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学发展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实验生物学的兴起,国际上一些学者将生物学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年王文采在北京师范大学时,动物学家秉志来校作报告,即聆听其讲述生物学发展三个阶段理论。此后,中国科学几乎与世隔绝,改革开放,打开国门,进入80年代,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重新审视生物学发展,再次提出三个阶段。1981年中国植物学会在广州召开扩大理事会,为1983年庆祝植物学会成立50周年的太原大会做准备。会议邀请了许多老先生参加。王文采也参加是会,因为其为学会理事。会议第一天,理事长汤佩松先生作了重要报告,他说:西方生物学的发展有明显的阶段区别,以形态描述为主的研究工作,属于第一阶段,描述阶段的曲线从高峰下落,逐渐进入实验阶段,实验阶段的曲线升到高峰后,又开始下落,在50年代进入了分子生物学阶段。三个阶段的曲线一个接一个展开,区分明显。但生物学在中国的发展,划分起来就不很明显,因为中国的研究在20年代才开始,落后于西方国家,上述各领域的研究差不多在同时进行,几个曲线近于相互重叠。汤佩松报告让王文采感触甚深。
图7-3 1981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国植物学会扩大理事会合影(为1983年的中国植物学会50周年会议作准备。此为与会人员合影。一排右起:仲崇信、杨衔晋、孙祥钟、汪振儒、钟济新、俞德浚、汤佩松、蒋英、陈封怀、吴征镒、胡秀英、周宗璜、盛成桂;二排朱明华、李久佃、张宏达、陈机、陆时万、王日玮、郑国錩、郑学经、林英、周以良、周光裕、闻洪汉;三排傅立国、李永康、李丙贵、朱澂、金鸿志、姜恕、冉宗植、鲁英、高谦、郝水、高信曾、傅沛珍、郭本兆;四排汪桂芳、常怀礼、黎盛臣、纪茹穆图、卓仁松、杜亦斌、张问松、周培之、王文采、陈介;五排祁国山、夏秀文、丁保章、张文须、丁葆祖、李长复、王志英、万子美、何绍颐、李超英、某司机、徐朗然。王文采提供)(www.xing528.com)
中国植物学在调查采集阶段,主要有静生生物调查所蔡希陶、王启无、俞德浚、冯国楣等在云南采集;北平研究院王作宾、傅坤俊在西北采集;华南植物所侯宽昭、陈少卿、黄志、曾怀德在华南、海南岛采集。还有一些采集学家,在全国各地采集标本。这是奠基性的工作,没有标本就无法进行研究。中国植物学的描述工作,就是本书前所介绍的《中国植物科属检索表》、《中国主要植物图说》、《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植物志》等的编写出版,这些工作,中科院植物所在全国起了带头作用。接下来就是实验方面,也是中科院植物所在带头,洪德元先生创建系统进化实验室,做形态、胚胎、孢粉、分子系统学等方面的研究,并培养了这方面的人才。
植物分类学说的开山鼻祖是瑞典的林奈,1753年其出版《植物种志》,当时,他掌握的世界标本只有1万多号。该书记载7千多种,这是第一部世界植物志。中国在1916年,钱崇澍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开始在大学教授植物学,才开始有植物学;1922年胡先骕成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之植物部,建立标本馆、图书馆,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才开始起步,此与西方落后有二三百年。所以秉志、汤佩松说中国生物学是调查采集、描述、实验及现在的分子,这四个阶段几乎是在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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