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采-培养后进，助力研究

1956年，中科院植物所开始招收研究生。其时，招生要求非常严格，只有一些老专家才具有导师资格，每人也仅招收一名，且不是每年都有招收，至1965年整个植物所共招收17名研究生^[11]。但是，每年大学本科毕业学生分配来所却有不少，这些人员也需要培养，才能胜任研究工作。不过培养新入所之本科毕业生之任务，也是落在老专家身上，但此项管理则不甚严格，在老先生精力不济之时，一些已有经验之研究人员也参与培养。此时之王文采三十有几，无论野外经验，还是室内研究，均渐成熟，故也获得培养后进之机会，借此也可为自己繁忙之研究增添一名助手。

1959年秋，王蜀秀自四川大学生物学毕业后，分配至植物研究所分类室。10月，分类室党支部书记郑斯绪将其分配做胡先骕学生，而胡先骕早已不到植物所坐班，来植物所也少，仅在家中研究，故郑斯绪让王文采负责指导王蜀秀。《王文采日记》所记虽为简略，但还是有不少对王蜀秀记载，如1959年“给王蜀秀定计划”，“领王蜀秀去图书馆”、“王蜀秀去植物园劳动”、“王蜀秀描写完葡萄科”等。1960年王文采开始研究毛茛科，王蜀秀跟随研究，如“上午王蜀秀分毛茛科属”、“蜀秀描写完Adonis（毛茛科侧金盏花属）”、“蜀秀写完Kingdonia（毛茛科独叶草属）”、“蜀秀写的Thalictrum（唐松草属）7种”，等等。1961年出差南京，1962年云南野外调查，均将王蜀秀带上。1962年又有陈家瑞跟随，王文采遂向其两人一同讲授英文。王蜀秀之研究在王文采指导下，有不少成绩，在唐松草属中，不少新种即署有其与王文采之名；王蜀秀生活不知是否也得到王文采关爱，不过其结婚，《日记》有载：“蜀秀要结婚了”、“晚蜀秀、大宁结婚”。其后不久，由于胡先骕提出无助手，让王文采感到不安，随即于1963年1月17日作出：“小王以后全帮胡老，不搞毛茛科”之决定。

陈家瑞也是四川大学生物系毕业，1961年分配来植物所。其时，植物所许多老先生皆带有学生，唯独所长钱崇澍未有。王文采遂向分类室领导建议，在当年新来人员中，分配一人给钱崇澍，并愿予以协助培养。钱崇澍研究荨麻科，王文采在1956年曾涉猎过云南荨麻科植物，也对全国所产该科植物有一了解，继而商得钱崇澍同意，由钱崇澍、王文采、陈家瑞三人共同研究荨麻科，并承担《中国植物志》荨麻科编纂。

图4－4　陈家瑞（胡宗刚摄于2011年）

1961年11月14日《日记》载有：“川大今年毕业生陈家瑞同志分配给钱老。上午见钱老，他指示念Rendle Stove^[12]，注重英文。下午给陈讲分类等情况。”随后，对陈家瑞予以考核，藉之以悉其功底，以便制定1962年计划，同时开始讲授英语。1962年10月，三人一起编写出中国荨麻科名录。笔者于2011年10月也曾采访陈家瑞先生，其对王文采所给予指导，一直铭感于心。他说：

王文采先生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的植物学研究基本技能和知识，都是他手把手所教。1961年，分配来植物所有13名学生，从四面八方而来，来所后再分到各研究室，分类室有3人。来分类室后，我和王先生都住在标本馆一楼，我的一举一动和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心心相印，他每天都要来看看我的情况。

王先生特别重视基础知识的培养，也就是说要把基础打得牢固。从事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研究，首先学习植物分类学，通过英文书籍掌握分类学基础知识，王先生对学习英语很重视。我原来学俄语，而英语水平不够，阅读能力差。我就去读夜校，微生物所专门办了一个英语基础培训班，天天晚上去上课，学习完了同时还有看英文业务书。那个时候，有不懂就要请教王先生。王先生特别重视英语语法训练，一个中国人学外语要懂语法，不懂语法无法写作。他经常出一些句子给我们分析，什么是主语、什么是谓语，什么是宾语，状语如何修饰形容词，修饰谓语或定语，要画成一个图解出来，还帮我修改作业，很细致，我可能还能找出这些学习笔记来。这样我的英语水平有很大进步。王先生和我天天在一起，手把手地教，对我影响非常深刻。不像现在导师带研究生，不在一起，偶尔来一下，你把问题提出来，他指导一下。

王先生还特别强调学习拉丁语，因为分类学研究离不开拉丁语，发表一个新类群，必须用拉丁语描述，方能在国际上得到承认，才能有效。我的拉丁语也是王先生所教，那时还有位黄成就先生，也搞分类学研究，他的拉丁语很行，王先生督促我到黄老师哪个班去学习拉丁语。研究植物分类学，不仅看书、看标本，还要实践，去采集植物、识别植物。那时我就往附近动物园、香山，以及北京周边的一些地方采集植物，压成小标本，解剖小花，这样才印象深刻。植物分类研究，还要用图描述。王先生很会画画，他不要求我们画画，但把植物要绘画出来。

1963年，我们到四川川西考察，跟随王先生认识很多植物，学了很多东西。爬到最高有四千公尺，在很陡的地方，他嘱咐我小心，扶着我，告诉应该怎么走。那时我才20几岁，很年轻。在四川考察时，四川农学院一位教授，是个很有名的遗传学家。我们路过他们学校，他们接待我们，同时要我们作学术报告。王先生讲后，也要我讲。我刚毕业二三年不敢讲，就把当时学到的东西，特别是到四川考察时，见到不同海拔高度有不同植物分布等情况，根据我自己的体会，讲了一段。也是王先生鼓励，要年轻人敢于上阵，敢于去闯。

