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大兴文字狱：雍正即位之谜

三、雍正大兴文字狱

康熙、雍正、乾隆这三个朝代是清朝最鼎盛的时期，可也是文字狱最多的时期。尤其是到了雍正皇帝的手里。他本来就是一个生性猜疑、冷酷刻薄的人，而且治国的法政更是如此的严格，所以他当皇帝的13年当中，文字冤案有近20起。

不过，雍正在继位之初利用文字狱却是为了打击异己势力，雍正在即位之初就把研究《易经》闻名的陈梦雷父子发配，原因是陈梦雷是他的对手诚亲王允祉的智囊，同时处置的还有杨文言及其学生，在处理年羹尧一案中他指责年羹尧在一封奏折中的错误，年羹尧把“朝乾夕惕”错写成“夕惕朝乾”，雍正说“年羹尧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剔归之于朕，年羹尧自恃己功，显露不臣之迹，其乖谬之处，断非无心……”从中可以看出这无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手段，其后与年党有牵连的汪景祺、钱名世也因文字被牵扯出，遭到了杀戮。再后的查嗣庭案也是因为查依附权臣隆科多，而雍正打击隆科多自然也不会放过查嗣庭。

许多人家的家规，只要有清、满等字，就有可能被人挑刺，告状。朝廷官员之间更是相互蓄积陷害、报复。父亲一句诗招来“戮尸枭示”的大祸，子女被流放边疆的事屡屡发生。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徐骏因做诗文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结果按大不敬律斩首，其文稿尽行焚毁。还有的拍马屁没拍到点上，反而成了文字狱的受害者，福建汀州范世杰就是因为批曾静，赞雍正，不想被雍正误会了，而被说成造言生事，受到“若再多事，即治罪”的警告。

（一）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雍正四年（1726），年羹尧失宠被赐死，年党官员俱被革职，钱名世以“曲尽诌媚、颂扬奸恶”获罪，被革去职衔，发回原籍。雍正亲自写下“名教罪人”悬其门。

日后每月初一、十五，常州知府、武进知县会到他家常州故居门前检查该牌匾是否悬挂，又命385位文臣写诗文声讨其“劣迹罪行”，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查嗣庭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其中有余甸、徐学柄、吴廷熙、庄松承、孙兆奎、王时济等六人作诗“浮泛不切”，原作发还重做；还有被称为谬妄而革职流放，如翰林院侍读吴孝登“作诗谬妄”，被发配宁古塔为军奴。还有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谬误舛错”，翰林项维聪“文理不通”，被革职回乡。文章全由雍正帝审核通过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御制钱名世》），用上好的宣纸刻印，刊行全国，史称“钱名世名教罪人案”。

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钱名世少年即有文名，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举。古人是重视同乡、同年关系的，同乡的称乡党，同年的称年兄。不过，钱名世与年羹尧实在说不上有多大关系，两人以前素不相识，而所谓的同年也因一个是“南榜”，另一个是“北榜”而疏远。钱名世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赐进士，殿试探花及弟，官翰林院侍讲，跟随万斯同进行明史编写工作。

万斯同，字季野，号石园，宁波人，师事黄宗羲，极富民族气节，明亡后以遗民自居，耻食清禄，康熙年间，朝廷征其入博学鸿词科不就。万本是清初的明史大家，后来清修明史时，他应徐元文之邀，以布衣身份参史局，不署衔，不受傣，默默工作二十四年，直到逝世。明史五百卷实皆季野手定。当万死时，身边没有亲人，钱名世因早年曾师事万，故权当孝子，主持丧仪，事毕竟卷万之藏书而去，可见其为人实有无耻之处。康熙五十一年（1712），钱名世因无行被革职，后起复，但不得再在翰林院供职了。

当年羹尧案发时，官府在抄年家时抄到了钱名世给年写的两首马屁诗，其一首有句曰：“分陕旌旗同召伯（周之将军），从天鼓角汉将军（霍去病）。”第二首有句曰：“鼎钟名铸山河誓，平藏宜立第二碑。”第二首的“平藏宜立第二碑”是指当年年羹尧曾配合一个皇子平藏，事成后给皇子立了块纪功碑，但没有给年羹尧立，钱名世意思是，按年的功劳，还可以给他立一块碑。这些诗句其实不过是赞美一下立了大功的将军，以年羹尧当年功劳、威势，连雍正都不住地拍他的马屁，他给年羹尧的朱笔谕旨中不知有多少肉麻的话，如“你我是千古君臣之遇的榜样”等；《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纵。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可见当年拍年羹尧马屁的不知有多少，也不知有多少人远比钱名世拍得过分。可其他人都没事，独钱名世却因几句无关痛痒的诗被抓，可见雍正的有意罗织成狱。大约是因为钱名世的名声本就不好的缘故吧。

雍正四年（1726）四月二十一日有上谕，说钱名世“品行卑污……钻营不俊，以诗赠年羹尧，曲尽诌媚，至以平藏之功归之于年羹尧，谓当立一碑于圣祖平藏碑之后，悖逆已极……”按这“悖逆已极”的罪名，钱名世大约要全家遭殃了，不料这回圣心独到，要换一种惩罚法了。不久皇帝下诏：“著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朕书‘名教罪人’四字，令地方官制匾额，张挂钱所居之宅。”挂块牌，当然比杀头、充军轻松多了，不过对于钱名世本人来说，每天对着“名教罪人”这四个御赐大字，也是一番恨不能入地三尺的折磨了。

这次雍正采取的是辱之而不杀之的手法，其目的就是要彻底打掉读书人的自尊心。给钱挂了块牌之后，雍正觉得还不足以鉴戒众人，于是，“令在京见任官员，由举人进士出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人，记其劣迹，以惩顽邪，并使天下读书人知所激劝。”

