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助推中外学术交流

邓小平倡导改革开放国策渐为实行之后，促进国家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发展，促进国家对科学事业投入增大，也促进与世界各国，在各领域交往日渐密切。在植物学研究领域，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美国植物学家高尔斯敦首先来访，他回国后在有关刊物上发表了介绍中国植物学界情况的文章。接着美国密苏里植物园园长P．H．Raven来华访问，随后中科院植物所时任所长汤佩松率中国植物学代表团回访。在汤佩松一行访美成员中，有植物分类学家俞德浚、吴征镒，他们与Raven就合作编写《中国植物志》英文版进行了初步讨论。此后学术交往频繁，王文采也有机会在北京多次接待神交已久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Lauener和日本神户大学田村道夫。尤其是1988年中美正式合作编辑出版Flora of China，联合成立编委会，各卷开始编写，在此后20多年里，担任中文版《中国植物志》各科编纂者，多数参与Flora of China相应各科之编纂，并获得到国外查阅标本，与国外学者合作交流之机会。该项目组织实施，大大促进中国植物分类学整体水平。王文采率领弟子李良千、李振宇、傅德志参与其中之毛茛科、苦苣苔科编写。

学术交流，对于提高学术水平至关重要。中国现代科学之建立，即是第一代学子远赴科学先进国家求学，学成之后回国才建立起来。改革开放之前，闭关自守，与西方国家学术交往几乎中断。植物分类研究需要阅读历史文献、需要了解最新研究成果、需要借阅标本，均无从满足，致使其时之研究大受影响。王文采对此深有体会：

以我的亲身经历，可以体会到与国外学术交流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不同。在1962年编写中国毛茛科乌头属志的初稿时，爱丁堡植物园L．A．Lauener发表了一篇关于西藏乌头属的文章。文中描述了10几个新种，我看过此文后，到我们标本馆翻阅标本，了解到我们没有这些种的标本。这时，我只好通过领导批准给Lauener写信，提出借用模式标本的请求。他在回信答复说，他们植物园与我们植物所没有借用标本的关系，模式标本不能借出，但他将10余张模式标本照片寄赠，对我的工作有很大帮助。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大有改变，现在植物所标本馆与世界多数标本馆建立了联系，借用模式标本等，都比较容易办到。我最近还有一个经历，1996年我决定进行毛茛科铁线莲属的研究，以及此属的全面修订工作。我借到美国与史密斯研究所南美苦苣苔科专家L．E．Skog博士进行英文版中国苦苣苔科志的定稿工作之便，到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研究该馆收藏的世界各大洲的铁线莲属植物标本，并挑出近400张标本借用。在当年冬季，这些标本就寄到植物所标本馆，至今超过10年，尚未归还。2007年5月下旬，哈佛大学植物标本馆馆长D．E．Boufford博士来植物所，我见到他时，对长期借用标本未还表示歉意。但他极为友好地回答说，标本尽管用，如还需要其他标本，包括模式标本，只要写信告知，他即将标本寄来。他的好意，使我深为感动。就是有这样良好的学术交流机制，我从1996年到2001年先后在欧美10余个标本馆研究了铁线莲属全部种类的标本，完成并发表了此属修订的大部分工作，提出了此属的新分类系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这些工作是不可能完成的。^[23]

