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采私人访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植物博物馆并与馆长合影

离休之后，王文采获得多次出国之机会，其研究视野还从中国扩大到全球。1989年王文采幼女王卉，在瑞典乌普萨拉进修。在学习之余，她直接到乌普萨拉大学植物博物馆，希望能为其父联系到来此研究之机会。该馆馆长R．Moberg，是位真菌学家，对高等植物分类学家王文采其人完全不知。但该所桔梗科专家M．Thulin，正从事非洲索马里植物志撰写，对毛茛科专家王文采有所了解；同时，他还知道其所在博物馆之老馆长H．Smith，在1922年、1932年去过中国山西省、四川西部之康定、松潘、九寨沟一带，采过两次标本，得2万余份，其中不少仍未鉴定，就对馆长R．Moberg建议，说有一位中国专家来帮助鉴定，是件好事。于是R．Moberg予以同意，即向在斯特哥尔摩的协会写信，申请为期三个月的访问研究经费2万克拉，获得批准，随即向王文采发出邀请。其时，中国公民办理出境手续还甚繁琐，植物所分类室主任陈心启不仅同意，还热心帮助办理相关手续，王文采遂于1990年9月初，远赴北欧之乌普萨拉。

这是王文采第一次出国访问，其之到来何其之晚。早在1949年，王文采在北京师范大学任助教时，即萌发出国向往。入植物所后，在与资本主义国家断绝来往下，仍还有一些机会，即赴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已决定赴民主德国进修，王文采因母亲生病而未成行。其实还有两次出国机会，只是最后没有得到批准而未实现。当时人事工作，非常保密，王文采本人也有不知。一次是在1956年，中科院首次选派人员赴苏联留学，王文采被植物所列为候选人，只是在最后审查时，认为其斗争性不强而落选；第二次是在1960年，中科院派遣实习生赴苏联，植物所又将王文采列入计划，云“赴苏进修伞形科等植物分类学，期限二年，进修单位是苏联列宁格勒柯马洛夫植物研究所，拟于第四季度出国”，并将王文采的人事材料报送到中科院，最终还是没有成行。至于其中原因，是中科院没有批准这项计划，还是植物所又有改变，不得而知。其后，王文采研究事业日渐展开，日益感到出国访学之必要，前已屡述，兹不赘言。1978年实现改革开放，与国外交流日益频繁，中科院植物所人员出国已是常态，但对王文采而言，仅1979年获往英国邱皇家植物园作短期访问机会，还因有其他事务，未能成行。错过此次机会，便不再有，也甚为奇怪。以王文采在学界之地位，何竟如此，让人匪夷所思。最后机会重来之时，已是离休之人，且由其幼女代为联系，属于私人访问。即便如此，也从未见过王文采有所抱怨，可见其修养非常人可比。

1990年9月7日，王文采自北京飞抵斯德哥尔摩机场，再乘汽车至乌普萨拉，住在幼女家中。8日为星期天，幼女带他浏览了乌普萨拉全城，并到大学植物博物馆。王文采说：乌普萨拉是大分类学家林奈的故乡，城市不大，人口不多，街巷到处是鲜花，很是美丽。林奈是植物分类学之祖师爷，王文采到此有朝圣之虔诚。

图6－1　1999年7月，王文采与幼女王卉在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显花植物研究所合影（王文采提供）

乌普萨拉大学历史悠久，建校已有500多年，大学植物标本馆历史也很悠久，林奈的学生C．P．Thunberg的标本全部收藏在这里，也就是说他在1784年出版的Flora Japonica一书中描述的日本植物新种的模式标本都收藏在此。所以，多年来不少日本分类学家先后来这里访问。该馆与中国也有一定的关系，前馆长H．Smith博士在1921年、1924年、1934年三次到中国，在河北、山西、四川西部和云南等地进行了深入采集，采到近2万号标本，多数标本，由不少欧洲分类学家研究，其中H．Handel－Mazzetti研究最多，根据他的标本，发现了不少新种及一些新属，如伞形科的细裂芹属Harrysmithia Wolff，新种如黑柴胡Bupleurum smithii Wolff，毛茛科的山西乌头Aconitum smithii Hand．－Mazz．等。

第二天早晨8时不到，王文采便到植物博物馆。馆长R．Moberg已到馆上班。见面互致问候后，即带王文采参观植物标本馆。王文采说：

图6－2　1991年7月，王文采访问瑞典乌普萨拉大学植物博物馆时与馆长R．Moberg博士在标本馆中合影（图上的11个标本柜中存放的是C．F．Thunberg所采植物标本。柜上3尊塑像：中央为C．Linnaeus，左为E．M．Fries（真菌专家）、右为G．Wallenberg；柜前塑像为C．P．Thunberg。王文采提供）