这一招相对于此以前的历史来说，却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创举。后来，竟有三百多在京官员奉雍正之名作诗讽刺钱名世，有个叫陈万策的因作了“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的诗句而受到雍正的奖赏，而还有一些官员因作得不好，被雍正视为“谬妄”而遭到处理，有些人因此丢官，甚至流放宁古塔，超过了对钱名世的刑罚。作诗的人当中，甚至有查嗣庭的“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自古奸谀终败露”，可是很快，他们也遭到了比钱更惨的命运。

（二）查嗣庭案

雍正当了四年皇帝的那年，有一个叫查嗣庭的大臣去江西那里主持乡试，就用了“维民所止”这个题目。后来被那些心怀不轨的人污蔑他说这是在骂雍正，原来维止是雍正的两个字去掉头，雍正一听让自己丢脑袋，肯定是气得不行。所以这个查嗣庭最终被戮尸来泄发雍正的愤怒。另外，还有一个叫汪景祺的人，也是因为受到了年羹尧事件的牵连，被查出写的诗有悖叛逆雍正的意思，所以就给他定了个罪名，最后的下场也是斩掉了脑袋，示众。

话说雍正四年（1726）秋天，发生了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即所谓“查嗣庭科场试题案”。历来的文字狱中，基本上是以诗文获罪，而以科场试题招祸的可谓绝无仅有，且受到查处的竟是当朝二品大臣、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江西正主考官查嗣庭，除了株连亲属、大加杀戮之外，还停止了整个浙江士人参加乡试会试。

由于事情来得突然，当时就传说纷纭，莫衷一是。较普遍的说法是说查嗣庭所出的试题是《大学》中的“维民所止”一句。“维”、“止”两字，是去“雍”、“正”之首。实际上查嗣庭并没出过这个题目，而至今仍有人以讹传讹。

查嗣庭（1662～1727），浙江海宁人。查姓是海宁袁花的名门望族。明清两代，簪缨不绝，人才辈出。如查秉彝、查志隆、查继佐等，即为人们所熟知。查嗣庭一门三兄弟，连同他的两个哥哥查慎行、查嗣瑮，都位居高官，且均擅诗文，每遇假日，弟兄们就宴饮赋诗，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这些诗文，相当一部分保存在查慎行的《敬业堂诗集》里。

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又号查城。府廪学生，1705年中亚魁，次年联捷得进士。由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1714年湖广副主考，1718年任山西正主考。嗣经吏部尚书隆科多荐举，特令在内廷行走，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复经左都御史蔡珽保奏荐举，授礼部左侍郎，加经筵讲官。想不到以后兴起的这场大案，根子就出在这两个荐举人身上。

查嗣庭学问渊博，才识过人，喜欢玩弄文字，嘲讽时事，且生性疏狂，言语尖刻。不免有些恃才傲物、目空一切的名士风度，常在笔底发泄他对当时现实的某些不满。清史专家邓之诚在《清诗纪事》中亦记其《除夕感事》诗句云：“能餐白石家堪住，解作黄金吏待廉。”称其“语含讥刺”。又《代皇子寿某》云：“柳色花香正满枝，宫廷长日爱追随。韶华最是三春好，为近龙楼奉寿时。”邓之诚认为：“皇子与所寿者，俱不知谁某。玩‘宫廷长日爱追随’一语，非椒房即内侍也。交通宫禁诸王，岂能免于雍正之时，而况曾为隆科多所荐举乎！乃知嗣庭杀身之祸在此。”这话发人之所未发，是说得很有道理的。

就在这次案发的前不久，也即雍正四年（1726）四月十一日，雍正在制造另一桩文字狱—钱名世案的时候，为了显示自己的“皇恩浩荡”、“宽大为怀”，雍正玩弄手法，别出心裁地下了一道谕旨：“皇上以其（按指钱名世）站辱名教，罪不容诛，特洒宸翰，榜其门曰‘名教罪人’，又命在京大小臣工，由科制（举）出身者，咸为歌诗以攻其恶，俾天下后世懔然知所凛戒……”即命令有文化的臣子们合力围攻咒骂。当时海宁籍的京官，如礼部尚书陈元龙、翰林院编修许焞等都不得不赋诗“奉旨批判”，当时身为侍读学士的陈邦彦还因为诗中写了“廊庙而今去一莸”这样一句出自《左传》且语意明白的话，被雍正挑剔曲解，责问他：“照汝看来，廊庙中还有几莸？”因而罚丢了官职。查嗣庭当然也不得不批判钱名世，他写了这样一首诗，以表明自己心迹：

羞恶廉隅了不明，读书堪笑负平生。
昧心语已忘颜赧，悖理辞尤恶贯盈。
一网开恩宽斧锧，百年遗臭辱簪缨。
从今负罪归乡里，掩口人惭道姓名。

尽管这种皇上命题的诗言不由衷，但让查嗣庭万万料想不到的是，就在五个月后，灾祸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而且下场比钱名世还惨。

在中国封建时代，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到明、清时，一个读书人要取得生员（秀才）资格，必须先经过县试、府试和院试。接下去，正式的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在京城和各省城举行，取中者称为举人。乡试一般都在农历八月，因此又称“秋试”。考试的题目，按规定都选用“四书五经”中的语句。查嗣庭在雍正元年（1723）出任山西乡试正主考时，也曾出过试题，选的是“不患人之莫己知”二句，“宜民宜人”句和“子产听郑”一章，三题都还算平正，没有被雍正抓住把柄。然而，三年以后，到雍正四年（1726）秋天，查嗣庭受命出任江西乡试正主考时，厄运却降到了他的头上。查嗣庭按照惯例，出了这样几道试题：首题是“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出自《论语》；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出自《孟子》；次题两道：一道是《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另一道是《诗经》的“百室盈止，妇子宁止”。本来都是合乎规范的，而且那次主持乡试时行事相当谨慎，对关节的查防非常严格，考试也顺利结束，一切正常。

可是，这年九月十三日乡试完毕，查嗣庭刚刚离开江西南昌，北上返京，回到寓所。雍正便迅雷不及掩耳，来个突然袭击，下令抄查查嗣庭在北京的寓所。据《清稗类钞》记载：那天晚上，查嗣庭方醉卧家中，全家十三口，统被抓去。三天后，便以皇上谕旨的方式，急不可待地公布查嗣庭的“罪状”，将查氏“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

