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党史青少年读本：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

转入战略进攻

战争是变幻莫测的。到1947年7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刚刚一年，整个战局却悄悄地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

到这时，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3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下降为150万人，而且士气低落，军心涣散；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则由127万人增加为195万人，其中正规军近100万人，虽然数量不及国民党军队，但它士气高昂，并且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

战争是智慧的较量。中共中央当机立断，作出了出人意料的决策：不等到完全粉碎国民党军队的战略进攻，不等到解放军在数量上占有优势，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立刻转入全国性的反攻。

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选在了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为此，在中共中央的部署下，逐步形成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三军配合是：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趋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两翼牵制是：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

邓小平与刘伯承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以出乎敌人意料的突然行动，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战略进攻的序幕，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经过艰苦的行军和激烈的战斗，在8月末胜利到达大别山区。刘邓大军依靠人民群众，奋勇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

在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之际，由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在8月下旬渡过黄河，挺进豫西。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在9月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

至此，三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与此同时，仍在内线作战的人民解放军，也加紧发起攻击，并渐次转入反攻。

各个战场上的攻势作战，构成了人民解放军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的总形势。对此，毛泽东评价说：“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战争又是人力、物力的较量。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新形势，要求解放区普遍深入地开展土地制度改革运动。1947年7月至9月，在刘少奇主持下，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并于同年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批准公布。

《中国土地法大纲》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纲领。在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时候，它指引着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亿万农民汇入民主革命的洪流。全国土地会议以后，解放区各级党政领导机关派出大批土改工作队深入农村，发动农民，迅速形成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www.xing528.com)

在如此广阔的范围内进行土地制度改革，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一次翻天覆地的社会大变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不仅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而且在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过去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丰功伟绩。

经过土地改革运动，到1948年秋，在1亿人口的解放区消灭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广大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翻身以后，政治觉悟和组织程度空前提高。在“参军保田”的口号下，大批青壮年农民潮水般涌入人民军队。各地农民不仅将粮食、被服等送上前线，而且组成运输队、担架队、破路队等，随军担负战地勤务。他们还广泛建立与加强民兵组织，配合解放军作战，保卫解放区。人民解放战争获得了足以保证夺取胜利的取之不竭的人力、物力的源泉。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宣言，响亮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公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为了制定“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具体行动纲领，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有纲领性的文件。

十二月会议以后，中共中央集中全力研究和解决新形势下，党在土地改革、新解放城市等方面的各项具体政策和策略问题，使全党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这就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胜利，创造了最重要的条件。

战争还是民心向背的较量，得人心者昌，失人心者亡。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国民党当局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压榨和对爱国民主力量的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在1948年也陷于绝境，通货膨胀达到骇人听闻的天文数字，物价飞涨已似脱缰的野马。用当时清华大学教授吴晗的话说，是“已经到了焦头烂额、山穷水尽的局面”。国民党政府为挽救危机，在10月发行金圆券来代替原来的法币，但已经无济于事。金圆券迅速贬值，物价涨风更加剧烈，城乡劳动人民遭到洗劫，民族工商业进一步走向破产。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再也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了。

广大学生越来越把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上，因而不再提“反内战”的口号，而是在“反迫害”的口号下展开斗争。各民主党派和广大无党派民主人士日益倾向于支持人民革命，曾在一部分民主人士和中间阶层中有过影响的“中间路线”即“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迅速走向破灭。

国民党当局不断地用暴力手段对民盟等施行迫害。继李公朴、闻一多之后，著名民主人士杜斌丞又在西安被杀害。1947年10月，国民党当局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11月6日，民盟总部在上海被迫发表公告，宣布解散。1948年1月，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不接受解散民盟的决定，并恢复民盟总部。会议确认中国共产党“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表示“今后要与他们携手合作”，标志着民盟转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几乎与此同时，国民党的民主派开始实行革命的联合。1948年1月1日，举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推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坚持同共产党合作，赞成新民主主义纲领的基本原则。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等，也表示了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立场。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热烈响应。从8月开始，民主党派、民主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参与筹备召开新政协、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新中国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