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维方式探讨：感生神话的神秘之谜

在对中国神话传说进行历史化改造的许多“古史神话”典籍中，都流露出明显的崇古意识。前面已经谈到，随着远古神祇——近古帝王身上的动物性特征的减少，他们的德行变得越来越崇高。而少典氏帝系的出现，则使他们的统治变得名正言顺。然而，仅仅是名正言顺似乎还缺少一些动人的魅力，于是关于这些古代帝王神秘出生的描写就应运而生了。古代帝王们在获得了世代相袭的正统身世和崇高德行而成为名正言顺的统治者的同时，又被赋予了令人目眩的神圣性的灵光，成为常人不敢仰视的半神。

这种神秘化表现为，古代帝王除了具有一种高贵无上的父系身世外，还往往有一段感神而生的神秘来历，从而使他们一身兼具帝王和神的双重色彩。如黄帝据说是少典国君之子，史籍又有有娇氏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而生黄帝于寿丘”的说法（《史记·五帝本纪》）。“古史神话”中的每一个帝王的身世几乎都带有这种“感神而生”的特点。伏羲为华胥氏踩大人脚印所生，神农为女登感神龙而生，女节梦感大星而生少昊，女枢感虹光而生颛顼。尧本为帝喾三妃庆都所生，然而又有庆都感赤龙而生尧的神话。舜为颛顼六世孙，其父瞽叟不慈，不分好恶，于是就有了瞽叟妻握登“见大虹，意感而生舜于姚墟”的神话（《史记·五帝本纪》正义）。禹也是颛顼的后裔，但其父鲧因不用帝命、治水无功而遭诛，所以就有了“鲧妻修己，见流星贯昴，梦接意感，又吞神珠薏苡，胸坼而生禹”的说法（《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纪》）。此外还有简狄吞玄鸟蛋生契，姜嫄履大人脚印生后稷，女修吞玄鸟蛋生大业等等传说。尽管这些帝王已经具有一个值得炫耀的父系身世，但仍嫌不够，还要再加上这些出生神奇的神话传说，以便拉大他们与普通人的距离，产生一种神秘化的效果。

甚至对于那些晚近生活于现实社会中的帝王，史官们也煞费苦心地编造出一套“感生”神话。例如在以严肃治史自诩的司马迁的历史巨著《史记》里有一段关于刘邦出生的神话故事：

“高祖，沛丰邑中阳里人，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史记·高祖本纪》）

关于古代帝王感神而生的神话出自民间并不足为奇，它反映了一般民众对古代帝王的盲目崇拜心理。在这一类神话中，有些属于母系社会留下的遗迹（“只知其母，不知其父”），大部分则是后人们的臆想和杜撰。然而这些民间传说之所以被纳入正史，显然是出于把帝王神化的目的，使得帝王不仅仅是圣人之后，而且也是天神之子。《说文》非常坦率地说明了这一现象：“古之神圣母感天而生子，故称天子。”天子作为人间的帝王，既有正统的家世渊源，又有神秘的出生故事，所以他的权威是毋庸置疑和不可侵凌的。在这一类的感生神话中，帝王之母所感遇的多为“龙”或“雷电”、“长虹”（均为龙之化身），她们所生的帝王也因此而成为“真龙天子”。

这些荒诞神奇的神话传说一旦被纳入正史之中，就具有了极强的权威性，并转化为史官们塑造的“真实”的历史。于是，中国古代帝王们都像西方的基督·耶稣一样，成为“感神受孕”的产物。