雍正于当年九月十六日下的这道谕旨，对此案做了交代：

以命题讥讪，逮江西正主考、礼部左侍郎查嗣庭，交三法司治大逆不道罪。

上谕：查嗣庭向来趋附隆科多，在朕前荐举，令其内廷行走，授为内阁学士，复见其语言诈伪，兼有狼狈之相，未之任。隆科多又复荐举，遂用为礼部侍郎。今岁典试江西，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夫尧舜之世，敷奏以言，非以言举人乎！查嗣庭以此命题，显与国家取士之道相悖谬。三题“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更不知其何所谓。《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去年正法之汪景祺文稿中，有《历代年号论》，指正字有一止之象， 引前代如正隆、正大、至正、正德、正统，凡在正字者皆非吉兆。夫人君纪元，茗以字面分析，则如汉元封、元狩，唐之开元，贞元，亦将以为一元乎。又如汉世祖之建武，明太祖之洪武，字内俱有止字。此二帝皆称贤君，历世久远，尚得不谓之吉兆乎。即如奸民蔡怀望、郭元进造作妖言，谓今年水旱为灾，人民病病，八月内有八千猛虎入京等语，现今四海清宁，田禾丰稔，十年所罕见。彼奸民造此无稽之语，不过自取诛戮耳。今查嗣庭所出经题，前用正字，后用止字，而《易经》第三题则用“其旨远，其辞文”，其语意将前后联络，显然与汪景祺语相同。又二场表题以京蔡为谢表。前查嗣庭告假回京时，奏称途中不见一人，唯与淮关庆元相会，及其自陈，将此节又招欺罔之罪。九卿咸请革伊职，朕从宽准其留任。今以此命题，欲士子代谢乎，抑心怀怨望而出此题乎。至策题内君扰腹心巨犹股肱，不称元首，是不知君上之尊矣。且在内廷三年，未进一言，海塘之事，令其条陈，而皆不可行，可知其于国家政事从不关心。及遗人查其寓中行李，有日记二本。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则前书圣祖仁皇帝升退大事，越数行即书其患病腹疾大发，狼狈不堪。其悖乱不敬至于如此。自雍正元年以后，凡遇朔望朝会及朕亲行祭莫之日，必书曰大风，不然则狂风大作。偶遇雨则书大雨倾盆，不然则大冰雹。其他讥刺时事、幸灾乐祸之语甚多。又如圣祖仁皇帝之用人行政，大肆讪谤。以钦赐进士为滥举，以戴名世之获罪为文字之祸，以赵晋之正法为因江南流传对联之所致，以科场作弊之知县方名正法为冤抑，以请书庶常复考汉书为苛刻，以庶常散馆斥革为畏途，以多选庶常为蔓草，以殿试不完卷斥革之进士为非罪。热河偶然发水，则书官员淹死八百人，其余不计其数。又书雨中飞蝗蔽天。似此一派荒诞之言。而公然造作书写，又有涂抹一处，乃极诋满洲之文，大逆不道之语。至其受人嘱托，代人营求，科场关节作弊之事，不可枚举。假若但就科场题目加以处分，则天下之人必以查嗣庭为出于无心，偶因文字获罪。乃种种实迹昭著，尚有何辞可以为之解免乎！着将查嗣庭革职拿问，交三法司严审定议具奏。

雍正朱批谕旨

十二天之后，雍正又秘密下诏谕给浙江的地方官，调兵遣将，迅速抄查查嗣庭在海宁的老家。十月初九日，谕：

浙江将军鄂密达、巡抚李卫知悉；尔等接到谕旨，鄂密达立委都统博森，李卫选差可信属官，一同迅速驰至查嗣庭家，将所有一应字迹，并其抄录书本，尽行搜出。封固送部。搜查之时，即墙壁窟穴中亦必详检无遗。倘致透漏风声，伊家得以预行藏匿，唯于尔等是问。特谕。^[2]

这次查抄由雍正亲自布置，考虑周密，并对臣卜施加压力。鄂密达等确实也不敢有丝毫疏忽怠慢。执行情况，可以从回奏中看出：

十月二十五日，杭州将军鄂密达、浙江巡抚李卫谨奏：为钦奉上谕、恭缴朱笔谕旨事。雍正四年十月十三日，臣李卫准到兵部大票内开， 内廷发浙江巡抚，杭州将军同开看黄匣一个。事关紧要，相应马上飞递该衙门交投等因。臣李卫随即密行知会臣鄂密达，公同望阙叩头，启封默读皇上朱笔密旨。臣鄂密达即调副都统富森， 臣李卫即令刑部额外郎中朱伦瀚、杭协副将李灿会同一处，密将旨意备细传令遵行去后，随于十六日，据富森等回称，当于十三日密带兵役，连夜前往海宁县，带令知县钟维楷领路，星宿同往，于十四日到海汾桥地方查嗣庭家。所居周围水荡，止有西邻房舍数间，其附近河下，泊有尖头船三只。即一面将船只看守，一面将嗣庭住宅前后左右分绕防范。入其宅内，随将合家大小，分别男女，各令关闭空房之内，即于一切房屋，逐间细加搜检，凡箱笼橱柜以及抽桌、木盒、纸卷、包裹、瓶甕等类，尽数开看；床橱周围，悉行照遍；遇有地板房屋，砖板俱行揭起；其墙壁地面，凡有可疑之处，俱行拆掘；所有堆贮书屋，并搁放橱柜等处字迹书本，俱搜集一处，令亲身所带之人看守。次日，即将押往船内，起出包箱，公同一一开看，其男女衣服行李等类，逐件翻寻讫；仍恐内外搜检，或有遗漏，复又将从前所查之处，再加细搜，并将包裹什物，以及狼藉抛弃一切字纸，尽行抖出收贮，始将关闭等人放出。除妇女不问外， 当即讯。据查嗣庭之子查沄、查克上及家人夏连等供：嗣庭于九月十三日在江西省城起身进京，即着查沄带同夏连于本日一同分路，令其回海宁接取家眷上京居住，于二十九日到家。十月十二日，在嘉兴雇船三只，择于十五日起身开行等语。已经搜出十二日雇船文契三纸。又再三查问查沄、查克上等，有无寄顿别处字迹书本， 同供并无隐匿寄顿，查出甘罪等语。其查嗣庭现住房屋以及衣服器皿外，又于各处所见零碎银钱，约共一百余两等项， 因未经奉行，不便擅动，止将搜了一切字迹书本尽数押送前来等情，于十六日午后到省。臣鄂密达随将解到书籍，暂行加封看守，俟臣李卫于十八日武闱报竣，公同点检，并派令驻防章京二人，及因公在省知府五人，一同将所搜书籍册本，逐张一一细加揭看，除板刻旧本通行之书及八股文章、京报、契账等类，暂行开明封固，交署杭州府徐有纬收财外，所有一切字迹、钞录书本，以及往来书札笔迹，不论片纸零星，凡有可查者，尽数密加封固，遵旨解部再查；奉到谕旨内令将一应字迹抄录书本，搜出封固送部，所有衣服、器皿等类， 臣等未敢擅便，仍交令海宁县收藏原屋。谨将字迹书本开具细册，会差千总张永胜领催楞太赍解进京，送交兵部，并咨明将应发何部查收之处，具奏请旨钦遵外，缘奉密旨事理，合将搜查情由，会同复奏。所有钦奉上谕一封，恭同赍缴，伏乞皇上睿鉴施行。谨奏。

