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崛起过程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内侄，在元帝、成帝掌握朝政时期，王氏家族利用其外戚的独特政治地位，得到皇帝的高度信任，长期把持朝廷内外的军政大权。在这一时期，社会上各种矛盾演化得十分尖锐，民间广泛流传着“汤武革命”的传言，无论是百姓、还是在士大夫的心目中，都认为汉朝的气数将尽，整个社会又将要出现动荡，一个新的王朝即将出现。
正是在这一时期，王莽使出浑身解数，大力收买人心，从而在政坛和社会上都博得了良好的声誉。
在王氏家族中，王莽的多位堂兄多有封侯进爵者，无不过着醉生梦死、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唯独王莽是个例外。由于父亲早亡，在王氏家族中孤苦伶仃的王莽从小便无依无靠。但是他聪明伶俐，虚心地向当时的名儒巨宿学习礼法，不但拥有良好的名声，更是用自己的表现博得了王政君的青睐，在王家的众多子弟中显得卓尔不群。
他平时生活简朴，性格温顺，丝毫没有外戚贵族的骄奢习气。他的伯父王凤曾任大司马大将军，一次患病卧床，王莽亲自为其煎药熬汤，嘘寒问暖，每次喂王凤喝药，都会自己先尝过，再送到王凤嘴边，竟然连着一个多月都没有脱衣服睡觉。这让王凤十分感动，在临终前特意叮嘱妹妹王政君，千万不可以忘记关照提拔这位侄子。
王莽不仅对伯父尽孝，对母亲更是体贴入微。在王莽宴请宾客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位家臣来要王莽侍奉王老夫人服药，王莽便会撇下宾客不管，径直去后堂探望老母亲病情，亲自奉送汤药。朝廷内外，无不称赞王莽是一个大孝子。
此后，在朝野享有清誉的王莽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他在太后的帮助之下，依靠王家的雄厚势力，逐渐加官进爵，在38岁就成为西汉的大将军，并领大司马衔。此时的王莽身居高位，却没有任何的倨傲之心，相反，他的行为更加谦恭，丝毫不事张扬。
一次，王莽的母亲患病，公卿大夫都纷纷派自己的夫人前往探望。当这些衣着富贵的命妇来到王莽的府邸时，一个衣着朴素的女人出来迎接她们。开始她们还以为是王家的婢女，结果却发现，这个女人就是大司马大将军王莽的夫人。
一年河间等地爆发大规模蝗灾，许多百姓生活无继，纷纷卖儿鬻女，流离失所。王莽得知后主动捐出一百万钱、30顷土地，由大司农负责分给灾民，在他的带动之下，满朝大臣共有200多人捐田捐款，以赈济灾民。更有甚者，王莽公开反对社会上士大夫贵族蓄奴的风气，他的儿子王宇曾杀死一个奴婢，他便当即逼迫王宇自杀。他的这一系列行动，得到了朝野的一致拥护。
正当王莽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汉成帝去世，哀帝继位。随着哀帝的继位，王莽的政治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失去了掌控朝政的权力。于是王莽下野回到自己的封地。新得势的傅氏和丁氏家族掌握了权力，他们在京师中为所欲为，闹得乌烟瘴气。
王莽在自己封地的这一段时间内，仍然洁身自好，结交名士、韬光养晦、积累政治资本。他的口碑如此之好，以至于许多人都无法理解他为何要下野归田。而取王莽而代之的却是一群乌七八糟的小人，为此，许多官员都为王莽鸣不平，甚至有一部分官员为此辞官不做。
为了堵住众人之口，汉哀帝特意以服侍太皇太后的名义将王莽重新召回京城。一年后，傅太后、丁太后、汉哀帝相继去世，由于哀帝没有子嗣，因此年近七旬的王政君重新出山主持朝政，选择年仅九岁的中山王为汉平帝，将军国大权悉数交给王莽，从此王莽又重新返回了西汉的政治舞台。大权在握的他，成为了西汉王朝事实上的皇帝。