标本馆共有二层，约有二百余万份，一层藏世界各国的标本，二层藏瑞典本国的标本，北端是一个大厅，藏菊科等科标本，以及副号标本，中央有个弧形小讲台，有8柜Thunberg的标本，柜上有C．林奈等三位植物学家的塑像，讲台中央有Thunberg的半身塑像。Moberg馆长带我走到藏有副份标本的一个大柜前停下，他打开柜门对我说，这些就是H．Smith标本的副份标本。接着又说，可以送一份给中科院植物所。对于他赠送标本，我完全没有想到，听后一方面感到突然，一方面大喜过望，马上连声表示感谢。因此，在此工作的第一周，就是挑出副份标本，共有3 400多份。Moberg馆长十分友好，将这些标本装入十余箱，于当年的11月就寄到我们所的标本馆。接下来，我了解到H．Smith采的标本中，紫草科标本尚未鉴定，就进行这一科的研究。在第二周里，我鉴定完毕，并发现了分布四川松潘的附地菜属一新种，命名为Trigonotis smithii W．T．Wang。^[2]

在9月下旬，M．Thulin及乌普萨拉大学植物研究所等5位研究人员，到乌普萨拉东北部海滨考察，邀王文采同去。波罗的海之滨，海水平静，如同湖面，到处是芦苇Phragmites communis群落，在海岸林边草地上有梅花草Parnassia palustris，藜Chenopodium album，铃兰Convallaria majalis，这些植物在北京低山或平原都有分布。海边杂木林中树种不多，其中最高大的树是木樨科梣属（Fraxinus）之一种，Thulin说这片森林年龄才一万余年。(www.xing528.com)

图6－3　1990年11月，王文采与瑞典自然历史博物馆孢粉研究所所长S．Nilsson合影（王文采提供）

王文采在乌普萨拉大学植物博物馆工作虽仅有三个月，但幼女预计留其在瑞典居住一年，在其来瑞典不久，幼女还为其联系了斯德哥尔摩的显花植物研究所、隆德的隆德大学植物研究所和哥德堡的哥德堡植物园。12月，王文采在乌普萨拉工作结束，即到此三地的植物标本馆研究毛茛科标本，并分别在三地植物标本馆作了题为“东亚植物区系中的一些分布式样和迁移路线”的学术报告。报告根据对毛茛科、紫草科、荨麻科，以及其他92科植物的地理分布的分析，区分出7种分布式样，以及3条源于我国西南部的迁移路线：第一条自西南向东北到达我国东北或西伯利亚，第二条由西南向东到达日本，第三条由西南向西到达喜马拉雅山区。此外并根据我国西南部植物区系的复杂和各条迁移路线自西南一带作辐射状扩展的现象，提出一新论断：云贵高原一带可能是在白垩纪被子植物在赤道地区起源后向北半球扩展到云贵高原时形成的一个重要发展中心。

图6－4　1990年12月，王文采参观瑞典哥德堡植物园（王文采提供）

第二年，王文采访问了西欧三国，6月依旧回到瑞典女儿家，住至9月，届满一年为止。在8月中旬暑假中，Thulin又和其他9位同事到瑞典中部低山云杉林区考察三天，他邀请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G．Gilbert和王文采一同参加。这是王文采一生之中，最后一次野外考察。

他们一行11人乘车前往，将要到达云杉林区时，当地一位药学博士作为向导也加入其中。林区为丘陵地带，汽车在柏油公路穿行，遇见小山便下车考察，每天可爬三个小山头。瑞典同事和Gilbert都带着瑞典植物检索表和笔记本，随时观察、随时记录。只有王文采一人采集标本，晚饭后，即为整理，Thulin等前来帮忙，并鉴定出学名。这一带云杉属树种，以及桦木科、杨柳科树种，灌木的茶藨属Ribes都是欧洲的种类，但蔷薇科悬钩子属Rubus中的北悬钩子R．arcticus，覆盆子R．idaeus，杜鹃花科的越橘属Vaccinium的越橘V．vitis－idaea，笃斯越橘V．uliginosum也分布于西伯利亚和中国东北，据此，王文采认为北欧植物区系与亚洲北部的植物区系有极密切的亲缘关系。由此也说明，俄国植物地理学家E．V．Wolf在他的巨著《历史植物地理学》的世界植物区系区划中，将欧洲—西伯利亚区作为14个区中的一区是有道理的。

三天考察结束，在返程中，出云杉区来到那位药学博士在公路边的住宅，大家随他一起下车，参观他的小植物园。园子不大，但栽培的种类却不少，且正是百花齐放的时候，五彩缤纷，很是美丽。在他小楼大门两侧，王文采看见各有一列各种颜色的欧洲毛茛科高翠雀花Delphinium elatum的几个品种，植株高近2米，在东侧一列高约1．8米的植物中，有一株是我国云南、四川特产的开紫花的偏翅唐松草Thalictrum delavayi，这位博士不认识这种植物，王文采便将拉丁学名写给他。

这次考察，共到9个小山头，王文采从瑞典专家那里认识了不少瑞典植物，对瑞典植物区系有了初步了解，收获甚为丰富。此外，他还有机会欣赏到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美丽风光，了解到瑞典山区农民的幸福生活，这是另一种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