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采与同庚三门生合影及其师生关系

青年时代之王文采，即协助老先生带学生，其时只能算是小先生。步入中年之后，得其指导者甚多，那也只是同事之间的帮助，没有明确师生关系。“文化大革命”之后，研究人才已出现断代，需才孔急；但王文采经历“文革”之后，心情不好，已不愿带学生，但迫于领导安排，只好被动接受。其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心情好转，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制度恢复，则愿为中国植物分类学薪火相传，贡献其力。但在其后20多年中，登门入室之弟子并不多，主要有李良千、李振宇、傅德志三位。他们同生于1952年，但入室时期、方式各不相同，此分别记之。

图5－10　2009年，王文采与同庚三门生合影（左起王文采、李良千、李振宇、傅德志，李良千提供）

1．李良千

李良千，广东平远人，1972年9月入广州中山大学，受业于植物学家张宏达。1976年2月毕业，分配至中科院植物所。起先分配在应俊生之植物地理组，旋经分类室负责人路安民安排，转投王文采门下。此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停止，王文采心情不好，无心带学生，但又推卸不掉，只好勉强接受。其后，李良千之工作，还是得到其赞赏，其云：

李良千先生的特长是不畏艰难，很能吃苦，组织野外考察和采集标本是他的强项。刚到植物所工作的当年，他就参加了中科院组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队，在野外大半年，在生态室陈伟烈先生指导下采集了大量植物标本。过去植物所标本馆馆藏西藏标本很少，他们的野外采集对编写《西藏植物志》立了大功。随后，1981年～1983年，李良千连续三年参加了横断山地区的野外考察。“七五”期间至90年代初，李良千与傅德志、李振宇和覃海宁一起，参加了路安民等先生主持的中科院重点研究项目：“中国生物资源调查及评价”，先后到湘黔川鄂接壤的武陵山地区、滇黔桂接壤的红水河上游地区、广西九万山区、湖南壶瓶山区以及福建龙栖山区等地进行大规模的野外考察和标本采集，收获很大。毛茛科出版后，80年代中期，我安排李良千编写《横断山区维管植物》毛茛科的大部分属，其中有许多属种类较多，变异也很复杂，这项工作他完成得很好。我编写《中国植物志》毛茛科出版后，1988年中美合作编写英文版中国植物志，我、傅德志、李良千负责英文版毛茛科，我和李振宇负责英文版的苦苣苔科。李良千担任乌头属，这个属种类很多，也是一个很困难的属，当时他还担任采集任务。此后，《云南植物志》毛茛科也是我与李良千一起完成。^[15]

李良千对于其跟随王文采，则有这样一段回忆：

在我第一次承担植物志书编研时，有一天王先生突然对我说：明天到标本馆六楼看你鉴定的标本。我当时有点紧张，害怕标本被鉴定错误。第二天一上班，我将所有鉴定的标本搬到六楼阅读走廊，并按属排好，然后到二楼去请王先生。在检查之中，除了几张标本的鉴定还有些问题外，绝大部分属于正确。王先生还发现我对许多标本，特别是一些变异复杂的类群，都进行了花的解剖，予以称赞。此后经常向王先生请教分类学的问题，发现王先生对文献和所研究的类群相当熟悉。他告诉我们：从事分类学研究，一是文献，二是标本，两者缺一不可。他还说，要多研究标本，标本是不会对你有意见的，只有你对标本有意见……。这些教诲使我终身受益。^[16]

图5－11　2010年，李良千在青藏高原考察（李良千提供）

其后，李良千一度任植物研究所科研计划财务处处长几年，在此行政职位上，耽误不少研究工作，王文采为之惋惜，并将其与当年秦仁昌任植物分类室主任相比，说秦仁昌担任行政职务丝毫没有影响业务工作。其实，时代之不同，为官方式也不尽相同，此中变化，远非一两语可以陈述清楚，归为惋惜而已。好在不久之后，李良千改任植物标本馆馆长。标本馆在其主持期间，实现数字化管理，硬件大幅提升，可谓达到国际水平，这让王文采感到欣慰。但王文采并不满足于此，他曾反复说中国植物分类学起步很晚，到现在还不到一百年，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是国内最大标本馆，标本藏量也只有200万号。真正国际水准之植物标本馆，其标本藏量在500万号以上，且标本产地来自世界各地。王文采以铁线莲属标本为例说，中国标本馆主要是中国标本，要研究一个属的系统发育，亲缘关系，仅靠中国标本远远不够，尤其是分布广的属。目前在中国的标本馆就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非得到国外去看标本不可。植物所标本馆要达到国际水平，便要收藏全球标本。因此当李良千任馆长后，王文采根据标本馆标本收藏情况，特向他提出，希望通过交换，得到澳洲、非洲、南美洲的标本，向国际水平迈进。

