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青少年读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折

新的里程碑

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所带来的思想解放，人们的头脑开始进一步活跃起来，历史转折的步伐也随之加快。

对于平反冤假错案，人们的呼声越来越高。1978年下半年，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以及胡耀邦等人的推动下，党中央同意由中央组织部对薄一波等61人所谓“叛徒集团”案进行重新审查；批准在对尚未摘帽的“右派分子”全部摘帽的同时，对错划的右派予以改正。到1978年底，中央和国家机关6 000多名待分配的干部已有5 000多名得到了安置，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了领导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广大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也愈加高涨。所有这些，都为党进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准备了干部力量和群众基础。

在这段时间内，党内不少同志在树立实践标准、破除“两个凡是”的过程中，开始对我国20多年来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反思，并逐步改变了以往对于社会主义的那种粗浅的、片面的认识。很多同志通过对国外情况，特别是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情况的了解，人们开始思索我国所存在的经济技术落后与管理体制僵化的问题。在此情况下，国务院于7月至9月间召开为期两个多月的务虚会，研究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改革经济体制，变革生产关系，引进先进技术等一系列新设想被大胆地提了出来。随后召开的计划会议，又提出了经济工作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把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的科学管理轨道上来；三是从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的状态转到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进入国际市场的开放政策上来。这些带有启发性的思想，对于后来转折的实现在某种程度上作了准备和奠定了认识基础。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为期36天的工作会议。按照华国锋在开幕会上宣布的议题，会议主要讨论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讨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速度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二是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三是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

按照会议事先的安排，在讨论上述三个议题之前，先讨论一下结束全国范围的揭批“四人帮”的群众运动，从1979年起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

11月11日开始分组讨论，当天就有人提出了“天安门事件”等重大错案的平反问题。12日，陈云在东北组发言，系统地提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意见，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共鸣，从而改变了会议议程。

在与会者广泛展开讨论的情况下，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大家的强烈要求下也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25日，华国锋在会上宣布了政治局的决定：为“天安门事件”、所谓的“二月逆流”、薄一波等61人案和过去对彭德怀、陶铸、杨尚昆等同志的错误处理等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平反。这就使得两年来广大干部和群众一直强烈呼吁的几项重大问题基本得到了落实。因此，与会同志更加感到心情舒畅，从而对各项问题的讨论也更加深入，经过尖锐的思想交锋，一些曾存在模糊认识的同志也转变了思想，并作了自我批评。

根据与会者的讨论，12月13日，邓小平在闭幕会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讲话”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作了总结；批评了“两个凡是”和新的个人崇拜；提出了解放思想和打破僵化的迫切任务。这篇“讲话”，实际上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基本的指导思想。(www.xing528.com)

在经过长达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之后，从12月18日起，召开历时3天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十一届三中全会

按照华国锋的原来计划，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只是经济问题。由于在会议上邓小平和许多老同志的讲话和发言，这次会议突破原来的议题，开成了全局性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的重要会议。

这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恢复党的八大所制定的政治路线。围绕这一主题，会议对政治、经济、历史遗留问题和思想路线问题等都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相应的决策。会议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确立了邓小平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和改革开放的总方针。会议的这些成果，标志着党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这次会议的伟大功绩就在于，恢复了党的优良传统，汲取了一切过去曾经提出过的好思想，并在新的基础上加以发扬光大，从而基本上消除了已经由实践证明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十分有害的过去坚持过的“左”的指导思想及其一切表现。在这些问题上，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期间未能做到，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却做到了。因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和新的里程碑被载入党的史册。这次大会以后，党掌握了拨乱反正的主动权，因而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工作便迅速地展开。

在三中全会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遗留问题作出结论之后，根据叶剑英的建议，党又于1979年1月至4月，分两阶段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虚会，对长期以来被视为禁区，并被林彪、“四人帮”搞乱了的重大理论问题和工作重点转移后所面临的新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根据讨论中的意见，党中央继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之后，又重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出正确的阐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斗争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应该缩小，也不应该夸大”。缩小了或夸大了，都要犯严重的错误。与此同时，党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还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了进一步清理。指出，这个理论实践已经证明是错误的，所以不应当继续使用。

另外，党对社会主义时期主要矛盾和阶级斗争状况的分析也恢复到八大的正确认识，经济领域的许多理论问题也得到正名；以民主为中心的政治理论问题受到全社会的空前关注，根据新的形势作出了诸如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理论概括。更为重要的是，这期间针对一些人对“解放思想”的曲解、思想信念的动摇和企图否定党的领导等情况，邓小平于1979年3月旗帜鲜明地提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作为党的基本路线，对于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顺利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也正是在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指引和保障之下，党内外才出现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的生动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