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后的重臣年羹尧及其谜团

一、两朝重臣年羹尧

年羹尧，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年羹尧生长在地位显贵的皇亲国戚、官宦之家。年羹尧的父亲年遐龄官至工部侍郎，曾任湖北巡抚。年羹尧的兄长年希尧曾任工部侍郎。年羹尧的妹妹是胤的侧福晋。年羹尧的妻子是宗室辅国公苏燕的女儿。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年羹尧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他于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进士，不久即授翰林院检讨，从此步入仕途。翰林院号称“玉堂清望之地”，庶吉士和院中各官一直以来绝大多数是由汉族士子中的佼佼者充任，年羹尧能够跻身其中，也算是非同凡响了。

雍正御赐年羹尧之物

不到十年的工夫，即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羹尧便升任内阁学士，不久升任四川巡抚。在康熙晚年时对西北用兵，年羹尧一跃而为四川总督、川陕总督，协助皇十四子胤禵办理西北防务，成为著名的封疆大吏。据清人萧奭所著的《永宪录》记载，此时的年羹尧还不到三十岁。在击败准噶尔首领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年羹尧为保障清军后勤供给作出了巨大贡献。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羹尧受命与管理抚远大将军印务的延信共同执掌军务。

年羹尧是胤禛的“藩邸旧人”，和胤禛有着一种先天的亲密关系，在胤禛继位前已为他效力多年，二人的亲密程度自不必多言。特别是他的妹妹成为胤禛的侧福晋，年羹尧和雍正又成了郎舅至亲。这就给雍正、年羹尧的政治结盟增添了又一层浓浓的亲情。年羹尧的妹妹很受胤禛宠爱，过府以后连续给胤禛生了两个儿子（雍正即位后又为雍正生有一子，年氏所生三子均早天）。这点从年羹尧的妹妹年氏的受宠记录中就能看到：年氏在清康熙五十九年五月生下儿子福宜（不久死去），紧接着又在次年即清康熙六十年十月生下儿子福惠。从福宜降生到福惠出世前后相隔不过十七个月，可见年氏的得宠程度。而在封建时代皇族姻亲在很多时候都是作为一种联络感情、互通利益的政治手段出现的，所谓“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雍正特别宠爱年氏当和年羹尧在雍正谋夺储位集团中的地位的特殊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雍正即位后，年羹尧与隆科多并称为雍正的左膀右臂，备受雍正器重。雍正元年（1723）五月，雍正发出上谕：“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这样，年羹尧遂总揽西部一切事务，实际上成为雍正在西陲前线的亲信代理人，权势地位实际上在抚远大将军延信和其他总督之上。雍正还告诫云、贵、川的地方官员要秉命于年羹尧。同年十月，青海发生罗卜藏丹津叛乱。青海局势顿时大乱，西陲再起战火。雍正命年羹尧接任抚远大将军，驻西宁坐镇指挥平叛。年羹尧率领大军横扫敌军，于雍正二年（1724）二月即平息了叛乱， 自此，“年大将军”的威名震慑四海。年羹尧本人及其父年遐龄和一子年斌也均因此封爵。十一月，又以平定卓子山叛乱之功，赏加一等男世职，由年羹尧次子年富承袭。雍正自此更加器重年羹尧，即使他远在边陲，雍正也让他参与朝政。平定青海之后，雍正在给年羹尧奏折的朱批中写道：“尔之真情朕实鉴之，联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在政务活动中，雍正常常征求并采纳年羹尧的意见。年羹尧进京期间，即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甚至连律例馆修订律例，雍正阅读后也要发给年羹尧看，并让他提出修改意见。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在用人和吏治方面，雍正更是给了年羹尧极大的权力。在川陕地区，“文官自督抚以至州县，武官自提镇以至千把”，其升迁降革均由年羹尧一人定夺。对其他地方官员的任用，雍正也常听取年羹尧的建议。比如京口将军何天培的操守为人在朝中内外引发了众口不一的议论，为了决定何天培的去留，雍正就以年羹尧的意见为准来衡量。年羹尧密参署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雍正二话不说即将赵革职。赵之垣丢官后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二十万两之巨的珠然而，年羹尧却没能听进脑子里去，依然我行我素：对待内外官员傲慢无礼，给各省督抚发送咨文都是直呼其名；结成朋党，排斥异己，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小集团；贪赃受贿达数百万两银子。此后年羹尧的处境便急转直下，雍正越来越不满年羹尧的所作所为，终于决定惩治这个有负圣恩的功臣。

