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调与超越：华夏神族的命运与启示

第一章 华夏神族的命运和启示

公元前11世纪周王朝取代殷商以后，中国社会开始走上稳定的农耕道路。传说中的商人祖先之一王亥是一个擅长于饲养牛羊的人^【1】，商人原为一游牧部落。公元前16世纪商汤灭夏以后，传至盘庚，历十多代，已数次迁都。由此可见商人虽然已开始定居，但在其身上游牧的习性仍有顽强的表现。自盘庚迁都殷以后，商人才逐渐向定居的农耕生活过渡。而周人一开始就是以农耕部族的形象出现的，传说中的周人始祖后稷即是中国农耕劳作的创始人^【2】。在武王灭纣之前，周人就长期定居于泾渭河谷之间的沃土从事农耕活动，《诗·大雅·緜》云：“周原，堇荼如饴。”农业活动是周人世代相袭的基本生产活动，所以“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周书·无逸篇》）。周灭殷商以后，周公告诫后人们“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强调农耕活动的重要性。这种定居的农耕劳作自周代以来被固定下来，成为数千年间中国人的主导性的生活方式。

长期的农耕生活造就了中国人一种务实的思维倾向。“华人的主体——农民在农业劳作过程中领悟到一条朴实的真理：利无倖至，力不虚掷，说空话无补于事，实心做事必有所获。”^【3】由此形成了中国人“重实际而黜玄想”的思维习惯。与此相应，遂产生了一种“重现世而轻彼岸”的思维倾向，中国人在数千年间始终把眼光投注于切实的此岸功利上，投注到由己及人、由家及国的现实活动（集中表现为道德实践活动）中，而忽略了对肉体死后的灵魂归宿的宗教思考、对超经验的自然规律的纯科学玄思和对形上本体的哲学思辨。

在农耕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周人确立了以血缘关系的亲疏来确定社会地位尊卑的宗法制。宗法制的根本在于和谐地调节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的现实的政治经济秩序，从而由此萌发出一种旨在梳理人们现实的亲疏尊卑关系的伦理意识。这种内在的伦理意识经过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家们的理论加工而形成一套较为完备的外在性的伦理规范。宗法制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一直顽强地存在着，而且在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与此相适应的伦理意识也就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核心意识。

这种普遍弥漫的伦理意识与实用性和现世性的思维倾向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唯伦理性的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它们明显地表现在中国神话传说的演化过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中国神话传说的历史演变过程本身，就是这种以伦理意识为核心、以实用性和现世性为基本取向的唯伦理性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www.xing528.com)

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童年时代的歌谣——神话传说，但是每一个民族的神话传说的演变发展过程却不尽相同。有些民族的神话发展之途坦荡平直，在漫长的历史年代里几乎没有发生过重大的变形，至今仍保持着其原始古朴的色彩，呈现出脉络清晰的神话系统。而有些民族的神话传说的发展则历经坎坷，屡屡演变，神系混乱不清，布满了后世刀砍斧凿的痕迹，乃至于今人难以从频频涂改的版面上窥识庐山真面目。中国神话传说即属于后一种情况。

中国神话之所以屡遭磨难，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作用的结果。由于夏、商两代以及更早时期文献的佚失，我们根据现有的、已经明显被后世儒学所历史化和伦理化了的古籍材料，要想还原中国神话的本来面目，显然是难以从心。因此中国神话的原始面貌和脉络谱系对于我们可能永远都是一个难解之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却可以从大量修改过的神话典籍中发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留下的印迹，通过分析中国神话传说演化的轨迹，总结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诸多特征，以及统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精神和核心意识。

因此，本章的目的并不是廓清中国神话传说的原始面目，而是通过分析中国神话传说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屡经修改的不幸命运，总结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