王莽本人被封为太傅之后，装病再三推辞，经过群臣多次举荐，才表示接受，为了得到功臣子孙和皇室后裔的支持，他提议加封汉初以来的功臣子孙及宣帝第四代、第五代子孙中的36人为侯，又大封数百人以贵族头衔，另外授予许多士大夫以实职。
公元元年，王莽胁迫王太后加封自己为安汉公，取得了当年周成王时期周公的权力。次年，他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汉平帝，成为皇后，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国丈。公元4年，他又强迫王太后加封自己为“宰衡、位上公”。紧接着，王莽又以“加九锡”的殊荣使自己拥有与皇帝相同的威仪。
王莽开始一步步地走向皇帝的大位，而傀儡之君汉平帝却一步步滑落到失败的深渊。王莽假借天命，征召天下饱学鸿儒之士以及吏民近五十万人汇集京师，集体上书皇太后要求重赏王莽。在这个时候，在一口井中又发现了一块大白石，上面有“安汉公王莽为皇帝”几个红字。于是王莽为“顺应天意”，理所应当地由安汉公成为“摄皇帝”，随即又成为“假皇帝”，为了让自己登基称帝的道路更加平坦，在汉平帝时候，王莽立了年仅两岁的子婴为皇帝。
在这个时候，民间出现了忠于刘氏政权的反对力量，他们不满意王莽一幕幕的闹剧，以刘崇、翟义为领袖的起义迅速爆发，起兵反抗王莽的统治，但是在王莽大军的围剿之下，起义很快失败。
此时王莽感觉到称帝的时机已经成熟，有上天眷顾的他很快又指示人伪造了他称帝的谶纬。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西汉国号为“新”，走完了篡汉的最后一步。
新朝改制失人心
在王莽篡夺政权、建立“新朝”之后，他所面对的江山却远非太平盛世。从汉武帝时期开始，西汉便在北方频繁展开对匈奴的战争，又与西方的羌族发生了大小战争数百次，同时，汉代对于中国南方和西南方的开发，也从汉武帝时期愈发加剧。这些战争虽然加强了与少数民族地区的联系，但也耗费了巨大的财力，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激增，此外对生产也形成了严重破坏。
面对这个危机四伏的烂摊子，王莽清醒地认识到，如果不大刀阔斧的实行改革，就绝对没有太平安定的可能。因此，他果断地实行新朝改制，这些改革的基础就建立在《周礼》的基础上。
王莽对于古代流传下来的六经，特别是《周礼》一书推崇备至，甚至于达到迷信的程度。在王莽看来，西汉政权之所以衰微，就是因为违背了六经所主张的礼仪制度，所以王莽处处以周公为典范，而他所主持的“改制”更是言必称《周礼》。
在改制中，最主要的两项措施，就是针对西汉社会后期的两大社会顽疾——土地和奴婢制度而进行的。针对日趋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王莽提出了“王田制”，即将天下所有的土地统称为“王田”，属于朝廷所有，严禁个人进行土地买卖；此外，如果一家的男子不到八人，而这家的田地却超过了九百亩，那么这个家庭就应当将多余的田地分配给本族或邻居中少田的人，原来没有田地的人，按照每个男丁一百亩的标准进行平均分配。
“王田制”的理论根源来自于西周的“井田制”，即周天子土地所有制，王莽想利用这样的制度来冻结地权，完成对大土地所有者的限制和对小自耕农的均田。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无异于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对于大土地所有者来说，王田制标志着无条件地剥夺他们占有的土地，这理所当然遭到他们强烈的反对，对于贫苦农民来说，王田制虽然看似合理，却缺乏实现的可能。因此王田制在实行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挠。许多执行者就在执行过程中营私舞弊，带头大搞破坏，加之制度本身不甚严密，存在许多执行上的漏洞，因此，王田制非但没有解决土地兼并问题，反而还带来了更大的社会混乱，王莽在屡遭失败之后只得下令废除。
