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植物分类学现状及前景展望

在《中国植物志》编纂即将结束之时，中国植物分类学却开始萎缩。王文采在2002年以后的三年中，曾往国内几个研究所作访问，看标本，所闻所见，有些情况令其感到不安。他说：

在1974年，我为中国毛茛科志的编写第一次访问西北植物所，到该所标本馆看标本，见到了我所敬仰的王作宾、傅坤俊两位老先生，看见他们和其他同事们正在努力地进行《秦岭植物志》数卷的编写，可以说是热火朝天，气氛既紧张又热烈。这次时隔30年，在2002年5月，我第二次去访问，王作宾、张珍万两先生已于多年前过世，傅老已进入耄耋之年，研究所也已改隶当地的农业大学，研究人员和经费都比以前减少了，情况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2004年秋，我访问江苏植物所，看到了与西北植物所相似的情况。该所前身为解放前的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是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的重要中心之一。为了编写中国毛茛科志和苦苣苔科志，我在1961年、1974年和1980年三次到该所看标本，那时有马鞭草科专家裴鉴先生、伞形科专家单人骅先生、十字花科专家周太炎先生，我看到该所老、中、青多数研究人员进行着各有关专科的研究，每年有大量研究成果发表。这次去时，也如同在西北植物所所见相同，我所认识的同行们都退休了，这三位老专家也已先后过世了，而现在的研究人员也是相当少了。

在这三年出差访问，以及在北京和一些兄弟所分类学工作者和一些大学教授分类学的朋友们交谈或通信中，了解到他们申请课题困难，缺乏资金支持，不能开展研究工作。还了解到大学生物系中，分类学教学内容有逐年减少的趋势。上述这些情况使我感到我国的植物分类学研究正陷入低谷，因此感到不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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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2　晚年王文采（胡宗刚摄于2012年春）

王文采曾多次谈到，《中国植物志》完成之后，由于种种原因，仍然需要隔一段时间，对一些科、属，进行一次修订，以便澄清某些分类学混淆或对过时的分类系统进行修改，对于整个植物志更是这样。由于采集工作的深入，发现了新记录的种类，或由于分类学工作的深入，某些分类学混淆得到澄清，或一些种植物的拉丁学名或分类学等级发生变化等，都需要间隔一定时间之后进行修订。这些修订工作对于植物学教学、农、林、医药等方面鉴定植物都很重要，对于植物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也很重要，因为在进行任何分支学科研究时，对所研究的植物的拉丁学名首先要有正确鉴定。根据上述情况可见，绝大多数的科、属，以及全国和各省区的植物志都需要有一定人力承担起这类修订工作。在这方面，《浙江植物志》修订再版，让王文采高兴地看到了一个范例。浙江省的《浙江植物志》在1993年出版第一版，时隔11年，由郑朝宗主持该省的植物区系工作，主编《浙江种子植物检索鉴定手册》一书，在2005年出版了。此书的作者们在近10年的时间中，根据严谨的鉴定工作和近年分类学研究工作的成果，修改了《浙江植物志》中305种植物的错误鉴定，并发现了不少浙江新记录植物，使过去《浙江植物志》收载该省种子植物182科1256属3304种，增加到184科1344属3814种，增加了2科88属420种。此书通过作者们的积极努力，进一步揭示了浙江省植物区系的丰富和复杂，对浙江以及华东植物区系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再者，此书实际上是《浙江植物志》的第二版，但不像《浙江植物志》那样再出版七大卷，而是用检索表的方式，以一册出版，这样做，既可以节省篇幅，同时携带方便，有利于野外工作。此书这种编著方式，值得借鉴。

王文采从《浙江植物志》看到希望，他希望全国植物志和各地方植物志都能像浙江同行们这样工作，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则不会停滞，方能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