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和社会全面调整、中共党史青少年读本

经济和社会关系的全面调整

1959年下半年，中国经济已出现了不正常状态。在农村，由高指标所引发的征购过量反过来又带来了农村经济的严重紧张，很多地方商品缺乏，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粮荒，有的地方还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在城市，因为国民经济各项比例严重失调，一方面造成了生产停滞，商品紧缺，另一方面却又导致职工人数激增，城市人口膨胀。人们买不到肉、菜、蛋，粮食也只能限量供应。

从1959年起，共和国进入三年严重困难时期。

在中南海，毛泽东同全国人民一样，把自己的口粮压缩到最低限度。对于1958年以来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大跃进”运动和日新月异的建设成就，毛泽东是抱着肯定、赞赏和爱护态度的。然而，运动中出现的浮夸和急于过渡等现象，他也深感忧虑，这时他已意识到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因此，他提出，1960年的计划要加以调整，指标应留有余地，宁可少一些。同年7月，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他又强调，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5年不变，这一思想后来反映到《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及《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等重要文件中。这种思想认识和以前相比更接近客观实际，它在解决生产队之间和社员个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上，起了重要作用。

同年9月，国家计委提出要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精神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1961年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对这八字方针正式给予确认，并将其确定为整个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1961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表明了中央要实事求是调整经济的决心。

八届九中全会后不久，中央主要领导人纷纷深入到全国各地，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

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上至领袖，下至基层干部，尽管观感不同，认识各异，但都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改的心理。正是在这一心理与思想的作用下，于是有了“七千人大会”的召开。

1962年1月11日，来自全国各地的7 000多名干部，聚集在人民大会堂，就“大跃进”以来党的工作之得失，畅所欲言。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将中央的报告直接交会议讨论，不再照本宣科，以便更充分地听取与会者的意见。

经过热烈的讨论，会议比较系统地总结了“大跃进”以来党在经济建设工作方面的基本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这些缺点错误的原因。毛泽东坦率地承担了领导责任，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从没经验到有经验，从认识的必然王国，达到认识的自由王国。只有翻过斤斗，碰了钉子，才有可能逐步地发展成为完全的认识。刘少奇讲到了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指工作错误）”，这一观点在与会者中引起很大反响。人们开始突破长期以来形成的“框框”。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会议尚不能从指导思想方面根本解决问题。(www.xing528.com)

“七千人大会”后，需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调整的意识，已经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起来。

“七千人大会”曾经认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渡过了”。但到1962年2月，人们发现当年预算竟隐藏着高达几十亿元的赤字，这又引起中央一线领导人的高度警觉。

七千人大会

2月21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主持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讨论1962年预算和经济形势问题。在会上，陈云认为，当前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因此对经济恢复的速度，要“争取快，准备慢”。他建议，把今后十年分为两个阶段，前五年为恢复阶段，后五年为发展阶段。为此，必须把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保证市场放在第一位。当前首要的任务是做坚决的调整。

“毒蛇噬臂，壮士断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在三年经济调整中，人们常常用这样两句话表示对调整所抱的决心。事实上，没有“伤筋动骨”的动作，调整不可能真正收到成效。从1961年初至1963年6月，全国共精减职工约2 000万人，减少城镇人口2 600万人。这两个数字相加略等于法国的人口，当时周恩来风趣地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可见压力是不小的。在压缩基建规模方面，投资由384亿元减少到67亿元，施工项目由82 000个减为25 000个。积累率下降了29.2个百分点。工业战线，以必要的关、停、并、转为手段，将工业总产值降低近一半，其中重工业产值下降57%。

与国民经济调整相并行，党对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政策也进行了调整。首先，对那些自1958年以来受到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干部，给予甄别和平反；其次，使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以及知识分子中长期形成的政治上的紧张关系，得到松弛。1961年7月至1962年4月，中央先后批发了“科研14条”、“高教60条”、“文艺8条”等文件，强调纠正“左”的偏向，贯彻“双百”方针。尤其是在1962年3月的广州科学工作会议上，周恩来还代表中共中央肯定了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在思想和立场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陈毅还幽默地说，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无异于授予他们最高奖赏。

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当年粮食总产量达到3 200亿斤，比上年增产250亿斤，结束了3年连续下降的状况。1962年财政收支大体持平，城乡人民碗里开始见到了肉，身上添了新衣。至1965年，整个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好转。工业内部之间的关系已经协调，工农业总产值连年增加。市场供应明显改善，财政收支达到平衡，物价稳定，市场繁荣，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就经济形势而言，1965年已成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最好时期。这一切表明，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全面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