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即位雍正合法的最主要理由

一、雍正即位三说

首先来看“篡位说”。

雍正七年（1729），他曾亲自把曾静案审讯记录和他的有关上谕汇编成《大义觉迷录》一书，颁布天下学宫，强令士子阅读，此书有雍正皇帝对自己篡位一事的正面辩白，书中列举当时的民间传言：

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胤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

先帝欲将大统传于允禵，圣祖不豫时，降旨召允禵来京，其旨为隆科多所隐，先帝殡天之日，允禵不到，隆科多传旨遂立当今。

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进一碗人参汤，不知何故，圣祖皇帝就崩了驾，皇上就登上了位。随将允禵调回囚系，太后要见允禵，皇上大怒，太后于铁柱上撞死，皇上又把和妃及其他妃嫔留于宫中。

意思是说，雍正杀死父亲，逼死母亲，篡改遗诏。

但有专家认为，康熙想立的就是雍正，雍正改遗诏的说法是难以成立的。

据《上谕内阁》等正史记载，康熙遗诏是用满文写的，并用满语宣读的，故将“十”字改为“于”字是行不通的；即使用的是汉字“十”，也无法加一道，成为“于”字，因为那时的“于”的写法是繁体字“於”，而不是简体字“于”；而且，清朝皇帝的儿子，一定称为皇子，第几个儿子，则称为“皇某子”，这是官方规矩，朝廷礼仪，不能违背，否则会被杀头的。

另外，假若真将“十”字改为“于”字，那就是“皇于四子”，语法也不通。将康熙遗诏“皇位传十四子胤祯”篡改为“皇位传于四子胤禛”的说法亦更难成立，因为改“祯”字为“禛”字并改“十”为“于”说，与只改“十”为“于”说一样，都不符合清朝称皇太子为“皇某子”的规矩。倘若加一个“皇”字，则雍正将“皇位传皇十四子胤祯”改为“皇位传皇于四子胤禛”，语法仍不通。^[1]

篡位说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雍正自己对此的解释是：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冬至之前，朕奉皇考之命，代祀南郊。时皇考圣躬不豫，静摄于畅春园。……至十三日，皇考召朕于斋所。朕未至畅春园之先，皇考命诚亲王允祉、淳亲王允祐、阿其那（即允祀）、塞思黑（允禟）、允禵、允祹、怡亲王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谕曰：“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是时，庄亲王允禄、果亲王胤礼、贝勒胤禑、贝子胤祎在寝宫外祗候。及朕驰至问安，皇考告以症候日增之故，朕含泪劝慰。其夜戌时，龙驭上宾。朕哀恸呼号，实不欲生，隆科多乃述皇考遗诏。朕闻之惊恸，昏仆于地。诚亲王等向朕叩首，劝朕节哀。朕始强起办理大事。

受遗诏的人，看起来一大堆：诚亲王胤祉、淳亲王胤祐、阿其那（即允祀）、塞思黑（允禟）、允禵、允祹、怡亲王允祥……但仔细一看，雍正在这里写的受遗诏者，这些皇兄弟和隆科多，后来不是被杀就是被关，要么就是“噤若寒蝉”，个个都已经“做不了证”，雍正的这份解释就与孤证没什么两样了。尤其是承旨的隆科多后来也被雍正杀了。此外，康熙晚年，在他身边贴身侍候、照料其起居、传达其意旨的一位内务府重要官员赵昌，也被即位后的雍正立马除去。所有能开口证实的人，统统都被雍正封了口。

康熙的孙子弘旺所编《皇清通志纲要》和康雍时期肖奭的《永宪录》，是记载有康熙帝去世情况的两本私人著作，在这两本书中，都没有记载康熙皇帝临终前，召见七位皇子和下达传位遗旨这件事。

大家看看，假如雍正虚构在现场聆听康熙口头遗诏的人员，那书面遗诏虚构造假就不成问题了。因为很可能康熙死前并没有书面遗诏，这样一来，只要拟定当时听见康熙口头遗嘱的人就可以了。

故而，到底有没有口头遗诏，书面遗诏的意思（皇四子即位）是不是康熙的原意，是无从判定的。雍正修改诏书篡位的可能，并不能排除，但绝对不是将“十”改成“于”。

第二说便是“合法继承说”。

此说认为，雍正在康熙生前虽然没有露骨地争夺储君之位，但也并非只甘心做一个辅政贤王。他精明谨慎，善于体察父心，八面玲珑地处理兄弟关系，对年过花甲的父亲恪尽孝道，终于得到了父皇的赏识，父皇康熙皇帝在病危之际“一言以定大事”，决定由他继承皇位。

