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美神的中国古神话中，探讨超越与协调的思维方式

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有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即在中国神话中没有美神。这种现象固然是由于中国古代神话直接地从原始形态转化为古史传说，缺乏一段从具体的自然神系到抽象的社会神系的发展过程；然而究其根本，则是改造中国神话的那种协调的现实精神和唯伦理性思维方式所使然。

美神是人类思维的一个高度抽象的结果，她象征着一种超越现实的浪漫倾向，一种反照现实的永恒理想。美神的意义并不在于她自身的形态美，而在于她体现着一种抽象的美的概念和原则。因此，神话中的美神成为激励后世诗人灵感和激情的永不枯竭的源泉，成为一切时代的精神失眠者心中的永不亏蚀的月亮。

我们先来看看希腊神话中美神的情况。在希腊神话中，“力”、“智”、“美”是三个基本范畴。“力”是一种自然崇拜的结果，它象征着人类愚钝未开的原始野性，构成了早期希腊神话的主题。在希腊神话中对“力”的讴歌随处可见，它造就了一批富有魅力的神祇和英雄形象，如宙斯、波赛冬、阿喀琉斯、赫剌克勒斯等等，他们的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克洛诺斯和乌剌诺斯等原始神祇。力之神是往昔蛮荒生活的一种回光返照，他们代表着蒙昧的史前时代，代表着神秘费解的大自然的力量。他们构成了希腊神话中的古典主义成分。到了宙斯为最高统治者的奥林匹斯神话中，诸神已开始逐渐脱去“力”的外衣而进入“智”的王国。宙斯已不再像他的父亲或祖父那样单凭着力而发号施令了，他常常接受和听从他的女儿——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劝告和计谋。他不止一次地受到另一个智慧之神普罗米修斯的捉弄，虽然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把普罗米修斯捆绑在高加索山崖上，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向这位先知神妥协，因为他的命运只有智慧的普罗米修斯知晓。雅典娜从宙斯头脑中全副武装地诞生的神话故事暗示着希腊神话从“力”向“智”的转化，意味着遵循“力”之原则、以宙斯和更古老的神祇为代表的“雷神精神”让位于遵循“智”之原则，以阿波罗、雅典娜等新一辈神为代表的“日神精神”。

“智”是人类理性的曙光，是照耀着现实大地的永不陨落的太阳。希腊神话中的智之神是新一代的社会神，与力之神不同，他们始终关注现实，立足于社会生活的结结实实的大地上。因此，比起宙斯等神来，他们与希腊城邦的联系更为密切，德尔菲神庙和帕特浓神庙的香火远比厄利斯的奥林匹亚神庙为盛^【22】。希腊文化最发达的城邦雅典的保护神是智慧女神雅典娜，而不是众神之王宙斯。在智之神身上，体现了一种理性的现实主义倾向，他们是希腊城邦贵族的保护神，而贵族则代表着当时希腊生活中的最合理的现实性。以阿波罗、雅典娜和普罗米修斯为象征的这种执著于现实的“审慎的理性”原则构成了后来从亚里士多德到黑格尔的根深蒂固的西方理性主义传统。

与“智”相对立的是“美”。美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对现实生活的不断超越。它是一种永不衰竭的精神感召，呼唤着辗转于痛苦现实中的人们日复一日地去推滚超度灵魂的巨石。在希腊神话中，高擎着“美”之大麾的神与半神有阿佛洛狄忒、狄奥尼索斯、奥尔弗斯、纳西瑟斯和特洛伊城王子帕里斯等等。他们的身世不同、经历不同，但是他们都不懈地朝着一个目标奋进，这个目标就是超越现实。

在关于金苹果的神话故事中，帕里斯在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忒三女神的比美争执中充当裁判者。每一位女神都极力想使帕里斯偏向自己，赫拉许给他权力，雅典娜许给他智慧，阿佛洛狄忒则许给他得到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做妻子。帕里斯既没有选择代表“力”的赫拉，也没有选择代表“智”的雅典娜，而是偏向于代表“美”的阿佛洛狄忒。帕里斯因此而得到了希腊最美丽的女人海伦，由此而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出于嫉愤，力之神宙斯、波赛冬、赫拉和智之神雅典娜、阿波罗都站在希腊人一边，阿佛洛狄忒则孤立地站在特洛伊人一边。这种力量悬殊的对垒决定了战争的结局：帕里斯被受宙斯和雅典娜保护的希腊英雄菲罗克忒忒斯杀死，阿佛洛狄忒则被雅典娜击倒在地。

