像。从而使“原始父亲”由外在的强制性的禁忌变成内在的自觉遵循的道德律令和宗教信仰。人类的道德与宗教即起源于这种负罪感。

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有着内在缺陷和严重弊端。不过，如果仅从事实判断的角度考察，那么，希腊神话中所表现的神祇社会发展进程，则是与弗洛伊德的上述理论有吻合之处的。在希腊神话中，神界的统治权从乌剌诺斯到克洛诺斯、再从克洛诺斯到宙斯的几度易手，都是通过儿子战败父亲的途径而实现的。乌剌诺斯专横残暴，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他把自己与大地女神盖娅所生的数十个子女全部囚禁在地下。提坦族的幼子克洛诺斯在母亲盖娅的支持下起来反抗父亲的淫威，终于打败并阉割了乌剌诺斯。克洛诺斯取得统治权后，为了防止旧戏重演，将其子女全部吞入腹中，唯有幼子宙斯在母亲瑞亚的庇护下幸免于难。宙斯长大后再度反叛，推翻和取代了克洛诺斯，把父亲和提坦神族打入地狱。比起乌剌诺斯和克洛诺斯，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具有更多的民主色彩。宙斯对其子女不再进行强制性的压抑，他既没有像乌剌诺斯那样把子女们打入地下，也没有像克洛诺斯那样把子女吞入腹中，而是让他们与他一起就坐于奥林匹斯山顶的神殿中，共同商议神界和人间的事情。新一辈的神祇们遵循一种民主原则和睦相处，其身份地位类似于罗马元老院的元老或英国上议院的议员。而宙斯的形象与其说像一个专横跋扈的专制君主，毋宁说更像一个有威望的元老院领袖或议院议长。他很少滥用家长的权威，对于奥林匹斯神族诸神的行为往往采取宽容甚至忍让的态度。在荷马等人的笔下，宙斯往往表现为一个温情脉脉的父亲。宙斯在特洛伊战争中态度的转变充分说明了专制向民主的妥协。在特洛伊战争爆发伊始，宙斯站在特洛伊人一边，并下令禁止众神祇参加战争，违者将被永远打入地狱。然而赫拉、波赛冬、雅典娜等神却站在希腊人一边，置宙斯的警告于不顾。当宙斯派神使命令波赛冬停止支持希腊人时，波赛冬不满地对神使说：“我并不比他差，他不应强迫我改变我的意愿。……当我们拈阄划分权力时，我的一份只是管理海洋，普路同管理地府，宙斯管理天空。但大地和奥林匹斯圣山则为大家所共有。”并表示他决不向宙斯妥协，即使这样做会导致他与宙斯之间发生不可和解的敌意^【27】。由于大多数神祇都与波赛冬站在同一立场上，宙斯不得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先是允许诸神自由参战，后来他自己也迫于“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原则转而支持希腊人。

希腊神话中所表现的这种“兄弟联盟”的民主意识既是希腊城邦民主制的一种折射形式，同时又反过来推动了希腊民主制的发展。由此而形成的民主传统和思维习惯在西方社会中一直延续下来，最终发展为西方近代社会的一种指导原则。

与弗洛伊德的上述神系发生理论相反，在中国神系的历史演变中却出现了另一种发展趋势。由于“原始父亲”的权势和力量异常强大，以致于被放逐的儿子们的每一次反抗都流于失败，并受到更加残酷的惩罚。反抗的失败进一步加强了“原始父亲”的权力，家长专制变得越来越严厉。儿子们则越来越慑服于父亲的权威，越来越循规蹈矩，丝毫不敢超越现实规范的藩篱。整个神族中除了“原始父亲”可以为所欲为外，其他成员都受着外在的暴力惩罚和内心长期积淀而成的伦理规范的双重压抑，任何反抗的火花一旦产生即被压灭。“原始父亲”被人们奉若神明，不是因为负罪感，而是由于恐惧和自卑心理。“原始父亲”在临终之际挑选最遵守规则的儿子来接替自己，并把他的神明一般的权威也遗传下来。如此世代相袭，其结果是一种超稳定的、极其苛刻严厉的家长专制制度的形成。

中国神话虽然谱系混乱，歧义纷呈，但是家长一统天下的特点却非常清楚。在早期的神话中，神祇们之间的相属关系尚未明确，他们以不同部落的祖神形象而各自为阵，互不攀连。在后来的神话历史化的改造过程中，这种散漫的现象消失了，而代之以一个有着不可逾越的从属关系的严格神统。以五帝的关系为例，起初华夏与戎狄蛮夷各部落集团都有自己崇拜的上帝，后来为了使这些相互独立的上帝符合“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社会模式，“古史神话”中就出现了中央上帝黄帝剿灭四帝，并根据五行之德重建神国的传说。《太平御览》卷七九引《蒋子万机论》曰：“黄帝之初，养性爱民，不好战伐，而四帝各以方色称号，交共谋之，边城日惊，介胄不释。……（黄帝）于是遂即营垒以灭四帝。”不听节制的四帝既灭，新的神国组织就得以建立，以黄帝为中央而形成一种有序的统治格局。“东方木也，其帝太皞，其佐句芒，执规而治春；南方火也，其帝炎帝，其佐朱明，执衡而治夏；中央土也，其帝黄帝，其佐后土，执绳而制四方；西方金也，其帝少昊，其佐蓐收，执矩而治秋；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冥，执权而治冬。”（《淮南子·天文训》）黄帝从而成为一统天下、号令四方的天子，而四方上帝则成为服从黄帝节制的诸侯。