合法说的理由如下：

首先，雍正皇帝得到过和硕亲王的殊荣。清代皇室封爵第一等为和硕亲王，康熙在位期间，只有三位皇子得到过这种殊荣，其中包括雍正帝胤禛，他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另有皇三子胤祉被封为诚亲王，皇五子胤祺被封为恒亲王。这两人死后，一个追谥为“隐”，一个追谥为“温”，可见都不具有王者气派。

其次，雍正孝顺。雍正在康熙生前虽已形成一派实力，却并未结党，活动较为审慎隐忍，不露锋芒。与其他有才能和野心的皇子比较，他和父皇的感情亲密，不曾发生过裂痕。康熙把圆明园赐他建造府邸，晚年又时常驾幸，同儿孙共享天伦之乐，并多次派他办理审案、查仓、复查会试等重大差务，命其代行重大的祭祀典礼，临终前的南郊大祀礼就是一例。

再次，雍正的儿子弘历（即后来的乾隆大帝）深受康熙喜爱。这个理由是认为雍正是合法即位的最主要理由。因为康熙皇帝晚年对雍正的第五子弘历教养有加，曾命将这个聪明伶俐、文武兼长的小皇孙养育宫中，在这之前，只有废太子胤礽的二儿子享受过这种殊荣。又带弘历随驾前往承德避暑山庄，在自己的住处读书，并随同去木兰围场射猎，夸奖弘历将来必是大福大贵之人，皇家所指大福大贵多为皇袍加身。这无疑给雍正的继位添加了一个重要的砝码。(www.xing528.com)

康熙晚年事不称心，需要安慰，诸子多不靠前。独胤禛、胤祉时常陪父皇散心。康熙曾说：“诸皇子多令人视养，唯四阿哥，联亲抚育”，并称赞他“诚孝”，谓其：“性量过人，深知大义”，“拟此居心行事，洵是伟人”。其实胤禛并不善良，但他用心计和手腕取得了康熙的信任，特别是康熙病重临危之际，得到了胤禛更多的体贴，其孝敬深刻在乃父心上，这可能是康熙几年来一直对继承人迟迟未定，直至临终前才决定选他的最大原因。

还有一说，便是“自立说”。

“矫诏自立”的说法认为：虽然康熙将十四阿哥胤禵看做皇储的最佳人选，从无立四阿哥为继承人的意思，但在胤禵出征及其争储活动失败的情况下，四阿哥却渔翁得利，于康熙驾崩时捷足先登，“入承了大统”，无所谓“矫诏篡立”。有人提出，当康熙帝临终时，本想传位给十四皇子胤禵，可是那时他远在鞑靼内地，假如把他叫回北京再宣布传位诏书，在这段空位时间内，势必再次发生皇位纠纷，康熙并不希望如此。“国不可一日无君”，因而康熙在奄奄一息之际将皇位传给了四阿哥，关于这一点，后来雍正帝自己也曾有过“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的话。还有人考证，康熙要在皇三子、皇四子、皇十四子三人中选择一个，但一直犹豫不定，不料竟生病暴亡，没有来得及指定继承人，四阿哥与隆科多乘机勾结，假造遗诏才得以登基。

上海学者金恒源（爱新觉罗·恒源）在《史林》杂志上也曾撰文指出，根据对有关史料的重新解读，发现两份满文《康熙遗诏》中均无由皇四子继位的明确记载；所谓“八人同受面谕”是雍正后来的伪作；现存“遗诏”也是大臣隆科多受雍正之命所伪造。因为稍微有点历史常识的人都会知道，清代的所有官方文书都是用满文和汉文写在一起的，是满汉合璧书写着的。如果说汉字可以把“十四皇子”改为“于四皇子”，那么满文又如何改呢？而且清朝的时候书写皇阿哥们的时候一般都是些皇×子加上名字，如果在十的上面改动那就不成样子了。就算之前的改字说全是正确的，但是不要忘记了清朝政府的汉字还未曾简化过，那么繁体的“于”字是写作“於”的，怎么能够改动呢？所以说篡改遗诏是比较荒谬的说法！

合法继位派学者认为，康熙临终前召见了八位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皇子和大臣隆科多，下达了传位给皇四子胤禛的遗命，这些史事应该是真实的。康熙病危时派胤禛代他祭天，而祭天一般都是皇帝亲自祭祀，这就有了特殊意味。康熙在召见几个皇子时，下旨让胤禛从天坛赶到康熙寝宫，显然是要把皇位交给他。另外，在皇子们还在世时，胤禛不可能编造康熙召见皇子们的事，否则他们一定会把真相揭露出来，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档案材料。那么，康熙临终前是否接见了八位大臣，并真的颁布了一份遗诏吗？