帕里斯被“力”与“智”的联盟杀死了，阿佛洛狄忒也倒下了，“美”在“力”和“智”面前受到了凌辱。另一些象征着“美”的神和传说人物也遭到厄运：狄奥尼索斯受到迈俄尼亚人的嘲弄，奥尔弗斯被浅薄自私的色雷斯妇女们撕成碎片，纳西瑟斯则在沉思冥想的“纯净的疯狂”中落水而死，变为水仙花。美之神的命运是不幸的，他们被排挤出现实生活，从而产生了一种出世的迷狂，产生了酒神节之夜通宵达旦的舞蹈和放纵，产生了“酒神精神”，产生了希腊悲剧。悲剧说到底是渴求理想的灵魂对痛苦的现实生活的根本否定，它孕育着对更美好的理想生活的憧憬。在失败的现实生活中，“美”既是一种逃避，一种“从文明的负担和烦忧里逃向非人间的美丽世界和清风与星月的自由里面去”的渴望，同时又是一种激励惰性的心灵勇敢地演出悲剧和超越悲剧的力量源泉。

美之神（阿佛洛狄忒、狄奥尼索斯、奥尔弗斯等）身上体现的那种否定现实的不安躁动，构成了一种超越的浪漫精神。这种精神贯穿于整个西方文化的发展过程。从阿佛洛狄忒的美之理想、狄奥尼索斯的肉欲迷狂和奥尔弗斯、纳西瑟斯的精神沉醉，到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神秘哲学，到笼罩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信仰，再到近代出现的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理想，无一不是这种超越的浪漫精神的具体表现。这种精神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图景，都是一些不可能实现的“伊甸园”，然而它们却是魅力十足的。这种不可抗拒的魅力使得不满于现状的人们不断地去否定他们的现实生活，从而导致了历史的进化和发展。人们往往不可能达到他们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但是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他们却摆脱了他们不想要的现状。“美”之理想犹如一个永远飘浮在人们头顶上的彩色气泡，现实中的人们在追逐它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在脚下踏出了一条弯弯曲曲的路。这条路就是文明的历史。

这就是美神所蕴涵着的超越的浪漫精神的历史作用。

中国的情况则迥然而异。由于协调的现实精神和唯伦理性思维方式的统摄作用，“美”之理想转化为现实的伦理规范，美神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由伦理意识所操纵的神话历史化过程使得中国诸神直接从奉行“力”之原则过渡到奉行“德”之原则，直接由原始自然神或祖神转化为上古时代的道德圣王。因此在中国神话中既没有智慧之神，也没有美神，“古史神话”中神祇（或帝王）的唯一属性是道德属性。“智”被归于“德”的名下，与“德”一起构成现实秩序的基础；“美”则因其超越现实的特点而被排除在正统文化思维的范畴之外。

这就是中国神话中没有美神的原因。

在中国诸神中，类似于希腊美神阿佛洛狄忒形象的有两个，一个是与羿有过一段说不清的暧昧之情的河伯之妻宓妃（又名雒嫔、洛神），另一个是曾为羿的妻子、后来偷食不老之药而奔月的嫦娥。有趣的是，这两个女神都与中国的赫剌克勒斯式的英雄羿有过爱情关系。在这两个女神的神话中，又都带有一些虎头蛇尾的浪漫成分。(www.xing528.com)

宓妃据说是伏羲之女，淹死在洛水中，从此变成了洛神，又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做了河伯的妻子。历史上的许多文人骚客如屈原、曹植、谢灵运等都描写了她的美貌丰姿，倾吐了对她的恋慕之情。《楚辞·天问》中描述了羿射伤河伯，与宓妃相爱的故事^【23】。河伯是一个“人面鱼身”的怪物，且淫逸无度。年轻美貌的宓妃当然不会安心于这场不般配的婚姻，因此她爱上了英俊勇武的英雄羿。这本是一个非常浪漫的故事，它包含着超越不尽如人意的婚姻现实的因素。然而这种“婚外恋”的现象却不能通过伦理意识的网，于是它就被搁置在民间的酒肆茶坊中，成为没有结局的一段浪漫小史。宓妃后来的际遇如何？她和羿的那段模糊不清的爱情插曲发展成什么结果？谁也不知道。这场“美女爱英雄，英雄爱美女”的爱情既没有演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喜剧结局，也没有产生美之理想被碾碎的悲剧效果，而是无声无息地销匿了。

在曹植的《洛神赋》中，宓妃也同样扮演了一个半途而废的浪漫角色。诗人在文中描写了他与宓妃在洛水之畔邂逅的情景，两人一见钟情，托风波倾诉衷肠，解玉佩以表爱慕。正当两人准备忘情相爱时，河伯却鸣响了伦常纲纪的“金鼓”，女娲也唱起了儆戒的“清歌”。宓妃于是幡然猛省，“动朱唇以徐言，陈交接之大纲。恨神人之道殊兮，怨盛年之莫当。”于是，又一支美的蓓蕾在强有力的伦理意识的压抑下枯萎了。