大概在1962年，王先生到云南野外考察的时候，家里没人照顾，有两个小孩，一个是王筝，一个是王卉，在植物所上幼儿园，就委托我照顾，周末接送小孩，我尽心尽力地做好，非常乐意。总之，通过王先生的教诲，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很亲密了。他的夫人叫程嘉珍，春节包饺子还叫我们去他们家。^[13]

陈家瑞生于1936年，比王文采年轻10岁。《中国植物志》荨麻科最终由其两人共同完成。王文采说，陈家瑞荨麻科做得很好，但在《中国植物志》完成以后，并没有继续做下去；而是受美国密苏里植物园主任雷文邀请，去美国研究中国柳叶菜属，出版了一本水平很高的专著。其后，又研究苏铁，曾往非洲主持国际苏铁会议。但是，王文采还是对其没有将中国荨麻科研究扩展为世界荨麻科研究而感到遗憾。(www.xing528.com)

王文采在60年代初研究毛茛科时，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之肖培根也前来问学，询问毛茛科乌头属一些问题，因之也结下亦师亦友之情谊，为学界留下一段佳话。肖培根生于1930年，湖北黄陂人。1953年厦门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至中央卫生研究院药学系工作，随即参与组织全国中药普查，与同事曾到东北、西北、华南许多地方，采得大量标本。1957年，中央卫生研究院改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并成立药物研究所，肖培根任该所植物室主任。在鉴定标本时，曾来中科院植物所标本馆查阅标本。药物所也藏有甚多标本，王文采重启毛茛科编写后，遂与该所联系借阅。1961年3月，肖培根回函，欢迎来所查阅标本。是年11月1日，肖培根从西藏调查回北京；14日，王文采“到医学科学院药物所定乌头、飞燕草标本。借回肖培根今年自西藏采回的乌头、飞燕草、唐松草及过去他们藏的一些乌头标本”，给王文采研究带来不少帮助。

在同一属植物中，其中一种有药性，其他种往往也有相同药性。肖培根发现自己植物分类学知识有限，不能举一反三，不能根据已知资料，扩大药源。因此在植物所与药物所合作中，植物所植物资源室派人到药物所学习植物化学，药物所派肖培根到植物所学习植物分类学，即随王文采治毛茛科。1962年3月14日“下午肖培根来谈搞毛茛科事”，3月28日“肖培根来所，开始搞Coptis（毛茛科黄连属）”。不久，肖培根即加入《中国植物志》之毛茛科编纂。王文采对此往事有这样回忆：

肖培根先生来了以后，要搞毛茛科和百合科，这两个科的药用植物都多，我就知道他的目的。他在我这儿两年时间，始终搞毛茛科，没搞百合科。那时我正搞毛茛科植物志，就让他搞包括人字果属、耧斗菜属这一群，有六七个小属，种类不多，《中国植物志》这部分就是他编写。没想到这几个小属他搞得非常好，升麻属有六七个种，其中，他发现了三个新种，黄连属他发现了一个新种，人字果属也是他发现的新属。人字果属过去都给放在扁果草属，他整天解剖花，一天有新发现，让我去看。人字果属就像一个人字，雌蕊有两个分生的新皮，它的特点在这两个分生的新皮基本合上。那时我还没研究，还不知道。^[14]

图4－5　肖培根（采自网络）

肖培根在其“自传”中对此也有回忆：其云：

在编写《中国植物志》的过程中，我鉴定了大量的毛茛科的植物，自己也解剖了许多毛茛科的花，每天都在观察各个类群的蜜叶、花瓣、花萼，它们中间的进化过程。通过大量观察和研究，我突然发现：Isopyrum属和邻近的一些植物类群有明显不同。立即和王文采教授讨论，确定了这是一个新属。他的果实是两叉的，像倒写的“人”字，我们就给它取名为Dichocarpum——人字果属。Dicho是两叉的意思，carpum是果实的意思，命名人是王文采教授和我。这一结果发表在《植物分类学报》1964年第4期上。^[15]

毛茛科分类发展到60年代，发现新属的几率已甚小。王文采作为毛茛科专家在其研究之中，也仅发现两个新属，其一最后还不能成立，被他自己归并。何以初学者肖培根，可以发现人字果属？大概是许多专家对此属和近缘属的花之结构没有仔细解剖和比较，而肖培根恰巧对解剖花有兴趣，故被其发现。当然，与王文采指导亦有关联，肖培根说：“两年进修，使我深深体会到：做学问必须要踏踏实实，打好基础，刻苦努力，坚持不懈。”^[16]这些可谓是在王文采指导之下而领悟出来作学问的基本态度，王文采对自己和学生都是如是要求。

由于发表新属几率已低，故发现新属对植物分类学家来说是件荣耀之事，肖培根乃传统尊师重道之人，发表新属时邀请王文采联合署名，并将自己之名列在其后。当2010年肖培根八十初度，邀请已是八十有五之王文采作文纪念。王文采对肖培根仍怀感激，其文云：“肖教授发表此新属名时，把我作为此属名的第一作者，他对我的过分尊重，使我深为感动和感激。”^[17]王文采在2011年9月接受笔者采访时，仍然表示相似之情，他说：“把我的名字写在前面，现在我心里有愧，占了他的光。”可见老人宅心之仁厚。

肖培根在植物研究所进修两年，于1964年4月结束，29日王文采为其写出鉴定，惜未见到，想必给予很高评价。此后肖培根成为中国药学大家，但有毛茛科分类学问题，还常来植物研究所，依旧向王文采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