金恒源在文章中指出，著名清史专家王钟翰曾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珍藏的满文《康熙遗诏》进行考证，王钟翰证实，原件是残缺的。在这份满文的《康熙遗诏》原件中，并没有“皇四子……继位”的内容。也没有“雍亲王皇四子胤人品贵重”这最重要的一句话。

康熙皇帝的遗诏现在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他的原文就是满汉文字对照的，没有一点改动过的痕迹。可以肯定那就是原件，而且当时在全国发出的一共有四份，现在保存下来的两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绝对不是所谓的篡改。现在学术界的很多在怀疑的是现在保存下来的这两份遗诏是不是真的出自康熙爷的亲笔呢？反对的人就认为这份遗诏是雍正稳定了自己的局面、得到了实际的控制权之后叫自己手下的人写的，所以这份遗诏根本就不是出自康熙皇帝的手，而是雍正模仿了康熙的笔迹伪造的，康熙死得突然或许根本就没有留下什么遗诏。支持的学者就认为这是康熙皇帝快要死之前口述的，找来文官代他写下来的，从他还活着的时候的一些行为来推断的话，康熙确实有意思要选胤禛来接自己的班。所以，现在的学术界认同的是现在保留下来的这份文件确实是当时那份正式的文件，但是至于那份文件到底是出自谁的手就不得而知了，大家都是猜测怀疑。再加上康熙皇帝还活着的时候就对立太子这件事反反复复更改了好多次，也让大家匪夷所思的猜疑，导致了现在出现的种种争论。

早几年，台湾学术界又宣称发现了一份康熙亲笔遗诏，说诏书中明确记载着“传位于皇四子”的内容。台湾中科院史语所精通满文的清史专家李学智对原件进行了考证。据李学智的考证判断， 目前所见的所谓《康熙遗诏》，全部是康熙去世三天后，由雍正伪造的。李学智指出，在伪造遗诏的过程中，首先存在着隆科多起草遗诏的事实。李学智还认为，史语所保存着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至十二月二十八日的满文《上谕档册》共七十五件，其中有一件内容如下：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去世的时候，胤禛和隆科多并没有立即拿出康熙皇帝的遗诏来，是隆科多先口述，说康熙皇帝的遗言说了让四皇子来继自己的位。而且是康熙死后的第二天，隆科多一个人起草了这份遗诏，然后在第三天去宫里宣读这个遗诏。但写遗诏的人却不是隆科多，而成了内务府和翰林院一起写的遗诏，但是最终的底稿还是隆科多写出来的。

隆科多所书“清圣祖康熙遗诏”

从这些事实看来，遗诏根本就是不可信的。只有满足了一定条件的遗诏才是可信的。那就是要有多个亲信大臣在场，代皇帝书写遗诏的大臣职位也要是领侍卫内大臣级别的才符合当时的规矩。雍正当上皇帝的所有证据和支持点都仅仅是这一份遗诏，也怪不得雍正自己后来要出《大义觉迷录》来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因为，在康熙皇帝去世之前，无论是在京城的官员还是在外省的官员，甚至是街头巷尾的市井老百姓都不看好雍正，也不认为雍正可以来继承大统。如果真的要说康熙晚年有自己最喜欢的儿子的话，那么据推论，这个人一定是他的皇十四子，即当时在平定西陲的大将军—雍正的亲生弟弟胤禵。

“八人同受面谕”之说也应系雍正事后伪造。认为雍正是合法继位的学者认为，康熙去世前曾对八位大臣面谕，皇位由皇四子继承。那么这里的“八人同受面谕”是确有其事，还是雍正事后编造的？雍正顺利地当上了皇帝最硬的证据无疑就是当时所谓的遗诏了。根据清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清圣祖实录》记载，康熙五十六（1717）年十一月，康熙下遗诏，总结一生得失，但并未提及储君的问题，甚至在文末，康熙还说了这样一句话：“此谕已备十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披肝露胆，罄尽五内，朕言不再。”意思就是说，我这篇上谕已经准备了十年了，以后如果有遗诏，也就是这些了，他的暗示就是说不会有遗诏。

但是康熙皇帝死了之后，隆科多拿出来的那份遗诏据说就是康熙皇帝留下来传位的遗诏，上面写着：“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打上标点则为：“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这篇遗诏在程序上存在严重的问题，这就不仅仅是把“十四”改成“于四”这么简单的事情了，因为传位的这篇遗诏所用的第一语言是满文，所以没法那么好改动。