“私属制”则是王莽试图改革奴婢问题的重大行动。其具体内容就是将民间的奴婢更名为“私属”，不允许自由买卖，以区别于朝廷的官奴。很明显，“私属制”并非真正反对奴婢的占有和使用，而是为了保持现状的稳定，避免更多的人成为士人奴婢，避免纳税人的减少而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利益。然而，奴婢问题始终与土地问题紧密结合，解决不了土地问题，奴婢问题也无从下手。奴婢的出现，是破产小农迫不得已才为之的结果，禁止私人买卖奴婢，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只好在家中坐以待毙。这项改革措施将破产农民的唯一生路堵死，自然引起了农民的反抗，而对于地主阶级来说，私属制严重地妨碍了他们的利益，自然引起了他们强烈的不满。
王莽改制的第二步是实行“五均、赊贷、六管”等经济政策。其中“五均”是动用国家行政命令，来调控商品的市场价格，具体是在都城长安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等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由他们来对商品和物价进行监督管制。如果某种商品的价格过高，他们就以平价抛售手中持有的该类商品，以平抑物价；如果商品价格过低，则依赖市场的调控作用，听凭交易者自由交易。对于谷物、布匹、丝绸等日用品，凡是滞销的，便由政府以成本价格收购。
“赊贷”中“赊”的含义是指在百姓无钱从事丧葬祭祀活动时，由政府提供一笔无息贷款；而“贷”则是指在百姓希望从事工商活动或者继续发展农业但缺少资金时，政府给予其低利息贷款。“赊贷”事务，也统一由五均官管理。
王莽又采纳大臣的建议，实行“六管”政策，即由国家对酒、盐、铁、名山大泽、“五均”、“赊贷”以及铜铁冶炼等工商业实行强制性管理。这些做法的思想根源也来源于《周礼》，目的是为了限制商人在交易过程中过度的盘剥。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不但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使物价、市场陷入更严重的混乱之中。由于缺乏严格的监督，这一经济措施一出台，私人工商业者立即与官僚相勾结，共同坑害百姓。此外，王莽在实行措施的时候用人不当，如王莽曾经任用富商张长叔、薛子仲等人担任五均官，这无异于授予他们谋取私利的权力。王莽原先指望依靠官僚去限制、打击私人工商业者，但实际上却是为虎作伥。
在王莽实行的币值改革中，他的方案简直近似于荒唐。由于他本人对于货币的作用和特性缺乏了解，因此连续多次更改币值。他不但把早已停止不用的贝壳、龟甲等物拿来充当货币，还乱定货币之间的比价，他把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分为金、银、龟、贝、钱、布等六类二十八种，造成币值严重混乱、换算繁琐，投机商人趁机在其中大谋私利，使得面值大大贬值。因此，王莽每进行一次币值改革，都会令一部分普通百姓破产，引起了物价飞涨、整个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大大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王莽还按《周礼》中的职官制度为蓝本，将全国的行政区划和所有官员的职官名称统统改掉，以至于许多人都记不清这些屡变的新名称。改制期间，王莽附加了严刑峻法，许多人都因为违反新法而获罪沦为官方奴婢，整个社会秩序因此混乱不堪。