尽管查抄得如此细到，可是雍正对这次查抄的结果并不满意。他在奏折上批的是：“前谕甚明，止令搜察字迹，衣服，器皿何必封（贮）耶！”

当时的查抄清册上无非都是些与治罪无关的史籍书目：

查家家藏往来字札并手录书籍编后。计开：《二十一史》抄本十九套，又七本，共一百十四本。抄白《明史》二本，稿本《酌中集》一套八本、又《酌中集》八本，《宋翰林燕石集》四本，《罗享信集》一本，《唐殉集》一本，《唐文粹》二本，《十七帖述》一本，《孝义》一本，《野获编》四本，《南渡大略》一本，《熊勿轩集》二本，《声画集》二本，《辛已泣蕲录》一本，《汴围湿巾录》一本，《外篇香草》一本，《中兴御侮录》一本，《禹贡》二本，《后汉摘典》一本，《姚东泉集》一本，《唐诗》二本，《十七史蒙求》二本，《建炎朝野记》一本，《唐摭言》四本，《渔隐丛话》二十本，《钱氏家宝》二本，《目科》二本，《青澳弄兵录》一本，《礼记》二本，《玉壶清话》二本，《东林点将录》一本，《幸存录》一本，《靖康孤臣录》一本，《杂录古典》二本，《陈子元书》一本，《东华集》一本，查前案学考试册二十四本，查氏自作诗文并账目杂记十本、二帙作一包，《万寿颂奏疏》一本，《秋锦诗抄》一本，《尺牍》一本，拟《四书》题一本，书夹板号目一本，《丙申诗抄》一本，《秋兴集》一本，《戊戊诗抄》一本，瘦竹斋《公车新艺》一本，海汾日用账目一本，杂录诗文二帙，以上十本，二帙一包。检搜查嗣庭一应字迹书札诗文开列于后：一应新旧来往书札共一百三十三件，伊致他人字札共一十七件，一切新旧家书一百四十一件，伊戚友书札共一八十四件，一众人托带京书十四件，一诗文一杂稿百九件，一零星杂录时一包，一细字小文章六十五张，一纸綾字对共二十二件，一纸笺字对共十件，一杂抄共十一本；一款扇十柄。册后署雍正四年十月，铃有巡抚浙江处地方提督军务关防。

次年（雍正五年）二月，雍正迅即查处了与查嗣庭在江西主考官任上与之有联系的官员：江西巡抚汪漋，“违法将房屋卖给查嗣庭，降四级，以京官调用”。布政使丁仕一，“由部务特简荐陞布政，辜负朕恩，着革职发往高其倬处。或者有应修城工，或别地方工程，派伊出资效力”。副主考俞鸿图，自认出“省月试”一题“予以免罪”，“着革职在翰林院编修任内行走”，但又追出所谓“收受举人牌坊银两”，不久，在一次出学差时，被加上“仍不知检束”的罪名，最后还是逃不了“论死”，枉送一命。

查嗣庭既被“革职拿问”，打入天牢，“交三法司严审”，其苦楚不可言喻。他自知这次获罪，绝无生还之望，就在雍正五年阴历三月廿二日申时，在监狱里服毒自尽。

查嗣庭的自尽，引起了雍正更大的震怒。五月初七日，“内阁衙门议奏：查嗣庭蒙恩擢用，历官至吏部侍郎，阴怀二心，忍行横议。臣等谨将查嗣庭所著日记悖逆不道大罪，并夤缘请托，关节私书，逐款究审，嗣庭亦俯首甘诛，无能置喙。除各轻罪不议外，应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今已在监病故，应戮尸枭示。查嗣庭之兄查慎行、查嗣瑮，子查沄、侄查克念、查基应斩立决。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在监病故，次子查长椿、查大梁、查克瓒、侄查开、查学，俱年十五以下，应给功臣之家为奴。所有财产，查明入官。”

得旨：“查嗣庭着戮尸枭示，伊子查沄，改为应斩监候。查慎行年已老迈，且家居已久，南北相隔路远，查嗣庭所为恶乱之事，伊实无由得知，着将查慎行父子俱从宽免，释放回籍。查嗣庭之胞兄查嗣瑮，胞侄查基，俱免死，流三千里。案内拟给功臣之家为奴各犯，亦着流三千里。其应行拿解之犯，该抚查明，并发遣。查嗣庭名下应追家产，着变价，留于浙江，以充海塘工程之用。”^[3]