早在春秋战国时的韩非子就清醒地认识到君权旁落对君主的威胁，并提出了一系列削弱臣下势力、防止臣下犯上作乱的措施，还提出了加强君主集权的四个有利因素：身贵、位尊、威重、势隆。而熟读四书五经的雍正肯定是深谙此中道理的。

雍正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胡作非为。雍正三年（1725）四月，年羹尧川陕总督职位被解除，雍正还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信，调任杭州将军。

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便更加看清了形势，纷纷揭发其种种罪状。雍正以顺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雍正三年（1725）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回北京会审。同年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会审结果，给年羹尧开列了92项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残忍罪6条，忌刻罪6条。雍正说，这92款罪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年羹尧战功赫赫，格外开恩，特赐他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有任官者都被革职，嫡亲子孙都发配边地充军，家产抄没。

叱咤一世的年大将军就落得了一个如此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下场。

雍正如此惩处年羹尧，一是为了避免他尾大不掉、功高震主，二是警戒臣下，不要走年羹尧的老路。这一举措可谓是杀鸡儆猴，从而维护并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我们分析年羹尧失宠获罪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擅作威福。年羹尧自恃功高，骄横跋扈之风日甚一日。他在官场往来中趾高气扬、气势凌人：赠送给属下官员物件，“令北向叩头谢恩”；发给总督、将军的文书，本属平行公文，却擅称“令谕”，把同官视为下属；甚至蒙古扎萨克郡王额附阿宝见他，也要行跪拜礼。

对于朝廷派来的御前侍卫，理应优待，但年把他们留在身边当作“前后导引，执鞭坠镫”的奴仆使用。按照清代的制度，凡上谕到达地方，地方大员必须迎诏，行三跪九叩大礼，跪请圣安，但雍正的恩诏两次到西宁，年羹尧竟“不行宣读晓谕”。

更有甚者，他曾向雍正进呈其出资刻印的《陆宣公奏议》，雍正打算亲自撰写序言，尚未写出，年羹尧自己竟拟出一篇，并要雍正帝认可。年羹尧在雍正面前也行止失仪，“御前箕坐，无人臣礼”，雍正心中颇为不快。

第二，结党营私。当时在文武官员的选任上，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他还排斥异己，任用私人，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小集团。小说《儿女英雄传》所写纪县唐实指年羹尧，说他是经略七省的大将军，“他那里雄兵十万，甲士千员，猛将如云，谋臣似雨”。这些都是艺术上的夸张，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但也说明年羹尧的势力之大。

许多混迹官场的拍马钻营之辈眼见年羹尧势头正劲、权力日益膨胀，遂竞相奔走其门。而年羹尧也是个注重培植私人势力的人，每有肥缺美差必定安插其私人亲信，“异己者摒斥，趋赴者荐拔”。比如他弹劾直隶巡抚赵之垣“庸劣纨绔”、“断不可令为巡抚”，而举荐其私人李维钧。赵之垣因此而丢官，于是转而投靠年羹尧门下，先后送给他价值达20万两之巨的珠宝。年羹尧就借雍正二年进京之机，特地将赵带到北京，“再四恳求引见”，力保其人可用。遭年参劾降职的江苏按察使葛继孔也两次送上各种珍贵古玩，年羹尧于是答应日后对他“留心照看”。此外，年羹尧还借用兵之机，虚冒军功，使其未出籍的家奴桑成鼎、魏之耀分别当上了直隶道员和署理副将的官职。

第三，贪敛财富。年羹尧贪赃受贿、侵蚀钱粮，累计达数百万两之多。而在雍正朝初年，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是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在这种节骨眼上，雍正是不会轻易放过的。

