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历史观遭遇的命运,似乎应了那句老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如今它只以一种隐性的方式在我们的生活中起作用。在本书的最后,我们不妨从黑格尔历史观作些延伸,对形而上学史进行一点初步的反思。
(1)如果停留在走马观花、外在对比的层面,看后世的历史是否符合黑格尔的历史观,我们总会有雾里看花之感,抓不着问题的根本。因为一方面我们发现,几乎黑格尔对历史的全部规定,和他得出的全部结论,都遭到了后人的拒斥,我们不接受他关于历史始于自由的看法,认为历史始于部落之间由于物质和经济上维持自身的需要而进行的联合,我们不接受他关于世界历史个人和世界历史民族的规定,认为那样的个人和民族实际上是一种古典叙事的话语虚构,我们也不接受他对历史终结的展示,认为历史有无限的可能性,不会穷尽于某一种文化形态的任何一次自我总结——即便不说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单就西方文化内部而论,西方人也很难接受他们的历史终结了的结论。但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又感觉到这种历史观抓住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虽然我们只能在历史中偶尔碰见它,但似乎冥冥之中,它总在暗地里起作用,我们生活中的事情总在提醒我们:要留意黑格尔。
在这个层面上看,历史终归是种种偶然事物构成的洪流,即便事情的进展使我们偶尔留意历史的逻辑,但那毕竟只是一种感觉,不是什么洞见,更多的偶然之事,会将我们的这种感觉冲得烟消云散。
(2)如果再往前走几步,从浮泛的感觉进入深刻的思考,我们会发现,黑格尔所见的那种历史中的逻各斯,在当今历史上仍然在起作用,只是它不再以黑格尔所设想的那种全盘的方式起作用了。用黑格尔的学说来衡量,其原因在于我们一方面仍然处在主体控制的时代,另一方面却又没有了求真意志。
且不说一向排斥黑格尔的英美哲学界,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大有复兴黑格尔之势,单就我们切身的环境而言,我们与黑格尔所揭示的逻各斯之间,也常有一种“欲拒还迎”的关系。
我们喜欢山呼“发展”、“复兴”、“强大”,企图以无数的高楼大桥来说服别人和自己相信,我们很厉害;我们造出来的东西有时千篇一律,有时又离奇古怪,当我们以为对自己的前路很明确时,我们却发现自己一直在变来变去,却跳不出一个无形的圈,对前途一片迷茫。
我们处理任何事情都爱抓个“本质”,抓来抓去,却发现那所谓的本质不过是我们自己画的一个饼,本质既没有抓住,事情也已被我们弄得不成形;我们没有弄明白,事情不是由我们任意控制、各个击破,就可以肆意往我们自以为设计得很好的方向推进的,事情自身有一种贯通各部分的整体力量,也有其自身的方向,罔顾这种方向,必然受到事情本身的嘲笑。从晚清到民国,我们先后学习西方的器物、制度和思想,那时尚且知道步步深入,如今要是还停留在暴发与投机的心态,学些皮毛便与人较劲,如何能成功呢?——何况文化是一种渗透到事事物物中去的整体建制,也需要相当长时间的传统进行积淀,其本身就有可学的与不可学的之分,如果想简单拿来,最后的结果必定是人家的没学到,自己的也丢了,成了四不像。
即便在我们理解了事情的某种内在的整体秩序的情况下,如果我们满足于浮泛之谈,而不到事物中体察这种秩序目前的具体情况,不去实际地晓谕人们敬重秩序与投入到秩序中去,恐怕也于事无补。
这三个例子,都是我们在生活中触手可及的一些情形,个中道理,黑格尔早就在他的《逻辑学》的“存在论”、“本质论”和“概念论”中分别提过了,我们这里不过是旧话重提罢了。如果照黑格尔的标准来衡量,现代人的缺失在何处呢?
简单来说,我们仍然处在主体权力控制的格局之下,但又不再遵循逻辑学中的那种求真意志了,也就是说,黑格尔逻辑学成立的两个条件(见“导论”第一节),我们只满足了第一个,却不满足第二个。[22]熟悉哲学史的人知道,整个现代西方哲学都可以视作对主体主义的反叛,但无论我们如何宣称“上帝死了”、“绝对精神不存在”、“主体死了”、“人死了”,我们都不可否认,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突破主体主义的出路,我们在现实中,依然是以主体权力模式在相互对待,也如此对待事物,只不过我们是以一种反讽的态度在推行这种权力模式——包括各种解构策略,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我们的时代是历史上最为忙碌的时代,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已经没有工夫留意一下自己的追求,他们以各种“无可奈何”来拒绝人生追求的问题,他们不仅没有了黑格尔意义上的求真意志,他们更没有古代对至善理型的那种追求,他们似乎根本没了意志。他们果真没有追求了吗?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欲望,欲望代替了意志。
这两个方面,才是黑格尔历史观在现代有上述遭遇的根本原因。
(3)由此我们也被推到一个更深的问题面前了:形而上学本身还能否成立?
