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三代同帝系表现纯洁性的维护运动

“正名”和“溯源”是中国古代王位继承和更替的两个不可动摇的原则。要想正名，就必须溯源，溯源的目的是正名，现实的合理性是建立在祖先的神圣性之上的。因此，长期以来，古代中国人把历史的发展理解为一种无跳跃、无质变的子继父业的过程。在这一历史遗传的过程中，失去的东西远远多于获得的东西，从而就蕴涵着一种今不如昔的历史退化论观点，这种观点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崇古意识的心理基础。

中国的各种史籍在记述古代帝王的身世时都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强调该帝王承袭祖业的正统性（所以僭越篡位是最大的罪恶）；二是大肆渲染该帝王祖先的神圣性（所以每一个新王朝在建立伊始都要费尽心机去编造一套关于自己祖先的高贵血统和神奇事迹的神话）。新建立的王朝一方面打着“行天之罚”的旗号去否定曾被人们奉为正统的旧王朝，另一方面则竭力论证自己在正统性上丝毫也不逊色于前朝。即使是那些高喊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起于阡陌的黔首百姓，做了帝王以后也要重操起“龙生龙、凤生凤”的老调，为自己杜撰出一套诡异离奇的身世来历。

这种追求正统性的思维习惯，也是协调的现实精神和唯伦理性思维方式的一种表现。所谓正统，无非是指一套由祖先们确立、为统治者所倡导而制约着现实的伦理规范。区分正统与非正统的标准仍然是那个无处不在的伦理意识。身世源流实际上只是托辞，而且可以任意杜撰，真正重要的在于是否恪守“祖先之制、先王之法”，是否遵循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刘邦本是一市井酒色之徒，其父太公亦为无名之辈。后来因其成就了帝业，帮闲的史官们就编造出刘邦的母亲与神龙交感而生刘邦，以及刘邦宰杀化为大蛇的白帝之子的神话，为刘邦“仁而爱人”的帝王品质和登临大宝提供了神圣性的依据。而与刘邦争衡的项羽，虽然出生于楚之世家，其身世血统论起来远比刘邦“高贵”，但因其不像刘邦那样行仁义之道，而是“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史记·项羽本纪》）

这种既要正名义又要求神异的撰史思维特点，在中国神话的历史化改造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传说帝喾有四个妃子，即姜嫄、简狄、庆都、常仪。帝喾死后，立四妃常仪子摯为帝。摯微弱不明，天下失心，于是禅位于尧。尧是帝喾三妃庆都所生，所以取代摯是名正言顺的。殷人则更进一步把自己的祖先契说成是帝喾的次妃简狄所生。周人灭商，又创造出自己的祖先后稷为帝喾元妃姜嫄踩大人脚印感孕而生的神话。元妃之子比次妃之子更加名正言顺，所以周取代商的统治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事。而到了秦统一天下，又出现了颛顼孙女女修吞玄鸟蛋而生秦人祖先大业的神话，从而把秦朝统治者的身世之源从帝喾上溯到颛顼。根据退化论的历史观，越老的就是越正的、越好的，所以一个王朝把自己的帝王身世与越古老的传说帝王联系在一起，它的现实统治就越具有合理性。

颛顼和帝喾这两个神话传说中的帝王成为汉代以前中国诸王朝帝王的共同祖先。到了汉代，由于刘邦的姓氏实在与这两个上古帝王攀扯不上，这一神祇——帝王传承系统才中断。夏人祖先鲧和禹、秦人祖先大业，以及作为上古五帝之一的舜均出自于颛顼；而尧和殷人祖先契、周人祖先后稷皆出自于帝喾。颛顼与帝喾又是叔侄关系，都是黄帝的后裔（颛顼为黄帝孙，帝喾为黄帝曾孙）。至于黄帝的来历，则难以追溯了。只知道黄帝与炎帝为同母异父的兄弟，同出于少典氏^【17】，再往前，就无从稽考了。(www.xing528.com)

于是，作为中国神话与历史相融合的结果，少典氏帝系产生了。以黄帝为始祖的少典氏神族，为历史提供了一大批帝王。先秦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把自己的家谱与少典氏帝系联系起来，以证明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和权威性^【18】。由于夏、商、周三代都出自于同一帝系，因此它们之间的相互嬗替并没有与“正名”的原则相牴牾，而是表现为一种为了维护祖先法制的纯洁性而不断“纠偏”的运动。殷商的存在是合理的，周人倾覆商祀同样是合理的，因为两者都是源于同一种合理性原则。这种抽象的合理性原则体现在祖宗之法中，它不因尧存，也不因桀亡，而是贯彻始终，于冥冥中操纵着中国的历史之舟。一个朝代的统治者如果违背了这种合理性原则，偏离了祖宗之法（周代以后这种祖宗之法又为更抽象的“天命”概念所取代），他的统治就只具有一种形式上的合理性。即使在他身上仍然流着祖先高贵的血，但他实际上已堕落为祖先的不肖子孙，所以必然要被代表着合理性原则的新的圣君所代替。

黑格尔在阐述历史辩证法时曾说过一句至理名言：“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而中国古代的史官们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以这种合理性原则作为指导思想来撰写历史了。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史官们把这种合理性理解为一种合伦理性。所以在他们笔下出现的每一个现实中的帝王，同时也是一个伦理方面的典范。

因此，重要的不是身世之名，而是伦理之实。但是倘若能够名副其实，则可谓是锦上添花。完美无疵的理想状况只有在上古时代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和三代圣王身上才可以见到，所以这些上古神明和三代圣王就成为后世帝王们效法的道德楷模，同时也为后者们的现实统治的合理性提供了牢固的历史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