王莽的对内改革造成了社会制度的一片混乱，而他在处理对外关系方面也同样不甚明智。为了显示新朝气象，王莽下令将周边少数民族首领早已获得的王爵一律降低为侯。另外，王莽又派出许多大臣，按地理方向分为五路出发，一面向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宣讲新朝承天命而立的谶纬及自己的威德，一面向少数民族首领收回汉朝赐予的印绶，改发新朝印绶。
由于贬低封号的做法和钦差大臣在处理问题时的傲慢态度激起了周边部落的普遍反感，因此，在新朝西北、华北、辽东边境都燃起了烽火硝烟，爆发了旷日持久的战争，王莽为了平息战乱，大量征集丁男、罪犯、奴隶入伍，充当战争的炮灰。
为了维持战争所需，王莽又下令加大税收，设立了许多新税种。甚至苛刻到全天下人都必须缴纳自己总资产的三十分之一作为军费，这次盘剥自上而下，不但普通百姓要深受其苦，就连各级官吏都难以获免，不仅要缴纳军费，还要按照各自的官阶等级保养军马。许多官宦人家甚至因此破产。此外，新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战争，造成了经济上的大衰退。
在这样的情况下，王莽的新朝非但没有给人们带来光明和希望，反而由于王田、私属等改革的失败，使得农民开始起义；五均、赊贷、六管等商业改革的失败，使得大量小工商业主也加入到起义阵营中；由于这些政策同样损害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因此这些地方实力派也站到了反王莽的队伍中；最终，新朝针对少数民族的战争，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希望通过武力推翻王莽政权，建立一个新政府。
豪杰并起风云会
曾经带给许多人巨大希望的王莽新朝，又给许多人带来了巨大的绝望。作为王莽统治基础的豪强地主，也渐渐地发现王莽并不能够代表他们的利益。王莽的新经济政策使得地主的土地被大面积剥夺，同时又允许奴婢告发主人，而旧汉王公的爵位和特权被纷纷剥夺，农民因为大面积饥荒而流离失所，王莽的统治基础就此失去。在这样的情况下，农民大起义终于爆发。
起义最初由西北边境的五原郡、代郡爆发，然后迅速地扩展到全国。在这些起义中，最主要的两支队伍是绿林军和赤眉军。公元17年，荆州地区爆发大规模饥荒，饥寒难耐的农民便成群结队地采集树皮、草根为食。在这个饥饿的人群中，新市人王匡、王凤逐渐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被人们推举为首领，他们在绿林山上举起了反对王莽的旗帜。振臂一呼，云集应响，顿时有许多人如潮水一般加入王匡的绿林军。公元21年，王莽命荆州刺史率领两万官军前去剿灭绿林军，却被早有准备的绿林军尽数歼灭，自此，绿林军军威大震。在公元22年，起义军中发生瘟疫，为了保全队伍，绿林军兵分两部，一部由王常、成丹率领，成为下江兵，另一部由王凤、王匡率领，号称新市兵，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大转战。
在同一时期，黄河流域的山东地区也爆发了大规模起义。公元18年，琅琊郡人樊崇自称“三老”，率领一批贫苦农民起义，进入泰山一带驻扎，许多生计无着的饥民纷纷加入，很快便汇集了一万多人。公元22年，樊崇击败王莽的大将景尚。王莽恼羞成怒，派遣手下大将军王匡、廉丹等率领十万大军前来剿灭起义军，为了与官军相区别，樊崇命令部下悉数将眉毛染成红色，因此他的部队也被成为赤眉军。在这场战役中，赤眉军将官军一举击溃，人数也暴增至十万之众。(www.xing528.com)
除了绿林、赤眉等军外，在当时的中华大地上，还活跃着上百支大小起义军，他们缺乏统一的指挥，目的也只是填饱肚子，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极差，如同乱麻一样，让当时的局势错综复杂。