查家是个世代和睦的大家庭。案件初发生时，全家老少包括僮仆因受株连而被抓送北京刑部监牢的人口，一次就有上百。查嗣庭之子查克上，原来已官至内阁中书，早在查嗣庭自杀之前两天，即三月二十日死于狱中，无论是病死还是自尽，这对查嗣庭之死肯定有直接的影响，也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紧接着，被杀的被杀，自尽的自尽，流放的流放，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了。

查嗣庭的继室史氏闻讯后，与儿媳（查克上之妻）浦氏相约自尽。史氏悬梁自杀；浦氏本来也出身官宦之家，是嘉善浦文焯之女，这时也吞金而死。据邑人管庭芬在《海昌丛载》卷四《查氏妇女》一文记载，浦氏临死前还写了一首绝命诗：

罔极恩深未少酬，空贻罪孽重亲忧。
伤心唯恨无言别，留取松筠话不休。

查嗣庭的一个女儿远徙边塞，生死不明，在流放途中写了一首哀婉动人的题壁诗，读了真让人扼腕叹息：

薄命飞花水上浮，翠蛾双锁对沙鸥。
塞垣草没三秋路，野成风凄六月秋。
渤海频潮思母泪，连山不断背乡愁。
伤心漫谱琵琶怨，罗浮香消土满头。

受株连的年纪最大、官职最高的是查嗣庭的二哥查嗣瑮，这时已七十六岁高龄，被流放到人烟稀少的关西。没有生还，于雍正十一年（1733）九月廿四日，客死异乡。

大哥查慎行和他的长子查克建、幼子查克念等人，算是一门中最幸运的：最初案发之时，“阖门就逮，先生怡然，抵京自陈：‘实不知本末。’诸大臣闻讯，亦喟然曰：‘彼固敝屣一官者也，其弟仕京，相隔辽阔，宁复知之？倘以此株连，不亦枉乎！乃共以其情上闻。世宗亦雅悉先生高节，特令释之，并其子。”^[4]查克建成进士较早，这时已就任刑部郎中，早年还在任束鹿知县时，就以为官清正得到康熙赞扬^[5]，总算剩他和他们的儿子逃过了这场大难。(www.xing528.com)

查慎行从雍正四年（1726）十一月初八离开海宁老家，雍正五年（1727）正月初八全家入狱，无论在押解路上，还是狱中，都历尽艰辛，浑身毒疮，又加生虱。几个子侄都在牢中生病。一次牢墙倒塌，还险些被压死。直到三月初十日，也即半年之后，方得出狱。当初北方赴诏狱的有九个子侄。查克念在京，首先投狱，这时放归故里，除了他兄弟查谨（信庵）父子以出继获免之外，就只剩查慎行和他小儿子查克念了。从此，查慎行郁郁寡欢，南归后才一个多月，于雍正五年（1727）八月三十日病逝家乡。

查嗣庭案虽然也归入文字狱一类，但因同隆科多、蔡珽两案联结一起，具有一定的政治性质。实际上是雍正为了削弱和打击隆科多一派的势力，进一步除掉隆科多的“连环案”。

隆科多是雍正的亲舅父。在康熙去世之前，以皇后佟佳氏弟弟的特殊关系，担任理藩院（掌管蒙、藏、新疆少数民族事务）尚书兼步军统领，掌握京师警卫部队，并在康熙身边侍疾。康熙死时，正是通过隆科多，篡改了康熙的遗命，宣布由雍亲王（雍正即位前的封号）继位。雍正即位之后，表面上对隆科多格外重用，但对他和年羹尧这两个帮助自己夺到帝位的人极不放心。既怕他们把篡位的秘密泄露出去，又怕有朝一日他们故伎重演，扶植别的亲王干掉自己。因此，在查案发生之前，首先向年羹尧开刀，借口汪景祺案，依靠身任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要职的蔡珽，解除年羹尧的职权，扣上九十二条罪名，责令自杀；但雍正又怀疑蔡珽与他好友李绂在搞朋党（政治小集团），又将蔡珽定罪。查嗣庭曾经隆科多和蔡珽荐举，相互间免不了有交往，这就必然会被看做隆科多和蔡珽的同伙。再者查嗣庭平时在对待现实政治、对待满汉关系等有时也表现一些不同看法，甚至发泄一些不满情绪，这对于时刻都在密切注视着臣下的政治思想动态、政治嗅觉特别敏锐的雍正来说，自然要当做敌对势力，眼中之钉，必欲除之而后快了。所谓“试题”、“荒谬”，实际上只不过一种借口而已。

查嗣庭之狱结案后没几个月，雍正就直截了当地除掉了隆科多，以罗织拼凑的四十一条大罪为名，使这个“连环案”宣告结束。

（三）汪景祺《西征随笔》案

汪景祺（1672～1726）原名日祺，字无已，号星堂，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汪见祺，曾任礼部主事。

汪景祺少年即有才名，但“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为友者”。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其仕途坎坷，久困名利场，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1714）才考中一个举人，雍正二年（1724）初，由京城往西安投奔时为西安布政使的胡期恒，胡期恒为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亲信，汪景祺由胡期恒引荐而得求见年羹尧。曾给年羹尧写信，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此信名为《上抚远大将军太保一等公陕甘总督年公书》收录于他所著的《西征随笔》里。

年羹尧书法

年羹尧像

后汪景祺被年羹尧延请入幕，在年羹尧的西宁大营中，当过两年幕僚，随年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称年羹尧是“宇宙之第一伟人”，又说历代名将郭子仪、裴度等人“较之阁下威名，不啻萤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盖自有天地以来，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宁有盛于今日之大将军哉！”，并将二卷书献给年羹尧收藏。

在查抄年羹尧杭州邸宅时，《西征随笔》被侍郎福敏发现，呈送给了雍正。雍正在此书首页题字：“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

年羹尧被赐自裁一周后，谕旨称汪景祺“作诗讥汕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亦将其枭首示众，脑袋被悬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其妻发黑龙江给穷披甲人为奴，其亲兄弟、亲侄都被革职，发配宁古塔，其五服以内之族亲现任、候选及候补者也都被革职，令其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

