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王文采承担《中国植物志》之毛茛科编纂已完成初稿，但在整个《中国植物志》编纂中，具有王文采这样编写速度者并不多，致使整体进展缓慢。1965年初，中科院党委召开扩大会议，要求各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应努力联系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做出成果。植物所党委书记姜纪五参加院党委扩大会议，回所传达会议精神后，各个研究室也展开讨论。分类室在讨论中，认为《中国植物志》才出版3卷，各省、区植物志也很少，缺乏鉴定植物之工具书，致使各方面鉴定植物种类甚为困难，只好将标本寄到植物所，请求帮助鉴定。所以《中国主要植物图说》这样的工具书是当前最为需要，应编写这样著作。这个意见得到研究室、研究所之同意。1965年4月，由领导指定关克俭、王文采、崔鸿宾、陈心启、黎兴江、傅立国、邢公侠、石铸、李沛琼、许介眉10人成立《图鉴》组，投入此项工作。并成立了领导小组，成员有王文采、崔鸿宾、陈心启，并由王文采负责。
王文采对《图说》之类著作认识由来已久，在其植物分类学研究起步之时，胡先骕就委以编纂《图谱》。来植物所不久，又经过短暂《图说》编写。当其《中国植物志》毛茛科进展顺利，有望完成之时，于1963年7月8日提出编写“乌头属图谱”，并征求分类室主任秦仁昌意见，“秦老同意，列入明年计划”。第二年，此项计划并未落实，但在11月，王文采即开始编写毛茛科图说，并于12月10日作出“毛茛科图说计划”：“1965年1月中旬至3月底，黑儿波亚科、芍药属、Thalictrum、Aconitum；4月至5月，Clematis及毛茛亚科其他属；6月，到南京，Ranunculus；7月底交稿。”这仅是王文采本人之计划，12月18日，“上午室务会，讨论明年计划，肯定我作毛茛科图说。”也许是王文采之工作，推动《图说》重新编写，使之于1965年4月上升到研究室计划，甚至是研究所计划，只是名称改为《图鉴》。故主持编写之责自然落在王文采肩上，唯其有能力，担负起此项重任。但是，需要说明的是王文采只有业务能力，不具行政职务，致使其一些学术主张，得不到执行。在制定规格时，便是如此。他说：
关于这部著作的规格，我想仍采取此前《图说》的规格，有分种检索表。但崔、陈、邢等同志主张采取一图一说的规格，看图识字，以便于查找使用，我妥协让步了，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这部著作名称确定为《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并确定选择种类的原则是：分布较广，有经济价值，有学术意义的种类。初步拟出一个5 000种的名录，决定全书分4册，争取尽快出版。于是，那年4月下旬左右，编写工作即紧张展开，进行顺利。到1966年5月，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已完成1册半的稿子。科学出版社了解到编著此书后，积极支持，在1966年1月派出了编辑曾建飞先生到分类室来进行编辑工作。[21]
在编纂当中，王文采不仅率先完成所承担部分，还组织所外人员参与编写，此摘录其1965年《日记》中部分关于编纂之记录，以见其为此项工作所作之努力。
5月5日 星期一 上午大崔（鸿宾）将图鉴任务全面分工。
5月7日 星期三 上午室里讨论图鉴规格等。下午图鉴继续讨论。
5月11日 星期二 崔友文先生来信同意作石竹科图鉴。
5月17日 星期一 下午4～6时，图鉴讨论分工等，决定先搞十字花科前1000种。
6月7日 星期一 开始搞Urticaceae（荨麻科）图鉴。刘亮搞马兜铃科。
6月21日 星期一 上午十时室务会，讨论五好、年中计划进展情况、研究室、档案等事。图鉴已完成420种。
6月23日 星期三 荨麻科图鉴描写完。
6月28日 星期一 下午将荨麻科图鉴稿送钱老。开始抄毛茛科图鉴稿。
7月1日 星期四 傅公（书遐）来信，愿在八月来京搞Crassulaceae（景天科）图鉴。(www.xing528.com)
