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的一个显著差别就是神人不同形。与希腊神话中阿波罗的俊美、雅典娜的端庄、阿佛洛狄忒的艳丽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国较早的神话典籍如《山海经》等书的记载中,中国的神祇,无论是举止高尚的正神还是行为卑劣的恶神,几乎全是形态怪异、面目狰狞的。相传为人类创造者的女娲和东方上帝太皞伏羲氏均为“人面蛇身”;南方上帝炎帝神农氏为“人身牛首”;西方上帝少昊金天氏为鸟形;北方上帝颛顼高阳氏的形象虽没有明文记载,但其父韩流与其子梼杌均为人面猪嘴,颛顼的形象当然也好不了多少【4】。中央上帝黄帝轩辕氏长着四张脸(“黄帝四面”),分别注视四方。至于恶神的形象就更为狰狞可怖了,共工“人面朱发,蛇身人手足”;夸父“珥两黄蛇,把两黄蛇”;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耳鬓如剑戟,头有角”或“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诸神的这种人兽杂糅的形体本来也不足为怪,它说明中国神话尚保留着许多原始图腾崇拜的痕迹,还没有像希腊奥林匹斯神族那样发展到神人同形的水平。事实上,希腊神话也曾经历过一个从神人异形到神人同形的发展过程。在希腊神系演化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个形象怪异的神族,即以提丰俄斯和厄喀德为双亲的怪物神族,其中包括三个头的怪物(狮头、羊头、蟒头)喀迈拉、冥国三头恶狗刻耳柏洛斯、百头水蛇勒耳那和狮身人面的怪物斯芬克斯等。这个神族属于老一辈的希腊神祇,与他们同时存在的还有面目狰狞、长着蟒尾的巨灵神。但是随着乌剌诺斯、克洛诺斯的权柄被宙斯所取代,这些形象怪诞的神逐渐隐退到相貌堂堂、光辉灿烂的奥林匹斯诸神之后,其神威和地位也随之江河日下,成为新一代神祇可有可无的陪衬。
在希腊神话中,动物神(或怪物神)向人形神的转化是通过几次神族之战而完成的。以宙斯为首的奥林匹斯神族是希腊神谱中的第五代,在他们之前,有第一代神卡俄斯(混沌)、第二代神塔耳塔洛斯(地狱)、盖娅(大地)、厄洛斯(爱神)、倪克斯和厄瑞玻斯(黑夜和黑暗);第三代是以乌剌诺斯为首的原始自然神和巨灵神;第四代是处于从自然神向社会神过渡状态的以克洛诺斯为首的提坦神族;第五代才是完全人形化了的奥林匹斯神族。从乌剌诺斯到克洛诺斯,从克洛诺斯到宙斯,几代神之间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每一代新神在否定旧神的同时,也把父辈身上遗留下来的动物成分消除了一些。因此,希腊神祇从动物神到人形神的转化是通过一个漫长的不断否定的过程而实现的,是在神话内部进行的。无论如何演变,它都只是神的历史,而不是人的历史,它一直游离于人的历史之外,是与人间王朝的更迭不相关的另一种历史。
在中国神话中,这样一种从动物神到人形神的渐进变形过程未曾发生,而是代之以一个断裂层和一种突如其来的飞跃——那些人面兽身或人身兽面的神祇一下子就从蛮荒的神界跨入文明的门槛,且与人的历史混杂在一起,神的历史化过程成为人的历史的开端。
过早地社会历史化是中国神话演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种历史化过程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始。秦汉以后,由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主导性思想,按照儒家的道德观念对诸神进行历史化改造更是成为撰史的一个不可动摇的思想原则。“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结果,使那些形象诡异的远古神祇日益蜕去其原始面目而成为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的人间帝王和重臣。至于那些未进入历史化改造殿堂的神祇们,则只能依旧保留着动物的痕迹,零星残存于民间的野史逸闻中。
在这一变形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史官文化”的“历史意识”得以充分的表现。“在中国,历史意识开始占据思想表层的标志,是古代神祇通过‘改良道路’(不经历明显的、暴力的神族之战和‘神的劫难’)悄悄转化为古史神话‘人物’”【5】。中国诸神形象的改造不是在神话传说内部通过不同神族的世代更替实现的,而是在关于人的历史记载中,对同一些神进行历史化变形(把远古神祇变形为近古帝王)而完成的。在后面我们还将看到,这种“历史意识”只是表面性的,它的核心和依据是那种无处不在的伦理意识,诸神的历史化过程实质上就是诸神的合伦理性过程。
下面我们来看看中国神话中的几个重要神祇的变形过程。(www.xing528.com)