直到雍正驾崩后，乾隆上台，经左都御史孙国玺上书，才将汪景祺的头颅择地掩埋。

（四）雍正停浙江士子乡、会试

雍正查看了这批案件中的文字资料，借口其中有“科场怀挟细字”（实际上这很可能是查嗣庭任山西、江南主考官时查缴得来之物），又联系到惩处的汪景祺也是浙江人，紧接着在十一月间，下令停止浙江籍的士子参加科举考试：

停浙江士子乡、会试

上谕：查嗣庭日记，于雍正间事无甚诋毁，且有感恩戴德之语，而极意谤讪者，皆圣祖仁皇帝已行之事。谁无君父，能不痛心切齿？昔孔子作《春秋》，历代因之，以为法戒。若悖逆之人颠倒是非，私行记载，则史册皆不足凭岂非千古罪人。浙江风俗恶薄如此，挟其笔墨之微长，遂忘纲常之大义，则开科取士，又复何用？且巡抚李卫等从查嗣庭家中搜出科场怀挟细字，密写文章数百，为查氏子弟如此，浙江人习以为常，不但藐视国宪，并且站辱科名。应将浙江乡、会试停止。至生员岁考仍旧举行。乡、会试既停，且使浙江人中所生同年请托营求为之肃清，将来人心共知改悔，风俗赴于浮朴，朕确有见闻，再降谕旨。朕为风俗人心，不得不严加处理，以为久安长治之计也。内阁九卿等定议具奏。会议奏，乡、会试既停，生员止岁考一次，愈加放旷矣。请将科考照岁考例，以六等考校，不许一名不到。俟风俗稍移，皇上再降谕复旧制。从之。

案件就这样扩大化了。这样一来，浙江等地更加人心惊惶，谣言四起。当年民间就有海宁、平湖阖城屠戮之谣，“比时惊疑相煽，逃避流离者有之、（引自《大义觉迷录》。雍正闻讯，又派光禄寺卿印国栋任浙江观风整俗使，以“省问风俗、安抚人心”的名义，暗地里加紧“稽查奸伪”，专职监视土人，进一步严厉镇压；继而又推广到东南各省。

两年之后，也就是雍正六年（1728），大臣们看看雍正的气也消得差不多了，所以就几个人一起联名呈上了一个奏折。他们的奏折里大意是说，浙江的那些读书人经过这一次的禁止考试，他们都深刻地反省过了。他们都认识到了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那些读书人中间的思想观念已经有了非常大的改变了，浙江那里的风俗也改变得很好了，不会再和以前那样的好高骛远，大家都已经思过了。所以请求皇上法外开恩，再给他们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允许他们和其他省的读书人一样可以来参加科举考试，来谋取一官半职好为朝廷效力。雍正随即就准奏了。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浙江的读书人才恢复了考试。

传说中还有一件由此引起的趣事。说的是恢复考试的第二年，浙江省的督抚还莫名其妙地给雍正上了一个奏折。他在奏折中报告说，湖州有一户人家本来是以养蚕桑为主要收入的普通老百姓，他的家里已经养了一万多条蚕，因为他感谢皇上皇恩浩荡，所以他就把那些养蚕的人都召集起来，这么多的蚕一起吐丝把自己包裹在一起，织造出了一幅祥瑞的茧。有五尺八寸长，二尺三寸宽，还说这个上面的图案是巧夺天工，精美鲜艳。这是纯自然的天成之物，一点都没有掺杂人工的东西在里面。奏折最后说，这可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吉祥的征兆，是歌颂雍正皇帝政治品德最高见证。

之后，这副浙江督抚上奏的万蚕织成的茧被送到了北京城里。北京城里的那些大官儿都是些阿謏奉承惯了的主，一看到这个东西就都纷纷进言说这绝对是一个天赐的祥瑞之物。甚至居然要求雍正皇帝让记录历史的史官把这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给记录了下来。

晋朝时代的有一个叫王嘉的人曾经写过一本志怪小说，书名叫做《拾遗记》。这本书里面就写过有一种冰蚕，浑身是黑色的，足足有七尺长。生活在冰雪滞洪，它吐出来的丝是五彩缤纷的，如果用这种丝来纺织成不了可以水火不侵，还说古时候尧帝曾经就用过这个丝织成的布料做过衣服。《礼记祭义》中也有说：“奉茧以示于君。”从古至今，人们吃耕种起来的粮食，穿蚕丝织成的布料做的衣服，被看成是附和自然顺应天道的自然本性。

不知道浙江的督抚大人是不是看到了这个故事而得到的启发，才编造了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荒诞的祥瑞故事去讨好雍正。至于到底是养蚕的是始作俑者呢，还是浙江的督抚大人一手策划去找了那些能工巧匠来炮制出的所谓的祥瑞，历史的资料里没有关于这个事情的记载。不过可想而知的就是，浙江的督抚大人无论怎样都在这件事情当中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也是理论上最大的收益之人。

只要是养过蚕的人就都会知道，蚕吐丝的时候只是把自己给包裹起来，通常都是一蚕一茧的，从来没有例外的时候。一万多条蚕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而且让蚕去感激皇恩浩荡，才去齐心协力地制造出那么一个大茧，把自己都包裹在里面。还要在茧的外面弄成精美绝伦的花纹图案。这样神乎其神的事情，就算是放在民间的街头巷尾，那些小孩子都不相信的。雍正那个时候已经四十五岁了，而且还没有做皇帝之前经常到外面去游玩，见过世面，见识的肯定不少，他也并不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好欺骗好糊弄的主子，所以这种粗劣的雕虫小技自然是骗不了他的。

