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2月19日至3月7日，中科院在广州召开《中国植物志》、《中国动物志》、《中国孢子植物志》编写工作会议，简称“《三志》会议”，《中国植物志》由此开启重新编写。而此时主编钱崇澍、陈焕镛均已去世，还有不少编委不是过世，便是存在政治问题不能参加，因此重新组织编委会，由林镕担任主编。由于人事变化，先前之编写任务也重新分配。在毛茛科中，王文采除了继续承担此前任务外，由于该科主持者裴鉴已去世，即推其主持。王文采将其在“文革”前所编写的稿件予以重新修改，于1975年年底交稿，并对他人所承担该科之研究予以指导，于1976年全部交稿，经编委会组织审稿，分为两卷，收入第二十七卷和二十八卷，于1979年和1980年出版。
两册毛茛科出版之后，陈封怀作函祝贺，此非出于一般礼貌，而是陈封怀曾治此科，知悉其中甘苦，来函表达由衷之敬佩。录之于下：
文采同志：
前得来函，欣悉一切。关于大著毛茛科两册，已从我图书室借出，详细阅读。本科我前在云南时曾研究一段时期，但当时条件较差，不能窥其全豹，而且数十年中，担任行政事，未能继续研究。今阅读你的著作，洋洋大观，内容丰富，正合我意。特别在Aconitum一属，种类方面包括各地区的标本分析，有条有理，其他属的内容也甚正确，鉴定所发现新种新变种也准确。你在毛茛科工作10余年作出了显著成绩，是达到国际标准，因我对此科甚了解，能敢确定说是国际水平的著作。
我本准备详细写出我的意见，但未得你所寄来的表格，请告你所有关部门，速将表格寄下，则可将我的意见填上为盼。同时，我考虑分类须结合细胞染色体研究，可能达到进一步植物分类学的准确性。
你如果有工夫能到我所标本室作些鉴定，整理毛茛科的标本，同时也可欣赏南国风光，了解几年来在党的领导下的发展。不多谈了，顺祝你的工作成就。
陈封怀 十一月十九日[9]
图5－5 陈封怀致王文采手札（存于采集工程馆藏基地）
此函作于1985年，陈封怀时任中科院华南植物所名誉所长。王文采所著毛茛科《中国植物志》已出版几年，中科院植物所需要对该书作出成果鉴定，王文采想起当初承担此项任务系陈封怀推荐，有此渊源，故请其评说。
在《中国植物志》中，王文采还参与或主持其他三科编写。①紫草科：收入第六十四卷第二分册，于1989年出版。此科系1973年广州召开的“三志”会议上，决定由西北师范大学生物系朱格麟等编写，他们邀请王文采担任微孔草属Microula的编写。②苦苣苔科：载第六十九卷，系与潘开玉、李振宇合作完成。③荨麻科：载第二十三卷第二分册，在1995年出版，是和陈家瑞合作编写。(www.xing528.com)
王文采因编写《中国植物志》，也获得应有之荣誉。1996年，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推荐《中国生物志》（“三志”）申请香港“求是奖”，结果这一年有八人共获殊荣，奖金共计100万元。《中国植物志》获奖代表是王文采、李锡文、吴征镒，人均12．5万元，王文采将其所得部分奖金用于资助《植物分类学报》的出版。2004年10月，《中国植物志》最后一卷，第一卷总论出版，至此历时45年，125卷（册）全部出版齐全。2009年由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华南植物园、昆明植物所联合申报“《中国植物志》的编研”成果，以中科院植物所钱崇澍、王文采、陈艺林、陈心启、崔鸿宾，华南植物园陈焕镛、胡启明，昆明植物所吴征镒、李锡文以及中山大学张宏达等10人为代表，荣获该年颁发的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图5－6 2009年，《中国植物志》获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存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档案室）
在《中国植物志》编写之初，王文采还加入编委会秘书组工作，在与老辈学者接触之中，获益匪浅。他说：
从1959年编委会成立到1966年“文革”开始，共在北京开过大约三次会，每次开会，植物所分类室研究人员大多都列席参加。在那些会上，不少老先生，如刘慎谔、裴鉴、钟补求、匡可任等先生对编写规格等有关问题，都认真研究和讨论，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如关于每种植物的地理分布的省、区排列次序，规格中此条规定，“需要考虑地理连续性”。在1980年左右，对编写规格进行过修改，在此条内容中列出了我国各省、区名字的排列，按着这种次序有时就会出现不符合地理连续性的情况。此外，俞德浚先生好像在第二次编委会上发言，提出编志的几条原则，其中有：种类齐全，鉴定正确，描述准确，分种检索表好用。这些要求都是进行专科、专属分类学修订必须做到的要求。但在我国标本采集工作还未达到完全彻底的情况下，要做到这几点，是很不容易的。[10]
由于《中国植物志》编写要求种类齐全，为达到此标准，则需要长期之积累，中国每一科植物都甚复杂。仅以王文采编写毛茛科之经历，可知一是要有完备之文献，一是要有齐全之标本。即使如此，还是有不少分类群有不少问题，在短时间难以解决。像秦仁昌能够很快写出第二卷，汪发缵、唐进写出第十一卷，那是他们有多年积累。而其他许多科，由于在编纂之时，与国外处于隔离状态，参考文献和模式标本有限；且国内标本采集也因地域辽阔，空白点还甚多，因而影响志书质量。
50年代吴征镒在访问苏联返国时，曾谈到苏联植物学家指出中国植物学在系统发育和分类系统方面缺乏工作[11]。王文采认为，导致这种局面，是由于我国近代分类学研究历史较短。中国植物学研究之起点，以钱崇澍1916年发表的我国植物学近代分类学的第一篇文章“宾州毛茛属的两个近缘种”算起，从这一年到吴征镒访苏，不过40年。在这短短的40年中，国家还经历十多年战乱，研究工作不能顺利进行。那时全国范围的植物标本采集工作只做了一部分，还有许多地区未进行调查采集。1958年提出编写《中国植物志》，基础条件并不具备，当时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完善这些条件以及培养人才，还没有进行植物大群分类系统研究的力量。就是到了目下，《中国植物志》80卷虽已全部完成出版，在标本和文献等方面，中国的标本馆、图书馆和世界上一流的标本馆、图书馆相比，还是有不少的差距，以后要赶上去，还要付出不懈的努力。王文采为中国植物分类学今后之发展，指引方向。
图5－7 1982年8月，中国植物学会常务理事会扩大会议合影（前排左起：杨衔晋、王云章、俞德浚、陈封怀、汤佩松、汪振儒、盛诚桂、王伏雄；二排左起王宗训、鲁星、张宏达，二排右起郭本兆、余树勋；三排右起冯晋庸、高谦、吴承顺、王文采、钱迎倩、黎盛臣、郭仲琛、傅立国。王文采提供）
在《中国植物志》编委会中，王文采除参加早期秘书组工作外，即不曾参与其他之事。在1981年1月，编委会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改选编委会，有200多人参与投票，王文采得票仅比时任主编俞德浚少几票，他却推辞了编委会工作。其时，王文采已是《植物分类学报》常务副主编，审阅稿件，已用去不少时间，还有撰写植物志的任务，自知不能分心太多，所以敬谢。其实，学术职务在一般人看来，是多多益善，由此不仅可说明其学术成就已被学界认可，还可提升其学术地位。但是，王文采却不赞同兼职过多，不愿尸位素餐。在此前政治运动中，王文采因为没有政治野心，使之平安而过。在学术领域，王文采同样没有野心，所以其学术成就不断。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