李良千在馆长任职八年期间，遵从先生教诲，在增加国内标本的同时，切实多方搜集国外标本。与美国密苏里植物园标本馆、俄罗斯柯玛洛夫研究所标本馆以及匈牙利、澳大利亚等国家十余个机构新签署合作协议书，建立标本交换关系。他还曾亲自带队到越南北部、澳大利亚西部、南非南部之肯尼亚等国家进行野外考察和标本采集，获得一批批珍贵标本，填补标本馆空缺。但与国际水准，尚有距离，这是一项长期不懈之工作，尚待后任者努力。

2．李振宇

李振宇原为福建省建宁县农机厂一名青年工人，由于对植物有特殊兴趣，知悉《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已出版，乃与王文采联系购置，时在1977年。王文采于8月8日将已出版《图鉴》5册，付邮寄上。李振宇在当地采集不少标本，便利用《图鉴》予以鉴定，后又订阅《植物分类学报》，遇有问题，便致函相关专家请教。王文采回忆说：

1977年，李振宇给我寄来了标本，其中有毛茛科人字果属，一种草本植物，中国有七八种，日本也有七八种，有五个花瓣，开着白花，花托和桃花、梅花一样。所采集的标本没有花，但他能鉴定到人字果属。寄这些标本来，是让我鉴定种名。这让我感到他植物分类学修养已经相当不错了，能够没花、没果鉴定出科来，已经不简单了，他却能鉴定到属。他是一个只念过中学，随父母下放在建宁，没学过植物分类学，我把这个情况跟当时还是勤务组的负责人路安民先生聊过。^[17]

经王文采推荐，10月间《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去函建宁县农机厂，征求可否请李振宇采集建宁植物标本。该厂对此予以支持，同意李振宇为之采集。10月底，李振宇“寄来100号标本及6元邮资报销单据”。其后继续上山采集，不断寄往北京。李振宇鉴定植物之能力及办事之诚恳，均令王文采称赞。其时，“文化大革命”刚结束，邓小平号召发现人才，鼓励自学成才，并恢复招收研究生，王文采认为李振宇为特殊人才，可以造就，愿吸纳为自己硕士研究生。王文采向路安民谈及提携李振宇愿望，路安民转而向植物所领导汇报，植物所又向中科院反映，中科院同意予以培养。1978年2月13日“（植物所）徐全德书记召集老路（安民）、汤（彦承）、我讨论李振宇研究生问题。路及陈心启去福建建宁了解（情况）。”^[18]路安民、陈心启实地调查之后，获悉各方对李振宇评价甚好，遂决定将其调入植物所工作。王文采说，李振宇机遇非常之好，遇见一个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历史时机。诚如所言，李振宇机遇有加，但其中重要之机遇乃是遇见王文采。王文采提拔李振宇，如同当年胡先骕提拔王文采一样。学术传承不仅是学术本身之传承，还是发现学人方式之传承。

图5－12　青年李振宇（摄于1979年。王文采提供）

李振宇在植物分类学上虽有特长，但其他专业知识还有限，当先补习大学课程。查《王文采日记》，其为李振宇学习事，先为联系北京师范大学。1978年4月4日，“为李振宇学习事，给贺士元同志写信。”贺士元系北京师大生物系主任。大概是师范大学为难，王文采转向北京师范学院^[19]提出。4月10日“秦祝洵同志已答应李振宇听课，并要我帮他们讲分类课。”秦祝洵是王文采师兄，时任北京师范学院生物系主任。对此事经过，王文采说：