在出现这个“万蚕同茧”以前，还有一件事情。太常寺的邹汝鲁说黄河的水变清澈了，来昭告天下雍正王朝的天下是太平盛世，他还以这个为理由洋洋洒洒地写了一篇《河清颂》。来颂扬雍正的天下是多么的安定团结，社会是多么的繁荣昌盛，一派太平的场景。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本来想拍马屁却拍错了地方，直接拍到了马蹄子上。雍正看了他写的这个《河清颂》之后非常生气，马上就下了一道命令，说按照大清的法律法规，把这个邹汝鲁用绞刑处死。后来被人劝说了一下，才勉强从宽处理了，这个邹汝鲁逃过了死劫。可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啊，雍正革去了他的职务之后将他发配到了沿江的堤岸去做苦力来赎罪。

可是这一次荒谬的“万蚕同茧”，雍正明明知道那是一个闹剧，是彻头彻尾的造假工程，为什么却不严肃处理呢？那是因为雍正不知道是担心这样做就会激怒起民间更多的对抗意识，所以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还是他就是想顺着这个事情，来宣扬宣扬自己的政治是多么的好，连万物都会感恩他，被他的福荫庇佑到。

反正，总而言之就是雍正他手软了，相关的造假的人员他一个都没有处罚。可是，雍正的脑子还是不糊涂的。他不会让这个造假的事情成为后人千古的笑柄，所以他还是下了一个诏书，他诏书上说拒绝所有人再说要把这个事情记录到史册上这个要求。

（五）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雍正大兴文字狱以来，又出了一桩谢济世案和一桩陆生楠案，这两个案子都是从李绂、田文镜这两个人互相挤兑参奏而衍生出来172的4。田文镜本是监生出身的，从州县的小官吏慢慢爬上来的，雍正二年（1724）他被任命去了河南当巡抚。他的政治是比较严苛的，他嫌弃那些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拖拖拉拉。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这个田文镜是从基层一步步真打实干爬上来的，他看不起那些通过考试考上来的。所以他接二连三地弹劾罢免三四个州县的官员，被他弹劾的官员里就有信阳知州黄振国，他是左都御史蔡王延推荐的人。

到了雍正四年（1726），李绂被新任命为直隶总督，上任的时候经过河南。田文镜按照惯例去迎接他。前面说过这个田文镜是嫌那些科甲出身的官员的，而这个李绂刚好是科甲出身。他就忍不住地去指责田文镜，说他不应该有意蹂躏读书人。就因此事田文镜就偷偷地上了奏折去弹劾李绂，说因为李绂和黄振国等人都是同一年的科举，李绂包庇了黄振国，言下之意就是说李绂这些人在结党营私。过了没多久，李绂就到京城里去觐见雍正，他和雍正讲田文镜贪污，鱼肉百姓，而且说他污蔑了黄振国那些人，使他们含冤。雍正岂会听取一面之词，他派人稍稍一调查，就怀疑李绂那群科甲出身的人的确在搞自己的小势力。

雍正四年（1726）的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奏弹劾田文镜，还举出了十大罪状。雍正看了看也没批什么就把奏疏退还给了谢济世。可是，这个谢济世却没有猜透皇上心思，坚持一定要上疏。雍正一生气就把这个谢济世的官职给革掉了，还把他抓了起来。大学士、九卿和科道会审之后拟定为斩。为什么雍正会这么生气呢？其实是因为这个谢济世写的奏折和李绂写的如出一辙，都是为黄振国鸣冤叫屈来了，黄振国是蔡珽所推荐的人，而李绂和蔡珽的关系甚密。雍正本来就是一个多疑的人，于是乎就认定了这几个人在搞小势力，所以让谢济世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把他发配到新疆的阿尔泰。蔡珽也因为此事被降职去奉天当了府尹，李绂就降级为工部侍郎，过了没多久就被革职了。

还有一个叫陆生楠的，他是举人出身，因为曾经立过军功在吴县当了知县。当有人把他引见给皇上的时候，他回答问题呆滞木讷，行为举动十分乖张，所以就把他扣留在京城让他学习怎么办事情，就让他去工部当主事了。当他再一次面见雍正皇帝的时候，他又变了一番样子，雍正见他傲慢不恭的样子，他写上来的奏折里又写了“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这些个句子，雍正觉得那是他在讽刺自己。自然很是生气，于是就下了命令把这个陆生楠也给革职了，命运和谢济世一样也被发配阿尔泰。

这个陆生楠被发配到阿尔泰后写了十七篇《通鉴论》，这个《通鉴论》却成了他被定位通鉴案的罪魁祸首。雍正七年（1729），炎热慢慢逼近的五月，驻守在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上奏弹劾陆生楠的十七篇《通鉴论》，他说陆生楠的通鉴论里面写的都是“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而且这《通鉴论》也随着奏折一起到了雍正皇帝的手上。雍正看到了这样的奏折以后，在七月初三那天召集了内阁成员，对《通鉴论》中的那些怍逆犯上的“狂悖”的议论一个字一个字地抠出来批驳。批驳完自然还是难消雍正的心头愤恨，所以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雍正下令，命九卿、翰詹、科道等部门拟定陆生楠应该被处罚的罪状。这些当官儿的明知道其中有猫腻，但是为了保全自己自当是遵旨唯谨。雍正七年（1729），年关将近，陆生楠在阿尔泰的军中被处以死刑。

这个驻守在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在上奏去疏劾陆生楠的同事，对那个也发配去阿尔泰的谢济世也参奏了一本。说这个谢济世所写的《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自然是和奏折一起到了京城，这就是有名的谢济世注大学案。

雍正看过了以后，在内阁中宣布谕旨，他认为这个谢济世不仅仅是诽谤程朱，而且是对现在的政治“恣意谤讪”，尤其让雍正恨得咬牙切齿的是在《古本大学注》里说写的“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这一句话，雍正咄咄逼问说：“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最后，这个谢济世自然是难逃厄运，雍正让大臣一起议论，来拟定出他应该被处的罪状。最后所有大臣商议的最终结果，一致认为谢济世和陆生楠一起处死。可是，雍正又下了一道密谕，让这个振武将军在杀陆生楠的时候也把谢济世一起绑到刑场去，可最后在刑场上却宣布谢济世逃过死罪。