雍正对年羹尧的惩处是分步逐渐进行的。

第一步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年羹尧陛见离京前后，此时雍正已作出决定，要打击年羹尧。年羹尧离京后接到的那份朱谕就是对他的暗示。

第二步是给有关官员打招呼。一是雍正的亲信，要求他们与年羹尧划清界限，揭发年羹尧的劣迹，以争取保全自身；二是年羹尧不喜欢的人，使他们知道皇帝要整治年羹尧了，让他们站稳立场；三是与年羹尧关系一般的人，让他们提高警惕，疏远和摆脱年羹尧，不要站错了队。这些都为公开处治年羹尧做好了准备。(www.xing528.com)

第三步把矛头直接指向年羹尧，将其调离西安老巢。

了雍正三年（1725）正月，雍正对年羹尧的不满开始公开化。年羹尧指使陕西巡抚胡期恒参奏陕西驿道金南瑛一事，雍正说这是年羹尧任用私人、乱结朋党的做法，不予准奏。

年羹尧曾经参劾四川巡抚蔡珽威逼所属知府蒋兴仁致死，蔡珽因此被罢官，经审讯后定为斩监候；而年羹尧的私人王景灏得以出任四川巡抚。这时雍正已经暗下决心要打击年羹尧，蔡珽被押到北京后，雍正不同意刑部把他监禁起来，反而特地召见他。蔡珽陈述了自己在任时因对抗年羹尧而遭诬陷的情况，又上奏了年羹尧“贪暴”的种种情形。雍正于是传谕说：“蔡珽是年羹尧参奏的，若把他绳之以法，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朕听了年羹尧的话才杀他的。这样就让年羹尧把持了朝廷威福之柄。”因此，雍正不仅没有给蔡珽治罪，而且升任他做了左都御史，成为对付年羹尧的得力工具。

雍正三年（1725）三月，出现了“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所谓“祥瑞”。群臣称贺。年羹尧也上贺表称颂雍正夙兴夜寐，励精图治。但表中字迹潦草，又一时疏忽把“朝乾夕惕”误写为“夕惕朝乾”。雍正抓住这个把柄借题发挥，说年羹尧本来不是一个办事粗心的人，这次是故意不把“朝乾夕惕”四个字“归之于朕耳”。并认为这是他“自恃己功，显露不敬之意”，所以对他在青海立的战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接着雍正更换了四川和陕西的官员，先将年羹尧的亲信甘肃巡抚胡期恒革职，署理四川提督纳泰调回京，使其不能在任所作乱。四月，解除年羹尧川陕总督职，命他交出抚远大将军印，调任杭州将军。

最后一步是勒令年羹尧自裁。年羹尧调职后，内外官员更加看清形势，纷纷揭发其罪状。雍正以俯从群臣所请为名，尽削年羹尧官职，并于当年九月下令捕拿年羹尧押送北京会审。十二月，朝廷议政大臣向雍正提交审判结果，给年羹尧开列92款大罪，请求立正典刑。其罪状分别是：大逆罪5条，欺罔罪9条，僭越罪16条，狂悖罪13条，专擅罪6条，忌刻罪6条，残忍罪4条，贪婪罪18条，侵蚀罪15条。

雍正说，这92款中应服极刑及立斩的就有三十多条，但念及年羹尧功勋卓著、名噪一时，“年大将军”的威名举国皆知，如果对其加以刑诛，恐怕天下人心不服，自己也难免要背上心狠手辣、杀戮功臣的恶名，于是表示开恩，赐其狱中自裁。年羹尧父兄族中任官者俱革职，嫡亲子孙发遣边地充军，家产抄没入官。叱咤一时的年大将军以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告终。

凡看过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的读者，都一定会对年羹尧留下深刻印象。这位显赫一时的年大将军曾经屡立战功、威镇西陲，满朝文武无不服其神勇，同时也得到雍正帝的特殊宠遇，可谓春风得意。但是不久，风云骤变，弹劾奏章连篇累牍，各种打击接踵而至，直至被雍正帝削官夺爵，列大罪92条，赐自尽。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大将军最终落此下场，实在令人扼腕叹息。