在这样的形势下，出身世家大族的刘秀，趁机脱颖而出，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属于汉景帝一支，虽然他的身份显贵，然而传到他这一脉已经破落。王莽篡位称帝之时，刘秀还是一位少年郎，在20岁的时候，刘秀离家求学，先是在中央政府设立的太学中学习，结交了许多朋友，直到身边的盘缠用尽，他才回到南阳家乡。无奈他兄长刘縯手下的人参与了抢劫活动，刘秀也因此遭到牵连，被官府抓入牢中。
在刘秀出狱后不久，他的乡党李通、李轶找到他，同时给他看一条谶语：“刘氏当兴，李氏为辅”。于是，在和李通二人商议之后，征得大哥刘縯的支持，刘秀便纠集了一批人在新野、宛城、舂陵举兵。随后率军投奔新市兵的将领王凤，加入到王凤的起义队伍中来。
由于王莽政权已经失去存在的基础，人们便纷纷怀念已经灭亡的汉室，因此便将重建汉室作为政治目标。新市兵也希望能够推举一个刘姓宗室作为皇帝，按照血缘关系和能力推算，刘秀的大哥刘縯最具当选资格。然而出于嫉妒和恐惧心理，新市兵的将领们并不希望让一位有能力的人来当这个皇帝。最终在他们的推动下，另一位宗室——更始将军刘玄成为了新市兵推举的皇帝。
公元23年2月，绿林军在南阳城外设立坛场，立刘玄为皇帝，建立更始政权。
在更始政权被建立起来后，刘玄一面派刘秀等人起兵北伐，一面发布讨伐国贼、复兴汉室的檄文。王莽得知后大感惊恐，很快须发皆白。他一面故作平静，将头发和胡须重新染成黑色，以显示自己老当益壮，完全有能力治理国家，一面调遣全国各州郡精兵40余万，号称百万大军，围困昆阳。在这里，刘秀指挥绿林军与王莽军展开激战，上演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昆阳大捷。
王莽为了粉碎更始王朝对他的威胁，一次下了最大的赌注，不但将所有能调动的军队全部调动出来，还将所有的谋士都集中在这支部队中，更有甚者，他为了增加部队的军威，找到一个身材异常魁梧的彪形大汉——巨毋霸作为将领，此外还捕捉了大批虎、豹、大象等野兽。
只有区区9000人的更始军，面对王莽军气势汹汹的进攻，形势十分紧张。40余万官军直奔昆阳而来，把昆阳城围得水泄不通。刘秀部署不足9000人的部队死守昆阳城，自己率领十多名骑兵冒死突围出城，赶到郾城一带，希望那里的更始军能援救昆阳。可是，那里的一些农民将领一心只想自保，不愿出兵相救，刘秀通过向他们阐明利害，终于使他们认清了眼前不能自保的现实。
刘秀集中了援军，向数倍于己方的王莽军冲去，然后，他派使臣向昆阳城内的王凤守军送去书信，在信中谎称刘縯已经占领宛城，这封信又故意在途中失落，让它落到王莽军手中，这一消息使得王莽军阵法大乱。刘秀便趁此机会组织了一支突击队向王莽军中间部冲击。刹那间，王莽军乱作一团，几十万官军兵败如山倒，城内守军见状趁机出城夹攻。战场上一片混乱，王莽军四散逃命，许多人掉落到演川河中，淹死者不可计数，河水都被死人堵塞。王莽军败逃后，留下的粮草军械不计其数，更始军整整搬了一个多月才搬完。
这次大捷使得刘秀一战而成名，这也成为他日后建立霸业的起点。昆阳之战是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役，王莽所建立的新朝，也随着这场战役的失败而走向崩溃的深渊。许多原来还持观望态度的地方豪强，甚至包括王莽的拥护者，都纷纷起兵割据，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新朝便只剩下长安、洛阳两座大城还在王莽的掌握之中。
王莽的覆灭已经成为定局，然而在此时的更始政权内部，却出现了大分裂。更始帝刘玄和一部分将领，因为嫉妒刘秀兄弟二人的大功和威望，因此，便罗织罪名杀掉了刘秀之兄刘縯。