（六）屈大均案

还是雍正七年，也就是1729年，雍正亲自把曾静案审讯记录和他的有关上谕汇编成《大义觉迷录》这一本书。关于曾静一案我们前文已有所提及，在此不再重复撰写。当这本《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回演讲的时候，广东的巡抚傅泰从张熙口里整天念叨敬仰，称他为广东“屈温山先生”，他想起来这个广东省著名的学者屈大均号翁山，莫非这个“温山”和“翁山”存在什么必然的关系！可能就是一个化名，来讹世人的。于是他就动手去追查屈大均说写的《翁山文外》和《翁山诗外》等等这样的他的著作。果然被他发现这些书里有很多“悖逆”的词汇，在字里行间都隐隐约约地隐藏压抑着不平之气。这样一来，又一桩思想上的“悖逆”的案子被揭发了。可是，这个屈大均死了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他的儿子屈明洪原来在惠来县当教谕的，他听到了关于父亲的这个案子以后，主动带着父亲所写的诗文著作和雕版，自动到了广州投案自首。案情上报到京城以后，刑部的拟定把屈大均的尸体给挖出来戮尸枭首。因为屈明洪是自己主动来自首的，所以免除了他的死罪，只是把屈明洪和他的两个儿子遣送去福建，屈大均的所有诗文全部都禁毁。这就是雍正年间的屈大均案。

可怜屈大均死后三十余年，卷入文字狱的风波，尸骨被挖出来凌辱不说，所有的著作全数被毁，料想他生前是万般不能预料的。

（七）范世杰呈词案

雍正八年（1730），福建汀州上杭县童生范世杰，读到了《大义觉迷录》之后，向福建观风整俗使刘师恕投递了词呈，斥曾静，颂雍正。刘师恕称赞他“忠爱之心可嘉”。不想，到福建学政戴瀚按考到汀州时，范世杰却又上了呈文，说曾静的话是“逆天悖命越礼犯分之言”，对曾静指责雍正皇帝的言论一一加以驳斥指责。还说雍正在继位之前，以子道事父母，以臣道事君父，授受之际，“三兄有抚驭之才，钦遵父命，让弟居之，而圣君不敢自以为是，三揖三让，而后升堂践天子位焉。”极力称赞雍正皇帝同诸兄弟和睦，得位正当，没有弑兄杀弟之事。他为生在这样的盛世感到自豪等。范世杰满以为这篇呈词会得到学政戴瀚的赏识。不曾想，等待来的却是莫名其妙地遭拘禁审问。学政戴瀚这人也是相当敏感的人，将“三兄有抚驭之才”这话理解成了是诚亲王允社有抚驭之才，应该当皇帝，所以对范世杰严加审问，学政戴瀚审问他三兄让位的话从何而来，是什么意思？范世杰理直气壮地表白，在汀州城里，人人都这样说的。随即戴瀚立即将范世杰的呈词上奏。

雍正觉得戴瀚做得很好，还说地方官员若能对这样的事不隐讳，范世杰之流必能尽除。遂命戴瀚会同督抚密审范世杰，认为范世杰无非是一个企图晋升的小人，没有多大的后台背景，不必铺张扩大事态。随后，戴瀚、福建总督刘世明、巡抚赵国麟秘密重点就三兄让位几字审讯了范世杰。范世杰声称，雍正序居第四，他即位，必是上面三个哥哥让位，所谓三兄，不是指三阿哥，而是指上面的三个哥哥。说三哥有抚驭之才，也不是真的知道，只是想天子家的龙子龙孙自然个个都是贤才。他的原意还是三个哥哥虽然有才，还是做不了皇帝，雍正不是抢皇位，而是谦让再三坐的龙椅。三位大人审讯一番无果后，只能说他造言生事，将他押交原籍地方官严加约束，每逢朔望，便令其宣读《大义觉迷录》再敢多事，即行治罪。雍正也于雍正九年（1731）六月同意了他们的处理办法。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曾有这样一段话对文字狱作了表白：

今逆书之毁谤，皆朕时常训诲伊等之事，伊等即负疚于心，而又衔怨于朕，故即指此以为讪谤之端，此鬼蜮之伎俩也。且伊等之奴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向因储位未定，奸宄共生觊觎之情，是以皇考升遐之后，远方之人皆以为将生乱阶，暗行窥伺。及朕缵承大统，继志述事，数年以来幸无失政。天人协应，上下交孚，而凶恶不轨之徒，不能乘间伺觉，有所举动，逆志迫切，自知无得逞之期，遂铤而走险，甘蹈赤族之罪，欲拼命为疑人耳目之举耳。殊不知实于朕无损也。又逆书云“明君失德，中原陆沉，夷狄乘虚入我中国，窃据神器”等语。

我朝发祥之始，天生圣人起于长白山，积德累功，至于太祖高皇帝，天锡神武，谋略盖世，法令制度，规模弘远。是以统一诸国，遐迩归诚，开创帝业。迨太宗文皇帝，继位践柞，德望益隆，奄有三韩之地，抚绥蒙古，为诸国之共主。是本朝之于明，论报复之义，则为敌国，论交往之礼，则为与国。本朝应得天下，较之成汤之放莱，周武之伐纣，更为名正而言顺，况本朝并非取天下于明也。崇祯殉国，明柞已终，李自成僭伪号于北京， 中原涂炭，咸思得真主，为民除残去虐。太宗文皇帝不忍万姓沉溺于水火之中，命将兴师，以定祸乱。干戈所指，流贼望风而遁。李自成为追兵所杀，余党解散。世祖章皇帝驾入京师，安辑畿辅，亿万苍生咸获再生之幸，而崇祯皇帝始得以礼殡葬。此本朝之为明报怨雪耻，大有造于明者也。是以当时明之臣民，达人智士，帖然心服，罔不输诚向化。今之臣民，若果有先世受明高爵厚禄，不忘明德者，正当感戴本朝为明复仇之深恩，不应更有异说也。况自甲申，至今已八十余年，自祖父以及本身，履大清之土，食大清之粟，而忍生叛逆之心，倡狂悖之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