那么，历史上的年大将军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又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要下决心除掉这个自己曾经倚为心腹的宠臣？

关于雍正为何杀年羹尧，史学界向来有争论。有人说是因为年想造反，又有人说年羹尧当年参与了雍正与诸兄弟的皇位之争，雍正这样做是杀人灭口。我们不妨分析一下这些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的死是因为他自立为皇帝。乾隆时学者萧奭在《永宪录》中提到：年羹尧与静一道人、占象人邹鲁都曾商谈过图谋不轨的事。有的学者也持此说，认为“羹尧妄想做皇帝，最难令人君忍受，所以难逃一死”。而《清代轶闻》一书则记载了年羹尧失宠被夺兵权后，“当时其幕客有劝其叛者，年默然久之，夜观天象，浩然长叹曰：不谐矣。始改就臣节”。说明年确有称帝之心，只因“事不谐”，方作罢“就臣节”。其实这种说法是没有充分依据的。

在封建时代最注重名分，君臣大义是不可违背的，做臣子的就要恪守为臣之道，不要做超越本分的事情。

年羹尧的所作所为的确引起了雍正的极度不满和某种猜疑。年羹尧本来就职高权重，又妄自尊大、违法乱纪、不守臣道，招来群臣的侧目和皇帝的不满与猜疑也是不可避免的。雍正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又喜欢表现自己，年羹尧的居功擅权将使皇帝落个受人支配的恶名，这是雍正所不能容忍的，也是雍正最痛恨的。雍正并没有惧怕年羹尧之意，他一步一步地整治年羹尧，而年也只能俯首就范，一点也没有反抗甚至防卫的能力，只有幻想雍正能看着旧日的情分而法外施恩。所以，他是反叛不了的。雍正曾说：“朕之不防年羹尧，非不为也，实有所不必也。”至于年羹尧图谋不轨之事，明显是给年罗织的罪名，既不能表示年要造反，也不能说明雍正真相信他要谋反。

从年羹尧来看，他一直也是忠于雍正的，甚至到了最后关头也一直对雍正抱有很大幻想。

在被革川陕总督赴杭州将军任的途中，年羹尧幻想雍正会改变决定，因而逗留在江苏仪征，观望不前。结果这反使雍正非常恼怒，他在年羹尧调任杭州将军所上的谢恩折上这样批道：“看此光景，你并不知感悔。上苍在上，朕若负你，天诛地灭；你若负联，不知上苍如何发落你也！……你这光景，是顾你臣节、不管朕之君道行事，总是讥讽文章、口是心非口气，加朕以听谗言、怪功臣之名。朕亦只得顾朕君道，而管不得你臣节也。只得天下后世，朕先占一个‘是’字了。”雍正的这段朱批实际上已经十分清楚地发出了一个信号：他决心已定，最终必将除掉年羹尧。

直至年羹尧接到自裁的谕令，他也一直迟迟不肯动手，还在幻想雍正会下旨赦免他。但雍正已经下定决心，认为使其免遭凌迟酷刑、 自裁以全名节已属格外开恩，所以他应该“虽死亦当感涕”，因此年羹尧生路已绝。一个想要谋反的大臣怎么会对皇帝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呢？雍正在给年羹尧的最后谕令上说：“尔自尽后，稍有含冤之意，则佛书所谓永堕地狱者，虽万劫不能消汝罪孽也。”在永诀之时，雍正还用佛家说教，让年心悦诚服，死而不敢怨皇帝。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年羹尧参与了雍正夺位的活动，雍正帝即位后反遭猜忌以至被杀。不只是稗官野史，一些学者也持这种看法。据说，康熙帝原已指定皇十四子胤禵继位，雍正帝矫诏夺位，年羹尧也曾参与其中。他受雍正帝指使，拥兵威慑在四川的皇十四子胤禵，使其无法兴兵争位。雍正帝登基之初，对年羹尧大加恩赏，实际上是欲擒故纵，待时机成熟，即罗织罪名，卸磨杀驴，处死年羹尧这个知情之人。有人不同意此说，主要理由是雍正帝继位时，年羹尧远在西北，并未参与矫诏夺位，亦未必知晓其中内情。但客观上讲，当时年羹尧在其任内确有阻断胤禵起兵东进的作用。

