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外学术交流的重要性与成果

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第一篇研究论文发表在1916年，其作者为钱崇澍，时在美国留学期间。其后，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刘慎谔等先后自国外学成回国，在国内建立多所植物研究机构，植物学才在中国起步。也就是说，在此之前，关于中国植物分类学研究均由外国学者从事。在17世纪末，英国学者J．Cunningham到厦门及舟山群岛采集植物标本，1740年法国园艺学家P．DIncaville在北京、澳门等地采集，1751年瑞典学者P．Osbeck到广州一带采集。Osbeck将所采集到的标本送给他的老师林奈（C．Linnaeus）研究。在林奈编著的植物分类学名著Species plantarum（《植物种志》）中，根据Osbeck所采的标本，描述了37新种，并以Osbeck的名字命名野牡丹科的一新属为Osbeckia L．（金锦香属）。自此以后至1840年，不少欧洲学者不断到广州、北京及一些沿海地区采集。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战败，签署“南京条约”，五口通商，国门洞开，欧洲各国的采集家更是不断前来中国，且深入到几乎所有省、区，采走大量的植物标本，存放在有关国家的植物标本馆中，供学者研究。他们根据所得到标本，描述了大量新种，不少新属，以及一些新科，发表在外国出版的刊物上。这些新种的模式标本自然存放在这些不同国家的标本馆中，这些文献也在国外。当中国植物分类学家开始研究中国植物时，即面临困难，没有模式标本、没有研究文献，因此与国外学术交流不可或缺。在中国植物学开创初期，由于开创者具有国际眼光，不懈进取，将国际学术规范引进中国并开展研究，且不断派遣人员出国留学或进修，学成即归国，壮大研究力量。所获研究成绩也赢得国际学界认可，树立起应有之地位，因而建立起良好学术交流渠道。

但是，1949年后中国实行向苏联“一边倒”外交政策，仅与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相往来。此项基本政策也影响到学术领域，以致与科学先进之欧美国家交往无多。自1956年起，中国基层机构若与国外联系，发出信函，需要送请上级机关审查同意，方可付邮。至于个人信件，亦要通过单位，经过审批，报上级批准，否则易遭退回或没收。至于审查的内容，主要是有无里通外国，泄露国家机密，违反“一个中国”的立场之类。审查手续繁琐，且费时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办理对外联系，首先由具体从事外事工作的人员审查，报请分管副所长批准，再报中国科学院外事局审核。如以外文书写的来往信件，还要翻译成中文，因为有些审查者不懂外文。此项制度实施之后，科学家们不是恭敬遵守，便是省得麻烦，不与联系。

王文采在从事毛茛科时，国外研究毛茛科专家有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之L．A．Lauener和日本神户大学之田村道夫。为全面而又深入研究中国毛茛科植物，王文采还是在按规定手续，办理与他们有限之学术交流。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L．A．Lauener于1950年与该园园长H．R．Fletcher合作发表了一篇关于云南毛茛科乌头属的文章，在1960年他自己又发表了该科银莲花属钝裂银莲花组Anemone Sect．Himalayicae的文章。或者是他看到王文采于1957年在《植物分类学报》发表的“中国毛茛科植物小志”一文，便将他自己论文抽印本寄给王文采，这样他们之间开始互换著作。1963年，Lauener发表了一篇关于西藏乌头属的论文，文中描述了十余个新种。那时王文采刚完成中国乌头属的初稿，收到他寄来的该文抽印本，立即翻阅初稿并查阅标本，发现缺乏他所有新种的标本。这时为了完成中国乌头属的任务，王文采不得不给他写信，向他借用新种模式标本。王文采收到英国的回信，则是说因为双方单位没有联系，模式标本不能借用，但将所有新种模式照片全部寄来。这次通信后，他们开始了学术上的交流，并曾就毛茛科一些属的分类学问题进行过讨论。

据《王文采日记》，王文采得到Lanener文章在1962年3月12日，获得Lanener寄来西藏乌头属标本照片在1963年7月7日，共有17个新种，王文采在先前掌握的标本中只查出其中1种，可见对于丰富毛茛科植物志之重要。为全面了解，1964年1月4日王文采又致函索要西藏、云南所产乌头标本，9月9日收到照片和标本共73张。12月，经植物所、院联络局同意，王文采也向Lanener回赠毛茛科标本。此引植物所就王文采与国外学术交流向中科院联络局的请示函一通，以见其时学术交流之情形。

我所分类室助理研究员王文采拟将自己论著的抽印本送给几个国外学者。他的文章均发表在公开发行的《植物学报》和《植物分类学报》上。兹分别报告如下：

一、苏联科学院植物研究院（引者注：即苏联科学院柯马洛夫植物研究所）的I．А．Linczevski教授。1956年来我国参加云南综考队工作与王认识，以后有来往，多次给王寄来书刊图片（包括他所主编的《国际植物命名法规》俄译本，他在《苏联植物志》二十三卷中所著的败酱草科及茜草科的一些属的抽印本，他同别人合著《植物学旅行》、《俄华简明词典》及列宁格勒风景照片等）这次王想回赠他三本有关植物分类学的文章抽印本：1．“关于细叠子草族及后者的一新属——锚刺果属”2．“中国毛茛科植物小志”（均载《植物分类学报》），3．“中国毛茛科翠雀属的初步研究”（载《植物学报》）。