在王文采看来，中国植物分类学不仅仅研究中国植物，探明国产种类；还应具有科学探索精神，将眼光扩大到全球，揭开生物进化之奥秘，不断修订前人的分类系统，并作出新的分类系统。只有这样，才能赢得国际地位。开展这些世界性研究，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文献，一是标本。在此两方面中国与欧美相比尚有不少距离。以中国植物学研究重镇，王文采所在单位中科院植物所而言，其图书馆缺乏不少植物分类方面的著作和学报，有些学报虽有，但不齐全，要想补齐，搜集完备，是要花费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在开始一个类群的研究时，首先要搜集文献，如文献不全，研究工作的进度就会受到影响。改革开放后，可以到国外大标本馆的图书馆去查找文献，或托外国同行帮助复印等，这样，就可以克服一些阻碍。在标本方面，植物所标本馆在数量等方面，仍有差距。在地域方面则更大，其收藏多是中国植物标本，国外标本方面，只有少量欧洲和美国的标本，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标本则甚少或缺乏。洪德元于2006年初在《植物分类学报》撰文，介绍由邱园豆科专家编著的新书《世界豆科植物》说，此书作者研究了邱园标本馆收藏的72万多号豆科植物标本。王文采看过此文后，曾去找植物所标本馆馆长李良千，询问植物所标本馆豆科标本收藏情况，回答是“12、3万号”。也就是说与邱园的豆科标本相差近6倍之多，这是一个不小的差距。研究一个植物类群，应对这个类群分布区中的所有种类的标本进行研究，如有可能到野外看到活植物最好，然后才有可能对这个类群中植物的亲缘关系、系统发育等情况有所了解。此前之秦仁昌发表蕨类分类系统，钟补求发表玄参科马先蒿属分类系统，都曾对国内外有关植物类群的大量标本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是说，即使秦仁昌、钟补求有很高学术水平，如果不出访国外大标本馆，只在植物所标本馆工作，只能看到有关类群的中国植物标本；那么，他们就不可能取得世界性的成绩。在中国植物学开始创建之时，其领袖人物如胡先骕、秦仁昌将此学科本土化，已具有开阔的视野，遗憾的是他们所作之努力后被中断。王文采承接薪火，为之践行，为中国植物分类学步入国际再作努力。

在与国外学者交流之中，王文采与英国之Lauener结下深厚友谊，在与笔者多次口述中谈到这位好友，高度赞扬他的友好，及对中国植物分类学的贡献，此再引述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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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4　1985年，王文采与Lauener在植物所标本馆（王文采提供）

要感谢改革开放所实施的新政策。在1980年5月初，访华团来到北京，并来植物所访问，汤佩松所长接待了他们，我带他到标本馆看了一些毛茛科标本。在访问结束时，在植物所大门握手告别，两人同时都说为能首次见面感到高兴。那次见面以后，我需要参考模式问题和查找文献等问题，写信向他提出，他接到信后，总是立即将标本寄来，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很大支持。这种关系也为同事们知道，大约在1982年～1983年间，我们分类室汤彦承先生想参考由法国学者H．Lveill描述的一个旌节花属Stachyurus新种的模式标本（20世纪初数位在贵州的法国传教士于当地采集的大量标本，归法国传教士Lveill研究，Lveill过世后，这些标本被爱丁堡植物园购得），托我向Lauener要一张照片。我发出信后约20天后，模式标本的胶卷底片就寄来了，汤先生拿到底片时，连声说道“真快”。又过了不久，我收到华南农业大学，夹竹桃科和萝藦科专家蒋英先生来信，说他知道我与Lauener先生熟悉，他正在承担《中国植物志》大戟科的编写任务，需要Lveill研究过的贵州大戟科全部植物标本的照片，作为编志的重要参考资料，希望我给予协助。我给Lauener的信发出后大约经过一个月，100多张的贵州大戟科植物标本照片的胶卷底片就寄来了，我收到后立即将底片寄给蒋老。蒋老收到后非常高兴，他在回信中说我为大戟科志的编写立了一大功。其实，是遇到了Lauener这位善良、乐于助人的学者。蒋老后来告诉我，用那批胶卷的底片，华南农业大学冲洗了一套照片，又转给华南植物所标本馆，也冲洗了一套。Lauener先生1985年再次来北京，到植物所访问，这次是我和李振宇、傅德志、李良千一同接待了他。Lauener从1960年起到1988年左右，整理了Lveill研究过的双子叶植物全部标本，进行了深入的修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澄清了不少分类学问题，在此项工作中，他与我国不少专家进行过联系，也成了一位研究中国植物区系的专家。^[24]

图5－15　1985年9月，王文采与诸弟子陪同Lauener参观北京植物园（左起李振宇、傅德志、Lauener、王文采、李良千。王文采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