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采集史：王文采的珍贵研究基础

植物采集史，是植物分类学研究内容之一。采集史一般记述采集家采集路线，采得哪些重要种类、采集数量、交由何人研究、藏于何地等。在《中国植物志》编纂之初期，由于不能出国查阅模式标本，只能根据文献对某种植物之描述，再根据采集史到模式标本采集地采集到该植物，将此标本称之为原产地模式标本。原产地模式标本和模式标本也同样重要，但是，如果鉴定错误，其后所有工作都是错误。王文采言：

不看模式标本就会发生错误鉴定的地方，看了之后，才能保证你不犯错误。所以《中国植物志》中有好多种鉴定错误，就是当时这种情况所造成。改革开放之后，中国与美国合作编纂英文版《中国植物志》，这要感谢雷文，他资助许多人到国外看标本，如华南农业大学的李秉滔先生，他是蒋英先生的学生，他到国外看标本后，就纠正先前他跟随蒋英所作萝藦科植物志错误鉴定大约有20多处，写成文章发表。通过采集史，可以知道外国采集家，在中国采集路线，沿途采集了什么植物，我们不能看见这些模式标本，但可以到这些地方采到原产地模式标本。

1961年秋天，天气还比较暖和，我住在首都体育馆对面打石场，植物所在那有三四十间小平房。分类室支部宣传干部胡嘉琪，大概是1956、57年复旦大学毕业，曲仲湘先生的学生，考上胡先骕先生的研究生。胡老让她搞椴树科。我的印象中，她并没怎么搞椴树科业务，我们有四个人在一个屋。她来找我，请王先生给年轻人讲讲采集史，就这样开始准备。看了俄国人贝勒（E．V．Bretschneider）所写History of European Botanical Discoveries in China（《欧洲人在中国的植物学发现史》，1898）。很厚一本书，写得非常好、非常详细，大概是1900年以前欧洲的英国、法国、德国、葡萄牙、俄国等等，在中国采集的历史。还有英国的E．H．M．Cox所写Plant－Hunting in China（《中国植物采集史》，1945），这个写的简单。通过这两部书，知道外国人在中国采集情况。然后是中国人采集情况，钱老、胡老、陈老，中国植物分类学从他们那时开始，参考胡老所著《植物分类学简编》。我在打石场，准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把稿子写出，后在陆谟克堂最高层四楼，非正式会议室，给分类室的年轻人讲课。^[12]

至1973年，《中国植物志》重启编辑，崔鸿宾任副主编，主持日常工作。1980年，他希望王文采将过去所讲采集史内容，整理出来，予以发表。但是，此时之王文采担任《植物分类学报》常务副主编，还承担《中国植物志》具体科属编写，没有时间对采集史作深入研究，仅允写一略史。翌年完成，崔鸿宾拿去，油印500份，发给中国植物志各科作者。该稿篇幅不长，文字简洁，但内容齐备。此摘录其中关于瑞典植物学家H．Smith记述，以见所著之体例。其后1990年王文采受邀赴瑞典，即是鉴定Smith在中国所采一些尚未定名之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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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9　王文采著《中国植物采集简史》油印本（存于采集工程馆藏基地）

H．Smith，瑞典植物分类学家。1921年8月到北京，曾到北京西山采集，后自河内到昆明，经宁远到成都。1922年7月到松潘（雪宝顶Hsueh－po－ting），7天采800种，300为新种或新变种。向西到Merge，后到康定，得10000号。1924年到山西中部介休、芦芽山等地，4500号，1100种，后经西伯利亚返国。1934年再来中国，自上海、经重庆、嘉定到康定，在康定一带及泰宁（Taining）等地采4000号，11月中离康定返国。（Harrysmithia Wolff，Megacodon H．Smith）。^[13]

当2001年，《中国植物志》行将结束，其第一卷总论有“中国植物采集史”内容，由年轻学者王印政、覃海宁、傅德志承担撰写，其中1949年之前部分，依然遵循王文采所写采集史体例，只是在内容上有所增加，依然简略。所以，作者在致谢中云：“王文采院士较早前编写的《中国植物采集简史》为本次编写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研究基础。”殊不知，王文采之《简史》，是在时间紧迫之下写成，而20多年之后，境况已有很大不同，采集史研究本应有深入发展，却还是如此。因而被其后更年轻学者所诟病：“虽然内容简略，但涵盖范围全面，可以作为植物标本采集和鉴定史的进一步研究的指导。但因为该文主要是资料汇编，作者并未对采集史做较多的考证，因而也有不少错误。”^[14]王文采说：外国人对于采集发表的材料很丰富，如著名采集家G．Forrest，就有人写有关于他的采集专著。中国人在这方面做得太少太少，王文采无力在此领域著书立说，只是浅尝而止，却经常呼吁后学者予以重视。

王文采对中国植物分类学史也甚为关心，1986年年底，中国植物学会启动编写《中国植物学史》，副主编王宗训立即请王文采撰写其中之植物分类学部分。王文采仍然是没有时间，推荐陈家瑞担任。陈家瑞在撰写过程中，有很多问题，尤其是对近现代中国植物学许多重要史实不清，即向王文采请教。王文采说：我是1949年毕业，过去的事，并不了解。关于这些事，老先生在世时，向他们请教，是很方便的，可惜过世已很多了。当年就有秦仁昌、俞德浚两位老先生过世，剩下的有广州陈封怀、重庆戴藩瑨，南京周太炎等，还有广州中山大学张宏达，可能知道陈焕镛的事情多一些，希望陈家瑞立即做一些抢救资料工作。笔者自2000年以来，也致力于中国近现代生物学机构与著名人物研究，也不断得到王文采先生指引和道义支持，屡次为拙著作序题签，提携推荐。2008年在笔者受邀撰写《王文采口述自传》，王先生对写其个人传记，始连口否定，在再三劝说之下，说明此书乃是为中国植物学史留下信史为目的，王文采先生才同意合作，但对于其个人之事不愿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