“文革”时期首都师范大学下放到五七干校，在北京东南的大兴县，1976年从大兴县回来。“文革”之前该校生物系植物分类学教师叫李炳銮先生，也常到我们标本馆看标本，别人告诉我这是首都师范大学教师，叫李炳銮，我认识他，但他不认识我。我的印象中这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可是在“文化大革命”斗争中自杀了。在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还有我同班同学秦祝洵，他与我的师兄，胡老助教王富全先生一样，也比我大十岁。卢沟桥事变后，学校停止上学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师大重新开课，他又回来，拿到师大文凭，我们一同在师大上班。秦先生学问很好，植物学各个方面都很好，他后来当上首都师大生物系主任。秦老兄就来找我，说李炳銮先生过世了，开分类学你得帮忙呀，要不然没法开课。就这样，我教了77届、78届两年，完全义务的，什么钱都没有，就凭着同学关系。李振宇就到了首都师范大学生物系，学植物学、植物生理学、解剖学，也和77届同学一起听我讲植物分类学的课。^[20](www.xing528.com)

王文采回忆与其《日记》所记，略有出入，却不能不辨。王文采在北京师院兼课之缘起，并非是秦祝洵主动邀请，而是为了李振宇学习，他才同意秦祝洵所请。其时，王文采研究工作正是繁忙时期，以此两年义务教学，可见其为培养李振宇所作之付出。

王文采为李振宇调来北京大致办理妥当，还为其在北京找好住宿。在最后办理相关手续时，中科院教育局却提出异议，王文采只好给中科院副院长李昌写信，反映此问题。由于李昌过问，终于9月2日中科院向建宁发出调动公函。而李振宇来北京时间则在9月28日，10月5日，即随王文采到北京师院上课。前已有述，王文采对待自己个人之事，只是随遇而安，而不愿找人求人。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王文采三个子女，均参加考试，但王文采对他们入学及随后就业，都不曾找人。此为李振宇事，可谓是费尽心机。何以至此，纯是为中国植物分类学事业薪火相传。

李振宇入植物研究所后，被当作自学成才之典型，也被媒体所关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均刊载其事迹报道。1978年团中央召开第十次代表大会，李振宇当上代表参加大会，还被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这些或者是外在瞬间即逝之光环，丝毫没有扰乱李振宇求学进取之进程。在北京师院听完课后，王文采从事之《中国植物志》之苦苣苔科编写已近完成，即在其中找一小属，半蒴苣苔属作为李振宇硕士论文。李振宇以两年多时间完成，王文采认为做得不错，遂将《中国植物志》半蒴苣苔属让李振宇参加编写。1984年李振宇获得硕士学位，即是助理研究员。不久即晋升为副研究员，又赶上中科院对特殊人才采取破格晋升，即无需按部就班，受任职年限限制。王文采说：那时张新时先生任植物所所长，张所长也没和我商量，一下提升李振宇为研究员。我当时觉得太快了，李振宇的机遇太好了。王文采又将此归为机遇，却没有欣慰之感，因为如此晋级制度，不利于学术平稳发展，不免为之担忧。

当然，李振宇之于植物学研究非常努力，在他的办公室里，总是摆有许多标本。其后，发表不少论文和论著，成为中科院植物所之中坚力量。

3．傅德志

2007年秋，中国陕西省林业厅发布消息，云陕西省镇平县发现野生华南虎，并配有照片。消息一出，傅德志以照片中当地所产壳斗科植物的叶子与虎脸比例不对，而戳穿此乃虚假消息，照片为伪造。一时间，网络上形成打虎派和挺虎派，傅德志在其中坚定之态度、犀利之言辞，终将此造假骗局揭露出来，成为社会热点新闻，其本人也赢得“打虎英雄”之声誉。傅德志果敢坚毅、不畏强权之性格与其师王文采为人处世态度有极大反差，但其思想活跃、学术观点新颖却为其师所欣赏。1982年王文采招录傅德志为研究生，即是看重此特长。他说：

傅德志先生在东北林业大学本科还没有毕业，翻译一篇什么文章，因我已有点名气，寄给我看。那时，我工作非常紧张，收到他的译稿，没功夫查对原文给他修改，就寄回去了，真是抱歉。1982年他大学毕业，就报考我的研究生。我知道傅德志先生都能看外国人的文章，见了面就知道他学术思想非常活跃，他的想法很多，让他搞毛茛科人字果属染色体，做得很详细，做得很好。^[21]