关于雍正帝篡改遗诏夺取皇位的情况，许多著述都进行了阐释，阎崇年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也有系统归纳，此不赘言。各家说法，见仁见智，莫衷一是。雍正即位一事，确实疑点很多。而他即位后，又先后处置了原来最为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和隆科多，让人更不禁要怀疑这是做贼心虚、杀人灭口。当然，这只能算是合理推定，尚无铁的资料作为支撑，所以，这种怀疑套句俗语说就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

我们暂且抛开雍正决心除掉年羹尧的真正动因不说，从年羹尧自身而言，他的死确实有点咎由自取。他自恃功高，妄自尊大，擅作威福，丝毫不知谦逊自保，不守为臣之道，做出超越臣子本分的事情，已为舆论所不容；而且他植党营私，贪赃受贿，“公行不法，全无忌惮”，为国法所不容，也为雍正所忌恨。这就犯了功臣之大忌，势必难得善终。所以《清史稿》上说，隆、年二人凭借权势，无复顾忌，罔作威福，即于覆灭，古圣所诫。

值得一提的是，在年羹尧死的时候，雍正还派人给年羹尧留下一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可年羹尧最初对雍正的态度有些模糊。皇三子胤祉属下的门人孟光祖到年羹尧的领地“打秋风”，年羹尧还送给孟光祖不少礼品。胤社也是康熙非常喜欢的皇子之一，朝鲜人说胤祉肩负“抚军监国”的重任，他的门人到年羹尧处说明年羹尧所处的地位即四川巡抚，比较关键，而年羹尧回送孟光祖礼品也表明年羹尧对胤祉的巴结、尊重。雍正很敏感，他对年羹尧这种脚踩两只船的做法十分痛恨，在通信时对他颇有责难，骂他是“恶少”，还对年羹尧六七个月不上请安的书信感到恼火，一度对年羹尧大加威胁。年羹尧所以不像普通奴仆那样效忠雍正，一则是雍正当时并不是“简在帝心”的法定接班人；二则年羹尧的功名富贵不是来自于雍正，而是来自于康熙。年羹尧曾给康熙谢恩：“以一介庸愚，三世受恩。”康熙也给年羹尧回复勉励道：“始终固守，做一好官。”康熙晚年曾经感叹部院大臣中难以找到一名合格的清官，如今看到督抚年羹尧能够“甘心淡泊，以绝徇庇”自然大喜过望，老皇帝对年羹尧的才具、风格都很为欣赏，不断地奖掖他，像后来用他做四川总督兼理巡抚事直到坐上川陕总督的位置，这都说明年羹尧和康熙之间的君臣关系比较融洽，康熙用年羹尧给皇十四子胤禵办理后方事务本身就大有深意所在，只是老皇帝没有想到年羹尧另外与皇四子胤禛暗度陈仓。年羹尧虽然对雍正的态度不那么貌似“赤胆忠心”，可也始终维护雍正的利益、尊崇雍正的主子地位。例如雍正一直想结交翰林院学士蔡珽，但蔡珽始终不愿相见，还是年羹尧的儿子年熙引领蔡珽与雍正见面。蔡珽见到雍正以后还向雍正推荐了左副都御史李绂。蔡珽、李绂后来都成为雍正整治政敌的两个得力的助手。年羹尧在给雍正写信时说：“今日之不负皇上（指康熙），即异日之不负王爷（指雍正）也。”后代史学家认为年羹尧这里所提到的“异日”就是暗指后来年羹尧帮助雍正夺位的意思，我们认为这是比较牵强的，因为当时年羹尧不可能预知后来事态的发展，何况即便是二人讨论如何谋位，以雍正的缜密怎么可能通过书信流露这层意思呢？年羹尧的这番话实质就是表达他对雍正的敬服、解释一些有关他们二人之间关系的误解，年羹尧拿他要报答康熙的知遇之恩来表示他对雍正的感情的不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