这种诸侯裂土而治的统治方式仍然不符合秦汉以后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帝国的社会图式，于是共时性存在的五帝又进一步转变为历时性嬗递的五帝，从而在正史中就出现了“少典氏帝系”的承传故事。炎帝成为黄帝的兄长（后因不行仁道而成为黄帝征伐的对象），颛顼成为黄帝的孙子，伏羲（太皞）被放在黄帝之前，与女娲、神农（一说燧人、神农）一起被奉为“三皇”，少昊则不知去向。又新增加了黄帝的后裔帝喾、尧、舜，与黄帝、颛顼一同构成前后相继的“五帝”。于是，相互抗衡的五方上帝终于演变为在时序上相互承传的五个一统天下的人间帝王。

由于远古神祇被历史化为近古帝王，使得中国神话中的神祇具有一个希腊神祇所不具有的特点，即自然死亡。既然诸神或上古帝王都不免一死，那么帝位的更迭就无须像希腊神话中那样通过武力的途径，而可以通过家族内部的传位或所谓禅让来实现。所以“力”的原则在中国神系的发展中几乎不起作用，而“德”则成为承袭大宝的唯一准则。(www.xing528.com)

在“少典氏帝系”的传说中，充满了“唯贤是举”的传位和禅让故事。黄帝有二十五子，但是他却传位于他的孙子颛顼，因为颛顼“静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颛顼不传位于其子穷蝉、老童、梼杌等等，却禅位于其侄帝喾，因为帝喾“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史记·五帝本纪》）帝喾死后，长子摯继位，摯虽然没有大仁大智，却也具有礼贤下士的谦谦美德，执政九年而禅位于尧^【28】。尧有子名叫丹朱，凶顽不仁，尧不传位于丹朱而禅位于“能和以孝”的山民舜。舜亦不传位于其不肖子商均而禅位于治水有功的禹。禹在位时本欲禅位于贤臣皋陶，无奈皋陶早逝，禹又以天下授于辅助他治理洪水的益。益当政三年复还政于禹之子启（一说“启干益位”），自己则避居在箕山之阳。自启以后，才开始了父子相承的继位制度。

这些帝王相承的传说几乎同出一辙，说到底无非是为了突出一个“德”字。既然禅位者和受禅者都是德昭日月，他们的统治当然就是天经地义的了。这种“有德者治天下”的思想与封建家天下的嫡子继承制相融合，从而导致了“圣贤出自帝王家”的普遍信念，为一统天下的封建君主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

对于反叛者来说，这种建立在“德”之基础上的正统性本身就是一个难以撼动的堡垒。由于帝位相迭的根据不是力而是德，所以任何凭藉武力的反抗都是徒劳的，到头来只会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可悲下场。帝王作为最高的父亲，他的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他却可以随意地支配臣民，甚至具有剥夺臣民生命的权力。对这种不加限制的权威的承认，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一个重要概念——“忠”。君王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对每一个具体的父亲的权力的抽象，而每一个具体的父亲反过来又分享了帝王的权威，成为绝对君主专制的构成要素和必要环节。对这些具体的父亲的权威的承认，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孝”。“孝”是“忠”的基础和必要前提，“忠”是“孝”的目的和必然归宿。“忠”与“孝”的结合就是“大仁大义”，而“大仁大义”则是“德”的最高境界。在“忠”、“孝”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来的三纲五常的伦理规范，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贵贱尊卑的道德秩序和不可逾越的等级制度。在这个等级序列的最上端是天和天子，最下端则为“小人和女子”。“天子受命于天，诸侯受命于天子，子受命于父，臣妾受命于君，妻受命于夫，诸所受命者，其尊皆天也。”（董仲舒：《春秋繁露·顺命》）

父权专制的社会制度及其所依据的“忠”、“孝”等伦理规范造就了中国人屈从权威和谦恭忍让的品质。这些品质既构成了中国人的可悲奴性，也构成了中国人的谦和美德。屈从权威意味着自我压抑，在这一过程中洒满了无言的泪水，它构成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精神因素。谦恭忍让则表现了深沉含蓄的心理张力，说明中国人具有一个稳定而强韧的内心世界，它能够有效地遏制各种有悖常规的疯狂冲动，以退为进，按部就班地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

一个刻板僵化、长期蹒跚而行的社会和一个深沉稳健、修养有素的内心世界，就如同一副矮小的身材配上了一个充满睿智的大脑袋一样，不知是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讽刺，还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悲剧。然而在过去的两千年中，二者又结合得如此和谐。一颗颗深邃的心灵就这样有条不紊地在被伦理规范和专制制度死死束勒的社会胸怀中跳动，而整个封建历史过程却呈现出一派慵怠沉闷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