除了出生神奇之外，史籍中还描述了古代圣王和贤臣们与众不同的生理特征。如《淮南子·脩务训》记载：“若夫尧眉八彩，九窍通洞，而公正无私，一言而万民齐；舜二瞳子，是谓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参漏，是谓大通，兴利除害，疏河决江；文王四乳，是谓大仁，天下所归，百姓所亲；皋陶马喙，是谓至信，决狱明白，察于人情”。《春秋·元命苞》载：“武王骈齿，是谓刚强也。”苍颉“四目灵光，实有睿德，生而能书。”《帝王世纪集校》载：帝喾“生而神异，自言其名曰夋”^【19】。所有这些奇异的生理现象，都与道德秉赋联系在一起，从而增加了那些古代圣君贤臣们的崇高感和神圣性。(www.xing528.com)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已经被历史化为近古帝王的远古神祇们又重新被史官们所神化。伦理意识把诸神变成了人间的帝王，然后又重新给他们涂抹上神圣的灵光（这种双向运动并非从撰史的时间顺序而言，而是从思维的逻辑顺序而言的）。重新被神化的古代帝王已不再是尚未被历史化的神，虽然他们姓氏相同，但是他们的身份已经截然不同了——一个是愚钝未开、浑浑噩噩的怪异生番，一个则是教化万民、不可超越的半神或圣人。原始神祇们之所以被历史化，是因为他们离人的现实生活太远，太缺乏人性；古代帝王们之所以被神化，则是由于他们离现实生活太近，太多地具有人性。经过双重改造的远古神祇——近古帝王们一身兼具神与人的双重特点，他们既生活于人们中间，又超越于凡俗之上；既令人感到可亲可爱，又使人觉得神秘高深。可亲可爱使他们成为后人赞美和效法的榜样，神秘高深使他们成为不可超越的偶像。在以后的历史过程中，这些半神式的古代帝王成为激励中国封建文化发展的一种永恒的精神力量。

伦理意识如同西方16世纪时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它把神变成了人（帝王），又把人（帝王）变成了神。中国神话传说中的那些原始形象通过这种历史化——再神化的双向改造过程，逐渐失去了他们的原始自然神性，同时却获得了新的社会道德神性。

在古代神话中，天地原是相通的。《淮南子·地形训》记载，在天地之间有一棵叫做“建木”的大树，上通天，下接地，众神祇由此树而上下，凡人也可以缘着“建木”爬上天国。后来颛顼兴礼法，“绝地天通”，从此天与地就被分隔为两个世界。众神们被分为两部分，有一些仍然留在天上；另一些则被历史化，编入少典氏帝系，成为现实社会中的帝王将相。少典氏帝系的帝王们由天上的神变成了人间的王，他们的行为受到了合理化原则的规范，成为现实社会的道德师表。另一方面，由于他们新获得的神性，他们成为被隔绝的天地之间的中介。那些仍然滞留在天上的神无须再沿着“建木”下到人间^【20】，凡人也不能再进入天国，双方均借助于帝王这个中介环节来进行沟通。帝王既为“天子”，他的使命就是恭行“天命”。因此，天上的那些具有个性的神对于现实社会来说就成为多余的，他们不再直接干预人间的事务，而是通过他们的私生子帝王来实现自己的意志。那些滞留在天上的神变成了一些抽象的原则，变成了体现在人间帝王和圣贤身上的“天命”。

于是，“天命”这个既抽象朦胧又涵义无穷的概念，就成为高悬在中国历代帝王及其子民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把富于伦理性质的‘天命’观念引进独立的原始神话，是促使古代中国宗教神话发生历史化过程的契机。”^【21】颛顼“绝地天通”后，“建木”这架物质的天梯被砍倒了，作为替代品，“天命”概念成为沟通凡人与神明的精神天梯。神秘玄奥的“天命”只能由人间的极少数血统高贵、出生神异的明君和圣人来承受。明君圣贤们上承天命，下兴教化，从而为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秩序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中国神话传说历史化和伦理化结果的“天命”，成为后来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据统治地位的天命观和“天人感应”思想的核心观念和大前提。

古代帝王世系的正统性和出生的神秘性成为他们代行“天命”的依据，而这一点又反过来强化了他们的正统性和神秘性。因此，通过世代遗传的正统性和不断获得的神秘性，“天命”就成为少典氏帝系的专利品（在以后的中国历史中又不断地转化为刘氏帝系、李氏帝系、赵氏帝系、朱氏帝系等等的专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