在中国神话中,人类的始祖当数女娲,民间早有女娲“七十化”和抟土造人的传说。后来大概是由于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中的人们觉得女娲必须先为人妻,方可造人,于是又有了伏羲、女娲结为夫妻,合为人类始祖的传说(如唐代李冗的《独异志》中所载)。从先秦至隋代,史籍中所记载的伏羲、女娲形象多为人面蛇身,民间且有伏羲、女娲蛇身联体的图像,如东汉武梁祠石室画像,东汉石刻画像,隋高昌阿斯塔那墓室彩绢画、《洞神八帝妙精经》插图等等【6】。屈原曾在《天问》中大惑不解地质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东汉王逸对此注释道:“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体如此,谁所制匠而图之乎?”可见伏羲、女娲的原始形象并不雅观。到了唐代以后,伏羲、女娲开始蜕去蛇身而成具人形。在李冗的《独异志》中已不再有人面蛇身的描述,而是称伏羲、女娲为“兄妹二人”,后因化育万民而结为夫妻。作为人类的始祖,人面蛇身有伤大雅。在民间现存的许多“送子娘娘”庙(女娲庙)中,女娲已成为一位仪态雍容的美妇人。明代许仲琳所作长篇小说《封神演义》开篇讲述荒淫无道的商纣王去女娲庙进香,见女娲塑像后心生淫念,在墙壁上题淫诗,觊觎女娲的天姿国色,开罪了女娲娘娘,才导致了九尾狐附身妲己、倾覆商朝的悲剧。如果女娲为蛇身,纣王大概是不会心生淫邪之念的。可见在明代文人心中女娲早已蜕去蛇身、成具人形,与汉代人心中的女娲、伏羲蛇身联体的形象已大相径庭了。在宋代马麟、元代李康的《伏羲图》和清代任伯年的《女娲炼石图》中,伏羲、女娲均为人面人身,已无怪异之处。从女娲抟土造人到女娲、伏羲人面蛇身联体,再到女娲、伏羲各自成具人形,表现了中国神话演化过程中明显的历史化倾向。
黄帝千百年来一直被奉为中国人的祖先。为了把远古神话传说中形象怪异的黄帝改造成历史上首创基业的帝王,古代史官和大儒们颇费了一番心机。黄帝轩辕氏的原始形象在《山海经·海外西经》中有过记载:“轩辕之国在此穷山之际,其不寿者八百岁。……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据袁珂先生解释,轩辕国为黄帝子孙相聚而成者。轩辕国人为人面蛇身,黄帝的形象自然也好不了【7】。此外,在古代传说中还有“黄帝四面”(即四张脸)的说法。黄帝身上的这些怪异色彩虽然表现了神话形象的原始古朴特点,但是却与现实中的帝王形象相去甚远。因此在春秋战国以后的史籍中,这些怪异色彩逐渐黯淡,黄帝的形象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山海经》中“人面蛇身,尾交首上”的说法在《史记》中转化为黄帝乘龙化仙的故事【8】。黄帝的寿命从800岁减少到300岁,孔子又对黄帝三百年的传说作了合理化的解释,“宰我问于孔子曰:‘昔者问诸荣君,黄帝三百年。请问黄帝者人也?抑非人耶?何以至于三百年?’孔子曰:‘黄帝……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得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故曰三百年。’”(《太平御览》卷七九引《大戴礼》)这样就把黄帝从寿命三百年的神变成皇恩遗泽三百年的圣王。关于“黄帝四面”的传说,孔子也作了合理化的解释:黄帝并非长着四张脸,而是命四名贤臣分治四方,以君临天下【9】,从而使黄帝身上的神话成分完全消融在历史化的镪水池中。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中,黄帝已成为一个有稽可查、天才独具的人间帝王:“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名曰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史记·五帝本纪》)
颛顼作为五帝之一在先秦以后的许多正史中都占有一席地位,甚至在今天通用的“我国历代纪元表”中,也有颛顼的名字。作为上古时代的一位帝王,颛顼的形象当然不能再像其父韩流那样“擢首谨耳,人面豕喙”。但是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大凡有其父必有其子。因此欲改变颛顼的形象须从韩流身上着手,最好的办法是把韩流这个猪形的中介从神的谱系中删掉。在《山海经·海内经》中,颛顼是黄帝的曾孙,昌意的孙子。到《史记》的帝王谱系中,韩流被删掉了,颛顼成了他原来的祖父昌意的儿子【10】。昌意在古籍记载中是体态不明的神,这样就不会妨碍颛顼步入威严神圣的上古帝王行列。“颛顼的幸运,恰恰是韩流的不幸——过度鲜明、集中的动物神特征,妨碍了他顺理成章地过渡、易形为古帝王。”【11】于是又一位远古神祇通过辈分的僭越而变形为近古帝王。
夔本是神话中的怪兽,《山海经·大荒东经》中描绘了它的形象:“状如牛,苍身而无角,一足,出入水则必风雨。”黄帝与蚩尤大战时,曾取夔的皮为鼓、骨为鼓橛。后来夔演变为乐师,司典乐仪。《吕氏春秋·古乐》记载:“帝尧立,乃命夔为乐,夔乃效山林溪谷之音,附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舜立)乃令夔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乐在中国封建社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乐正则礼至,礼至则国安。如此重要的典乐之职,由一个只有一只脚的怪物来充任,显然有失体统。于是孔子又以他那如簧之舌来重新解释夔的形象。当鲁哀公问孔子“夔一足”是否可信时,孔子回答说,夔别无所长,却深通乐声,所以尧说像夔这样的乐师一个就足够了。并非夔只有一只脚,而是说有一个夔就足够了【12】。这种解释可谓牵强至极,然而它却符合神话历史化和伦理化的需要。因而在以后的儒家经典中,夔变成了堂堂正正的乐师之祖和上古贤臣。
总之,民间传说中的许多远古神祇,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经过先秦诸子经典和以后各种正史严格细致的筛选和熔炼,被儒学大师和史官们的“历史意识”(以及隐藏于其后的伦理意识)所变形,塑造成仪态堂堂、威风凛凛的古代帝王和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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