面对从天而降的噩耗，刘秀表现得十分冷静。他深知，这时他的命运还操控在刘玄等人的手中，因此报仇的机会尚未成熟。所以当他回到宛城之后，一不为兄长发丧，二不与兄长旧部往来，径直到刘玄面前请罪。只说自己的罪过，只字不提自己在昆阳一战中的功劳，这样，他便从刘玄的屠刀下侥幸逃生。后来，他被刘玄派往河北驻军，扩充势力。
刘秀到了河北一带，每到一地都以汉朝重建者的身份收揽人心，同时广泛搜寻大小官吏，举贤用能，释放囚犯，十分得人心。他就此展开中兴汉室的宏图大业。
在除掉刘秀的哥哥之后，绿林军分为两路讨伐王莽。此时的王莽，已经不复当年人心所向的局面，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于是长安城很快便为更始军队攻陷，王莽被杀，新朝宣告灭亡。
此时，更始政权迁居长安，然而更始皇帝刘玄是一个平庸之辈，他既没有远大的政治目标，也没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只知道沉湎于安乐，整日享受腐化堕落的生活。在娶得赵盟的女儿为皇后后，刘玄便昼夜与其在后宫淫乐，将军国大事完全委托给赵盟。赵盟暴戾无常，使得朝中人人自危，不敢多发一言。而带兵在外的将军则与盗匪无异，他们四处烧杀掳掠，骚扰百姓，引起百姓的极大反感。正在此时，赤眉军攻入关中。
公元25年，赤眉军以刘盆子为皇帝，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攻陷长安，更始帝和官员纷纷投降。赤眉军士兵在进入长安之后四处抢劫，无恶不作，于是百姓纷纷自发组织起来，抵制赤眉军的暴行。而赤眉军长期流动作战，对于任何城市都没有眷恋之情，于是将长安城一把火烧掉，重新开始流动作战。鉴于他们中间的大部分官兵都是山东人，因此，这支队伍被迫东撤。
.此时，在河北驻军的刘秀，已经兵强马壮，羽翼丰满，他通过与谋士的计划，部署了详尽的作战方案，对赤眉军发动了突然袭击，猝不及防的赤眉军，在与刘秀部将冯异、邓禹等鏖战数月之后，终于力不能支，8万多赤眉军余部向刘秀投降。
然而，这还只是赤眉军的一部分，作为赤眉军的另一支，还有十多万大军，在这支军队中，还有不少随行的家小，连赤眉军所拥立的小皇帝刘盆子也在其中。他们艰难地冲破了刘秀的包围，但却无力继续向前，而此刻，他们又遭遇了刘秀亲自率领的部队。
为了保全这剩下的十多万人，刘盆子只好率领赤眉军的主要骨干，肉袒自缚，来到刘秀的军营，跪在地上向刘秀和其他将领请罪，刘盆子献上了玉玺等物，刘秀深知自己还没有最后平定天下，还仍然有不少割据一方的势力需要他来征服，因此对这十余万赤眉降军如何妥善处置，对自己日后的霸业关系极大。因此，他非但没有杀害任何降军，还对其领袖做出妥善安置，将他们安置在洛阳，赐以田宅，既起到安抚作用，又便于控制这些人，士兵则让他们返回家园。
光武中兴成大统
公元25年，刘秀在洛阳称帝，建立东汉政权，是为汉光武帝。此时，国内还存在着许多割据势力，如果要一一平定，重新统一中国，还有一定难度。
对于赤眉军，刘秀了接纳他们的投降，以安抚为主的办法解决。对于那些拥兵割据的地方势力，刘秀采取了各个击破，软硬结合的手法。这些割据势力，较为强大的有刘永、彭宠、秦丰、卢芳、隗嚣、公孙述、田戎等人。
刘秀决定，先解决东面的割据势力，因为西面的威胁要小一些，而东面的刘永威胁更大。在这个战略方针确定之后，刘秀派遣大将盖延率领大军前去攻打刘永所占据的睢阳城。最后，雎阳城中粮尽食绝，迫使刘永无法坚守，在出城突围的时候被杀，他手下的将领张步等人也相继被消灭。刘永势力的消亡，对于刘秀巩固关东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随后，四方捷报频传，南方的秦丰、河北的彭宠相继被消灭，整个中原地区基本被刘秀所控制。
比较难对付的是巴蜀的公孙述和西北的隗嚣。一开始，刘秀采取了劝降公孙述，讨伐隗嚣的战略方针，以分化瓦解二人的战略联盟。刘秀因此亲自修书数封给公孙述，但公孙述坚持不降。于是刘秀便集中力量攻打隗嚣，在付出了巨大代价之后，隗嚣终于被刘秀消灭。