图5－13　傅德志（胡宗刚摄于2011年）

傅德志，吉林长春人，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初中尚未毕业，即响应“最高领袖”号召，随知识青年大军下放到农村。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以初中文化程度，通过自习，于第二年考入东北林业大学，此亦见其过人之处。1985年在中科院植物所获硕士学位，即留所工作，曾任分类室主任、植物所副所长，遵从先生王文采之训导，终未忘怀于学术，几年之后，又辞去行政职务，专心于研究。2008年写《师门承学记》，总结跟随先生20余年之心得，十分精彩，兹录一节，以见学生心目中之先生。

文采师教育弟子，多是身教，追随多年之后，对他的学术内涵和人文精神，似乎还是没有真正领会透。许多人问过我最大的收获是什么，仔细想想，确实也有一些特别的心得。这些心得在别人看来或者以为太浅显，不屑一顾；以我的愚笨，却是经过慢慢体会，一点一滴悟出来，且受益至多，值得拿出来和大家分享。

首先是领会到植物分类学没有什么神秘，只要按照一定的方法和原理，就可以研究和解决任何植物分类学上的问题。文采师做学问从来不讲究什么花样，文章写得很直白，从来不咬文嚼字，更没有引经据典及说明研究者情绪之类的文字。他的许多论文都是先叙述类群的性状，然后给出性状的演化趋势（方向），然后再按照性状演化方向阐明类群之间的演化关系。我早期看这些论文，感觉过于程式化，比较平淡和枯燥；越是到后来，越是熟悉了这些类群，看文采师论文越有味道。多看之后我明白了，文采师的论文是写给植物分类学的专家学者看的，不是科普读物，更不是教科书。好友杨亲二到北京做博士后，迷恋上毛茛科植物研究后，见到一篇文采师论文就收集一篇，甚至把我手边所有的单行本都搜刮一空，看来他已经深悟其道。我到日本访问时候，看到田村道夫办公室专门有一个书架，存放文采师的所有论著，看来田村也是深悟其道。

有些论文热衷于以长篇大论讨论演化问题，看起来似乎很深奥，究其实不过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翻版或现代诠释而已，空洞得很，到了应用演化原理说明具体性状的演化趋势、进而分析类群之间的演化来源关系，基本上就没有多少文字了。学者写文章编书籍，自然都是给别人看的，并且还要人家看得懂。不管多高深的内容，写出来都是要别人能够领会和理解使用的。不管多么复杂的原理，核心思想只有三言两语，如果做不到直捣龙门切中要害，说明他自己根本就没有理解这个原理。不管什么证据，都有使用的规则和应用范围，连这些都不理解，那还是不用为妙，千万不能搞那些懵别人甚至也骗自己的东西。文采师说的一句话经常在耳边回旋：“做到什么程度，就看你下多少功夫啦。”

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领域一直有地盘划分的潜规则，一个学者研究的科、属范围，其他学者都尽量不去涉及。文采师以研究毛茛科植物为主，但只要研究任务需要，或者领导有安排，不管哪个类群，都照做不误。文采师做过裸子植物柏科、被子植物番荔枝科，毛茛科、十字花科、紫草科、苦苣苔科、葡萄科等许多科的研究，没有什么地盘概念。他一直在系统研究毛茛科，别人做毛茛科他都支持。张芝玉先生做毛茛科细胞学研究，文采师很支持；潘开玉先生跟文采师搞毛茛科牡丹属，后与洪德元先生合作把牡丹作为一个独立的科研究，文采师也很支持；杨亲二来北京后搞毛茛科乌头属研究，还合并了文采师一些物种，文采师也很支持。文采师说，一个类群研究的人越多，说明这个类群越重要，研究的人越多，研究结果也越多，则越可能接近客观，这是他越要支持的原因。

对于学生研究的结果，文采师即使同意，也只是简单说声不错而已；对其他学者的某些研究结果，即使不同意，却不多加评论。如果一定要表态，只说是一个新的认识。当然，对一些明显违背科学的东西，也说过“瞎胡扯”。“瞎胡扯”是我听到文采师最不满意的评语，而这种评语绝对没有在公众场合说过，只是和我议论起某些学术问题时才偶尔道及。