上面以黑格尔的标准衡量当代,还仅仅是尽量按照同情的理解,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解释他的历史观在当代起作用的方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做法对于现代哲学而言,似乎有失公正。现代哲学反对主体主义,它拒绝的不仅仅是黑格尔一家,而是整个形而上学。无论黑格尔在当代的作用有多大,我们也必须正视形而上学已然动摇这一事实。
我们说黑格尔终结了形而上学,是因为形而上学作为一种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在黑格尔这里穷尽了其一切的可能性。与黑格尔的历史终结论一样,这并不是在钟表时间的意义上说的,因此并不意味着这种存在方式与生活方式在黑格尔死后不再延续了——事实恰恰相反。形而上学尝试过追求至善理型的秩序,尝试过绝对主体设置此秩序,也尝试过在人能理解的生活世界中以历史的方式逐步实现这种秩序,凡此种种,都在黑格尔这里汇合了——只是全都采取了中世纪以来的主体主义方式。如果说,到黑格尔为止,形而上学都在寻求自我确立,那么在黑格尔之后,形而上学的存在方式,就是自我贬低与自我摧毁。如果说黑格尔是以我们可以设想的最大的同情在理解主体主义(即设想以历史的方式自我进展的逻各斯,在每一步都依从其自身的求真意志走下去,而不停顿;否则的话,差一步都不是黑格尔,如黑格尔在《逻辑学》诸“注释”中所举的那些哲学家的例子一样),那么马克思、尼采这些对此求真意志采取反叛姿态的哲学家,就恰恰在对抗哲学与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不自觉地成全了形而上学的某种变体形态。但这些都与上面所说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不矛盾。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走出形而上学的路。
但形而上学毕竟不是人类文明的不二选择。即便在西方文化内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位开启了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其自身也不是后世那种典型的形而上学家(我们知道,柏拉图本人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他们所代表的古希腊文化,毕竟还没有进入主体主义生活方式,他们的学说只是启发与蕴含了后世的形而上学。只有进入了主体权力控制格局,开始了历史性的存在(无论是强调超越性的中世纪,还是强调内在性的近代),典型的形而上学才出场了。——主体主义是形而上学最本质的特征。在西方以外的其他文化中,在现代以前,主体主义与历史主义即便有,也很难说占据了什么主导地位。我们不能因为主体主义和历史主义在近代以来在全球所向披靡,便主动将自家格局限于其门户之下。笔者相信,将来的世界文明或有大同,但亦绝非铁板一块,我们必定能走出自己的路来。
[1] Schnädelbach,Geschichtsphilosophie nach Hegel,S.19.
[2] Siehe ibid.,S.20—22.
[3] 由于篇幅和主题的限制,这里不能展开这个问题了。
[4] Troeltsch,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S.89,90.(www.xing528.com)
[5] Friedrich Meinecke,Historism:The Rise of a New Historical Outlook,Trans.by J.E.Anderson.Routledge & Kegan Paul,London 1972.
[6] Ibid.,S.4,5.
[7] Ibid.,S.5.
[8] Ibid.,S.1.
[9] Siehe ibid.,S.108.
[10] 还必须补充说明的是,虚无主义时代的不知所终,与之前时代的人们由于个人或个别时代的局限性而看不清将来,这两者有本质区别,之前时代的人们虽有局限,但面临并确信事情本身有一种内在的必然性,虚无主义时代的人们则没有这种确信。
[11] Löwith,Der Mensch inmitten der Geschichte,S.150.
[12] Ibid.,S.221.
[13] Ibid.,S.222.
[14] See Christian Meier,From Athens to Auschwitz:The Uses of History,Trans.by Deborah Lucas Schneid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Cambridge and London 2005.
[15] See Grumley,History and Totality,p.178.
[16] Siehe Arthur C.Danto,“Niedergang und Ende der analytischen Geschichtsphilosophie”,In Herta Nagl-Docekal(hrsg.),Der Sinn des Historischen:Geschichtsphilosophische Debatten,S.126—150.
[17] Odo Marquard,Schwierigkeiten mit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Suhrkamp Verlag,Frankfurt am Main 1973,S.27.
[18] 吕森:《历史思考的新途径》,第37页,另外参见第32—33、34页。
[19] 同上书,第34页。
[20] Bubner,Geschichtsprozesse und Handlungsnomen,S.152.
[21] 胡夫也说过,现代人在纂史的时候记恨(Ressentiment entwickelt)黑格尔,而信赖德罗伊森或布克哈特。Siehe Hüffer,Theodizee der Freiheit,S.237.
[22] 其实在黑格尔所讨论的那段历史上,恐怕也从未有《逻辑学》中所描述的那么完备的求真意志现实地出现过,但那段历史与我们当今的不同之处在于,那时虽然也有依照《逻辑学》来看应该被视作衰败现象的情形发生(即个人权力垄断与支配整个事情,而不是由事情的本己发展来引导人的活动),但那段历史大致而言的确走了一条内在合逻辑之路(但未必全如《历史哲学》所描述的那样),从未像他死后那样,人的权力垄断成为常态,对求真意志的讥讽与反叛成为时代的自我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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