二、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L．A．Lauener，在1950年、1960年和1961年三次发表研究我国毛茛科植物的文章，并曾将其6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寄赠给王文采。当时王未回赠，他61年的文章便未寄来了。他的这些文章与王正在编写的中国毛茛科植物志有直接关系。这次王拟回赠二文章的抽印本。1．“中国毛茛科植物小志”，2．“中国毛茛科翠雀属的初步研究”，并向其索取……

三、美国的一位形态学家A．S．Foster在195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分布于我国的毛茛科独叶草属叶子形态的文章，且在1960年春托北京大学生物系主任张景钺教授转赠给王，并代转他的歉意：在他的文章里未及引证王在1957年发表的有关文章，因他在自己的文章发表后，才发现王的文章。最近他又发表了一篇有关文章，但未寄来。这些文章与王现在编毛茛科植物志有直接关系，为了表示有来有往，拟回赠以下二篇文章的抽印本：1．“中国毛茛科植物小志”，2．“中国毛茛科翠雀属的初步研究”，并向其索取……(www.xing528.com)

四、印度国立植物园主任K．N．Kaul在今年年初新寄来两本小册子，其中包括对毛茛科铁线莲属的研究。为了表示有来有往，准备回赠他两篇文章的抽印本：1．“云南热带亚热带地区植物区系研究的初步报告Ⅰ”（与吴征镒教授联名发表，这次准备回赠Kaul，曾得到吴的同意），2．“中国毛茛科植物小志”（均发表在《植物分类学报》）。^[18]

1964年，王文采与肖培根联合发表人字果属，Lauener来函表示认同，并讨论扁果草之分类地位问题，至“文革”之前，彼此还有多次标本或标本照片交换。

王文采与日本田村道夫交往始于人字果属发表之后，田村于1965年读到王文采与肖培根合写之文，于4月寄来其大多论文抽印本并附一函，赞同人字果属成立，并提出进行学术交流的愿望。5月5日，王文采收到田村来件，6月2日复函，并寄上人字果属论文抽印本及照片。此时，对外交流管制更加严格，来函邮件，王文采均交植物所专管外事工作之唐佩华先作必要处理，并办理相关手续。王文采复函，经中科院联络局修改，6月23日又为重抄，才予以付邮。此摘录其后1966年王文采致田村之函，以见一斑。函中所谈及毛茛科系统学问题，其云：

图4－6　2005年9月，田村道夫访问植物所，与王文采在标本馆合影（王文采提供）

您得到的Dichocarpum等的薄层层离结果非常有趣，中国种类的实验是肖培根君作的。他认为地理变异是可能的，他还认为薄层层离方法相当复杂，溶剂系统、实验材料份量的多寡等因素都可能对实验结果发生影响。关于Kingdonia的系统位置问题，我觉得您在1963年的意见很好。这属花的构造、叶的形态和分裂方式等特征都属于典型的毛茛科特征，在目前内部形态等方面未能全面了解之前，最好还是放在毛茛科中。顺便奉告，我国西北大学的胡正海君已开始进行这属形态学的系统研究。Souliea在Hutchinson的系统（1923）中，被放在Beesia之后，Cimicifuga之前，这属的叶形、花序虽稍近似Cimicifuga，但花较大，花瓣无分泌组织，花粉粒无萌发孔，心皮狭长，似与后者有相当大的区别，在叶形、花瓣、花粉及心皮构造方面与Isopyrum群距离也较近。从上述情况看，它似乎和Kingdonia有相似的孤立的系统位置，在毛茛科中找不到那个属是和他相近的。因此，在属的系统位置我也不清楚。Asteropyrum您认为接近Coptis，我表示赞同，在肖君和我的1964年的小文中曾有简单的论述，想您已看过。您对毛茛科系统方面有深入的研究，以后我在这方面发现问题，还要向你请教。我们对中国毛茛科植物的细胞分类学尚未进行过工作，还有待今后的努力。^[19]

王文采此函系底稿，保存在中科院植物所档案中，当时提请研究所予以审查。在函文中，王文采还稍加谈论学术以外内容，“看到您写的毛笔字，笔法苍劲有力，非常佩服。由此，我不禁想到，我们两国民族，正如植物区系一样，有着密切的关系。在目前两国未建立正常关系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通讯联系不仅为了学术讨论，而且也对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增进，起一些有益的作用。”在个人交往，这些还是有些宣传意味，但审查者认为谈论书法不合宜，而将此段删除。

不久“文化大革命”到来，1967年3月王文采曾奉分类室领导之命，往外文书店购买日文《毛主席语录》，赠予田村。传播全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毛泽东思想，也掺杂到科学交流之中。随着“文革”之深入，此类有限之交流也被停止。王文采与Lauener、田村道夫再有学术交流，则在1978年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