我追随文采师多年，得到治学的第二个秘诀是做任何一项研究都不要着急。文采师不论当主编、当编委、当评委，做任何事情都是有条不紊，从未见到他着急过，从未听他说过时间不够。他说干任何事情，都是干完一件就少一件。他干的所有事情，几乎都和植物分类学研究有关系，其中很多是领导交付的任务，但只要和植物有关，他都兴趣盎然踏踏实实地完成。“文革”中，《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编写和出版很混乱，他就自己带着大包小包的稿件跑出版社、跑印刷厂。我性子比较急，师从文采师之后，深得做研究不急不躁、不显不露、不温不火的三昧真经。我做被子植物分类系统的比较研究，一做就是20来年，反复核对，反复思索，花功夫慢慢地磨就是了。我做世界被子植物科属分布研究，一做也是20多年，反正就是那么多属，做一个就少一个，花功夫慢慢地磨就是了。做植物生殖器官形态演化研究，一做也是半辈子过去，也是花功夫慢慢地磨就是了。这个世界变化确实很快，北京城的变化几乎一天一个样，一幢大楼一座商城一夜之间就起来了；但建设基础学科的大厦却没有这么快，那是人类万年文明、千年思索、百年智慧的沉淀和结晶。刚摸到这个大厦一角的一块砖头，就想重建整个大厦，刚拾得一点皮毛就觉得可以做主宰，那不过是幼儿园里小朋友的思维水平。

跟随文采师治植物分类学，所得第三个秘诀是做学问一定要见到东西才说话，也就是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搜集。做植物分类的，一般都特别迷恋野外科学考察，向往着跑遍祖国名山大川。到植物所做研究生后，文采师说，跑野外很重要，但目的一定要清楚，要求我一定要跑遍人字果属在中国的分布区，查阅国内几个大标本馆的标本，借阅国外主要标本馆的标本，掌握第一手材料之后，才能开始写论文。人字果属在中国的分布中心是四川，因此我在做论文期间，四川跑的最多。文采师在四川的朋友很多，曾得到四川大学许介眉老师，成都生物所、重庆药检所，重庆药物研究所、贵州生物所等许多老师的照顾。在四川大学植物标本馆认识了赵清盛先生，乘赵老师野外拍摄杜鹃花的车子，跑遍了川西的山山水水，一直跑到了盐源、木里。有些地方有毛茛科人字果属植物，有些地方没有，但是这个大规模的野外活动，极大丰富了我的野外知识。文采师还介绍我认识了从日本来川大师从方文培先生的狄巢树德先生，主要由许介眉老师带。狄巢树德非常喜欢植物，和我也非常谈得来。后来我研究生论文中所需要的日本材料，都是狄巢想方设法弄过来的。狄巢树德先生曾经问我，中国植物分类学家谁最厉害，我就说文采师；再问还有谁最厉害，我就说某某科的某某人等；还问将来谁最厉害，把我问得有点烦，我就说出自己的名字来，狄巢树德听了很满意，他知道他的中国朋友不是草包。^[22]

王文采对于自己学生从事行政工作，不以为然，甚至持反对意见。在傅德志研究生毕业那年，时任分类室主任陈心启与之言：您的学生傅德志将来是个领导人才。王文采却说自己没有看出来。王文采对傅德志寄予厚望，不是愿其做多大之官，而是期待其在学术上不断有新发现。其后，果如陈心启所言，傅德志为官十几年，将主要精力投入到行政上，虽也有建树，但王文采仍然认为可惜，总是劝导其回到学术上来。他说傅德志在此十余年中，大大影响业务工作，学术成果起码少了10篇论文。在中国学术逐渐行政化，利益纷争不绝于耳，若有弟子任行政职务，至少对所倡导之学科发展多有益处，但王文采并不这样看，其本人对此丝毫不予关切，对弟子李良千、傅德志均不希望其走为官之道，可见其乃纯粹之学者，胸怀早已超出时人。

其后，傅德志还是回到学术上来，利用计算机技术，编写《世界维管植物名录》。该书于2012年由青岛出版社出版，此前无论中外，均未有人从事规模如此广泛之工作，全书50卷，洋洋大观，且由其一人独立完成。傅德志还有《植物科属大辞典》之编纂，也由青岛出版社推出，王文采欣然为之题写书名。这些成绩均是王文采一直以来所倡导的世界性工作，今弟子有此，令其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