7月2日 星期五 图鉴组下午开会，谈7月计划，已到760种，请绘图室同志参加。
7月9日 星期五 毛茛科图鉴抄完，175种。图鉴达970种。
7月15日 星期四 上午十一时秦老、戴公（伦凯）、汤公（彦承）、大崔、陈心（启）、我讨论图鉴书名《中国主要植物图谱》。
7月21日 星期三 蒋英先生来信，Annonaceae（番荔枝科）图鉴暑假做完。
10月15日 星期五 下午图鉴组开会讨论，第一册审稿问题，第二册问题。
11月30日 下午4时半图鉴组开会，书名《中国高等植物图鉴》。[22]
1966年6月“文革”开始，在运动开始之初，偶有空闲，王文采还在整理《图鉴》之稿，直至“闹革命”冲击所有正常工作，编写工作才被中止。1969年4月中共第九届全国代表大会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一场中草药运动，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编纂带来转机。该项运动之起因是毛泽东作出“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因有国家制定政策予以保障，又有财政支持，还有《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宣传，遂诞生“一根针，一把草”防病治病之热潮。“一把草”即是中草药，各地兴起中草药展览、编写中草药手册等。植物所藉植物分类学优势，也派人参与一些地区之中草药手册编写，对筛选、推广、利用中草药做了一些工作。1969年十一国庆节前后，北京一家制药厂与植物所分类室合作，在北京一带及山西北部山区调查药用植物资源。分类室崔鸿宾、傅立国、谷粹芝、靳淑英、王文采和药厂几位师傅先到北京北部之昌平、延庆两县调查，以后又到山西北部。王文采、靳淑英和一位师傅到了山西西北部广灵县太白山。其时已是深秋，山坡上多数植物已落叶或枯死，收获不多。同年11月，分类室戴伦凯、路安民从江西返京，云已与江西药检所联系好合编《江西中草药》，组织人员前往江西。11月27日，分类室领导派匡可任、王文采、张永田、林泉和绘图室的冯晋庸到南昌江西药检所工作。一行5人自北京出发，乘火车走京沪线先到上海，再走浙赣线到南昌。在江西药检所工作，寓江西省第三招待所。
其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的陈毓亨和陈鹭声，以及江西省婺源县林业局的郑磐基已在南昌进行工作。郑磐基已编出《婺源中草药》，这部稿子就成了《江西中草药》的基础。在编写过程中，药检所的一位楼药师拿了一些被密毛的叶子，说这种叶子磨碎，涂在伤口上，有止血作用，但不知学名是什么。张永田肯定是苦苣苔科植物，这引起王文采的兴趣。1972年开始编写《中国高等植物图鉴》第四册时，王文采承担了苦苣苔科的编写任务，鉴定了植物所标本馆此科标本，写出初稿，对此有止血功效的植物，他断定是苦苣苔科的大叶石上莲Oreocharis benthamii和浙皖粗筒苣苔Briggsia chienii。
图4－13 1969年11月，王文采在江西南昌编写《江西中草药》时合影（前排右起陈月明、林泉、陈毓亨；后排右起匡可任、郑盘基、陈鹭声、冯晋庸、王文采、张永田。王文采提供）
王文采一行在南昌工作至翌年1月23日结束。也是在1969年的冬天，植物所分类室其他人员与北京西苑中医院几位大夫合作编写出版了《北京中草药》。此后，不少省区也相继出版了类似的著作。
从植物中发掘药用价值，成为一项新任务。如何发现新药，若不懂植物分类学，把每一种植物都拿去化验分析，费时费力，而且工效不大。有了分类学知识，可以达到举一反三作用。某一种植物有药用价值，其相同的类群中也可能有药用价值，这样就容易找到好药。中草药得到重视，相应分类学也受到重视。后来有人说，是中草药救了植物分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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