在攻灭隗嚣之后，刘秀便集中了全部兵力对公孙述发起了总攻。公孙述此时已经自立为帝，并认为自己是按照谶语上的说法，秉承天命，因此他并不把刘秀的军队放在眼中。刘秀在平定隗嚣之后，不再对公孙述劝降，而是派遣吴汉等将领率大军攻打成都，公孙述亲自统兵上阵，却在乱军之中被杀，于是巴蜀一带终于平定。
远在边陲的卢芳，虽然无法对刘秀构成直接威胁，但考虑到国家的统一，刘秀仍然坚决主张讨伐。而卢芳在边陲地区与匈奴勾结，反复在匈奴与刘秀之间摇摆，后来终于倒向了匈奴。
在刘秀各个击破的策略下，各地割据势力被其一一扫平，汉朝又重新归于一统。一个承袭了西汉血统的新王朝，建立在中国大地上。
在平定了四方之后，光武帝对跟随他打天下的那些功臣们的处置，既着眼于强化中央集权，又对他们采取立刻尽可能照顾的政策。由于刘秀自己是武人出身，并在马背上夺得天下，因此他对那些功臣在战争结束后加以防范，防止他们居功弄权。加之这些功臣大多数是武将，对于新王朝的典章制度并不熟悉，靠他们对国家进行治理也行不通。因此刘秀采取了一套“退功臣，进文吏”的方针。
这套方针的具体内容是：尊重这些功臣武将的社会地位，但却不给他们在政治上的事权。同时，刘秀对那些隐居山林，不为王莽征召的士大夫很重视。他们认为这些人既懂治理国家，又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多方访求，重礼征聘。类似于卓茂、伏湛等名儒，刘秀都将他们征召入朝。
为了使那些有大功于国的功臣能服从自己的意志，刘秀一再对他们灌输“功成身退”的思想。一方面，绝对不让他们有机会染指政治，另一方面，刘秀在待遇方面给予他们极高的地位，让他们能够安享晚年。
在刘秀称帝的第二年，他就开始对一些功臣进行封赏，在封侯的同时，刘秀还告诫他们：“人心贵在知足，你们不可忘记国家法度，要保持过去的功劳，小心做人，不可大意。”而对于他们对于封地的要求，刘秀总是尽量满足。
建武十三年，刘秀在平定了公孙述势力后，对在战争中的有功之臣大加封赏，做到人人满意，皆大欢喜。同时，为了保持政策和政务连续性，他保留了一部分较有才能的旧臣参与朝政，并对青年官员进行培养，在这批青年官员成熟之后，取代旧臣的位置。
那些功臣告退之后，刘秀一面注意节制他们，以至于没有任何人居功枉法；另一方面，刘秀也始终没有忘记他们的功劳。在这一方面，刘秀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这一极为稳妥的方针政策既保证了东汉皇权的巩固，将功臣干政的不良后果防患于未然，又从根本上爱护功臣，使他们能够较好地保全功名，保持晚节。
为了巩固东汉政权，恢复农村秩序，刘秀在公元39年下令实行“度田”，即清查、丈量全国的土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核实田赋的征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自公元26年到38年，光武帝刘秀连续颁布释放奴婢和禁止伤害奴婢的旨意。这些旨意的实行，将许多在地方豪强控制下的人口解放出来，使得大批奴婢解除了人身束缚，重新回到土地上，成为国家的纳税人。除了关注土地和奴婢方面的问题外，刘秀还采取了安定社会、加强中央皇权的一系列措施，如加强对官吏的法律监察制度，限制外戚的权力，削弱三公的职权，提高尚书令的权力以平衡大臣之间权力的等等。在光武帝刘秀的辛苦经营之下，东汉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安定，史称“光武中兴”。一个统一而又强盛的新王朝又重新地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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