一般来说，历史学界较为认可的观点是：皇帝还活着的时候，诏书就是上谕，也就是皇帝还没有死之前发出的诏书就是皇帝亲口说的话。但是如果皇帝死了的话，那可就不一定了，甚至绝大部分诏书的内容已经不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了，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历朝历代的皇帝在死之后都会发一份遗诏，来总结自己当皇帝期间的得失，实际上谁都知道那并不是皇帝本人亲手执笔写的，而是皇帝的亲信大臣替皇帝代笔写下来的，这样的事情在明朝和清朝非常普遍。比如顺治皇帝最著名的那个“罪己诏”。

为什么很多皇帝留下的遗诏并不是自己本人的意思呢？这里面有诸多的原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皇帝真的没有办法容忍那些责骂自己、责备自己的苛刻的话，要皇帝自我反省确实很难。还有就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这一个职位虽然前途是无可限量的，他手中所掌握的权力也是无人能比拟的，但是此职位也是一种需要艰难煎熬的事业，如果想要扬名立万同样非常困难。而且皇帝职位也是一项很孤独的工作，皇帝不可能完全相信身边任何一个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孩子和亲人，所以对于特别重大的事情尤其是继位问题，一旦皇帝自己有了决定之后，就会在自己清醒之时诏告天下，这样可以顺顺利利地完成皇权的交接，也可以稳定形势。当然这中间也不排除皇帝未昭示即崩逝了的情况出现。

当然，说康熙皇帝在自己还清醒的时候没有公布出传位的诏书，这一个说法也是立不住脚的。因为经历过二阿哥胤礽两废两立之后，立在康熙面前最突出也是最尖锐的问题就是夺嫡问题。康熙皇帝始终选不好让哪个儿子来接替皇权，这实际上给了所有成年阿哥们一个机会。作为一代明君之康熙皇帝，他绝对不会不知道这样做会出现什么后果。但是为什么康熙至死也没有亲口指定由哪个儿子来接替他的皇位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自己还没有想好到底要立哪个儿子当新一代的皇帝，或者是还没有等到他心目中可以接替自己地位的那个儿子完全调教好的时候。康熙心目中这个可以继大统的儿子还没到担当得起如此重大的责任的时候，康熙自己就已经不行了！

接下来最最关键的问题就是程序问题了，无论是皇帝在临死之前嘴里说出来大臣代写的遗诏也好，还是皇帝死了之后委托自己信任的大臣来写的遗诏也罢，都是肯定要满足两个条件的。一个条件就是，不止一个大臣在场，也就是说皇帝肯定要让这些大臣来做个证人。比如说顺治皇帝死了之后托孤给索尼时，鳌拜、遏必隆和苏克萨哈就都在场。说隆科多口述的遗诏这个条件就没有能达到，如果说当时的情况没有上书房的大臣在场，就说明隆科多当时的职位是“康熙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资格来代康熙皇帝去书写这份遗诏，最有资格的也应该是属于侍卫内大臣、英武殿大学士马奇等大学士（清初之大学士均为上书房大臣，正一品，也可称为“宰相”）。按理，无论如何也轮不到由隆科多来宣读皇上的遗诏。

另外，如果康熙皇帝在知道自己快要死之前确实留下过遗诏，快要死的时候也等不及上书房的那些大臣们来替他拟写遗诏了，也实在是一下子找不到人，而让隆科多来写遗诏的话，那么这个遗诏就有矫诏的嫌疑了。因为隆科多在康熙在世前就已经和雍正暗地里勾结上了，他们蛇鼠一窝，全朝上上下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从最后隆科多被雍正找了诸多罪名罢了官、夺了爵位之遮掩计谋看来，更是有雍正杀知情人灭口的嫌疑。

金恒源在他的文章中指出：据史料记载，康熙是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晚九点左右“驾崩”的，而在临终这一天的凌晨一至三点间“急召”胤禛。而胤禛到达畅春园之前的上午七点左右，康熙已将三阿哥、八阿哥、十三阿哥等七位皇子及隆科多急召入宫，宣布了“皇四子人品贵重……著继皇帝位”的决定。但这些都是雍正在当了皇帝七年之后，才突然举出的证据。金恒源认为，如果确实存在康熙在他去世的当天上午当众宣布“四阿哥继位”一事，以胤禛的一贯为人和即位合法性斗争的惨烈程度，胤禛断无可能把如此重要的信息拖延到七年以后再作宣布。所以，答案只有一个，“八人同受面谕”一说完全是雍正、张廷玉等人编造的伪证。

而且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这道诏书只有汉文而未见满文，且文字有涂污之处，也可见这道诏书是仓促而就的，是是非非，还是请看下文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