我们再来看看嫦娥的命运。嫦娥奔月的神话看上去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超越：嫦娥摆脱了纷纷扰扰的世俗社会，去追求一种纯净的“世外桃源”式的生活。然而这只是今人对这段故事的理解，在中国古代的文献记载中，嫦娥奔月的神话与其说是表现了对美之理想的追求，不如说是表现了对这种追求的讽刺。

嫦娥本是羿之妻，大概由于不满羿的骄奢淫逸的生活，产生了如同娜拉一般的出走之心。恰遇羿从西王母处要来不死之药，嫦娥偷食后身轻如烟，奔向月亮去觅求清静解脱。嫦娥食药前曾求卜于巫师有黄，有黄占得一吉卦，他鼓励嫦娥出走，摆脱黑暗的现实世界，并预言她日后必交好运^【24】。有黄的鼓励坚定了嫦娥出走的决心和信心，在有黄的预言和嫦娥奔月的行为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浪漫色彩和超越倾向，表达了对美之理想的追求。

但是，这只是故事的前半截。嫦娥来到月宫以后，满目荒凉，孤寂冷清，不仅没有“大昌”，而且连美丽的形貌也失去了，变成了丑陋不堪的癞蛤蟆^【25】，日复一日地在凄凉的月宫中持杵捣药。这就是协调的现实精神对企图超越现实规范的嫦娥的惩罚。

嫦娥奔月这场讽刺剧的结果，是一度作为叛逆的嫦娥发自内心的深沉忏悔。在历代文化人眼里，嫦娥与其说是一个超凡脱俗、飘逸自在的超越者，不如说是一个凄清孤寂、夜夜思凡的断肠人。现实生活虽有疵点，但是与寂寞难耐的月宫相比还是要有魅力得多。因此，“嫦娥因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李商隐《嫦娥》）“斟酌姮娥寡，天寒耐九秋。”（杜甫《月》）“孀居应寂寞，捣药青冥愁。”（陈陶《海昌望月》）“天为素娥孀怨苦，并教西北起浮云。”（罗隐《中秋不见月》）作为对这种深沉忏悔的补偿，表现“天女思凡”的种种神话故事就应运而生，如织女配牛郎的故事^【26】，七仙女下凡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表面上似在谴责拆散美满姻缘的天神（王母娘娘），实际上却表现了“天堂不如人间”的协调的现实精神。

从超凡奔月到思凡下嫁的神话演化过程，充分说明了协调的现实精神和现世取向的唯伦理性思维方式对超越倾向的遏制。宓妃和嫦娥等神话故事所表现的，与其说是对美之理想的向往和讴歌，不如说是对现实规范的强化和皈依。这些貌似美神的女神们演出了一场半途而废的“出走”滑稽剧，她们的一只脚刚刚跨出现实的“家”的门槛，就被内在化了的现实精神和伦理意识拉了回来。重浊的现实生活如同一副无形的枷锁套在她们企图展开的双臂上，使她们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飞升到明净的彼岸。

这就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所具有的现世性和实用性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始终是以伦理意识为核心和准则的。伦理意识注重的是调整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从这种伦理关系中再引申出政治关系、经济关系等等），而不是构建超现实的人与上帝之间的信仰桥梁。它的立足点始终是“此时此地”。为了论证现实的合理性，它常常到往昔中去寻找依据，这就导致了与现世意识紧密联系的崇古意识。但是对于一些企图超越现状，以一种彼岸的或未来的全新理想来取代现实的要求和行为，它将毫不妥协地予以遏制和清剿。

中国神话中缺少美神的现象再度说明了弥漫于中国古代文化和神话改造过程中的协调的现实精神。以现世的伦理关系为本位的文化精神和思维方式一方面遏制了各种带有浓厚的偏执色彩的宗教冲动和社会革命理想，使中国社会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中徘徊不前；另一方面却创造了令同时代的西方人惊叹不已的辉煌的封建世俗文化，并且熏陶培养了中国文化人的稳定持重、知足常乐的乐观主义生活态度。

这种强调协调功能、注重现世生活的思维方式既造就了一个“天不变道亦不变”的超稳定的外在社会，也造就了一个与之相应的超稳定的内心世界。这种“我自岿然不动”的文化心态曾导致了数千年之久的“唯我独尊”、“万国来朝”的幸福意识，也导致了近代国门被轰开的悲剧。在今天，面对着变动不居的外部世界和纷至沓来的种种挑战，这种稳定恬静的文化心态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抉择：或者完全改变自身以适应疯狂旋转的外部世界；或者以不变应万变（而非完全不变），高屋建瓴地统摄和梳理外部世界，使之与自己相适应。这两种路向相反的抉择恰恰构成了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相执不下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全盘西化”）和民族文化本位主义（“中体西用”）的两军对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