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植物志：毛茛科概览

毛茛属植物全世界约有50属，2000余种；在中国有42属，约720种，且有4个特有属。该科植物含有多种化学成分，许多可入药，如黄连、附子、乌头、丹皮、升麻、木通等之原植物均属毛茛科。此外，该科不少属还有美丽花朵，可供观赏，如乌头、翠雀等都是中国著名花卉，可在庭园中栽培。中国毛茛科植物丰富、复杂，给分类学研究带来相当之困难。在老辈学人之中，裴鉴、张肇骞、陈封怀等均曾涉猎该科。王文采在《中国主要植物图说》编写中，承担毛茛科，实为小试牛刀。1956年在此基础之上，发表《中国毛茛科植物小志》一文，其研究能力已得学界认可。

1959年11月《中国植物志》编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期间，对各科编写任务进行分配，其中毛茛科由江苏植物所裴鉴和武汉植物园陈封怀承担，并由裴鉴主持。裴鉴知王文采已有研究能力，也邀其参加。裴鉴承担铁线莲属和毛茛属，陈封怀则提出承担乌头属、翠雀属，王文采则承担毛茛科6个大属中的最后两个，即唐松草属和银莲花属。并决定向全国各研究所借用这6个属的植物标本，集中到江苏植物所。会后，王文采即开始编写工作。那年秋季，王蜀秀自四川大学毕业分配到分类室，室领导决定将她分给胡先骕带，因胡先骕不常到所，暂由王文采指导。此时之王文采正在忙于上述毛茛科二属编写，工作较忙，就让王蜀秀参与唐松草属研究。第二年，王文采在完成《中国经济植物志》任务之后，于6月中旬与王蜀秀着手研究，首先开始侧金盏花属、独叶草属等小属，至年底还基本完成唐松草属、银莲花属初稿。遂于1961年2月3日赴南京，一请裴鉴审稿，一查阅在江苏省植物研究所标本，不料遭到裴鉴之批评。王文采回忆云：

在1961年初，我和王蜀秀来到南京江苏所。但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当我将二属稿子拿给裴老时，他却拒绝审阅。然后他向我谈起他在哈佛大学进行中国马鞭草科研究的情形。在工作开始时，他的导师E．D．Merrill教授向各国植物标本馆发出借用标本的公函，等收到大量标本时才开始此科的研究。裴老强调说，如果搞一个科、一个属，不能看到90%或更多的模式标本的话，这个研究是没有办法进行的。听了这段话后，我明白裴老认为我没有看到模式标本，在植物的正确鉴定方面定会存在问题，因此拒绝审稿。^[9]

其实，在1960年下半年，王文采学术兴趣并未集中于毛茛科，仍要完成许多零时性任务。如在9月间，他在唐松草属完成之后，即帮助汪发缵、唐进作莎草科的研究。王文采所见毛茛科标本，诚如裴鉴所言，数量有限，地域不广，仅限于中科院植物所所藏。而其本人在野外也未能大肆采集。对于未能很好完成编写，他本人当年工作总结是这样认为：①工作头绪多；②运动，代粮；③工作计划偏紧。

王文采在南京裴鉴处碰了钉子之后，还是和王蜀秀在南京工作一个月，鉴定完有关标本后回北京。回到植物所后，得知“下放”暂停。同时，过去每年一个月的劳动也停止，其他不少活动也有减少。解放以后十余年来运动不断，这时变得相对平静。社会主义中国，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进行“大跃进运动”，反将国家经济造成严重损害，故于1961年后几年，没有再发动大规模政治运动，整个社会处于休养生息阶段，而知识分子也受到尊重。1962年，广州会议给知识分子加冕，使得知识分子感到高兴。中科院动物所刘崇乐是民盟盟员，那时参加植物所民盟小组活动。王文采说：一次在汪发缵先生家的民盟小组会上，刘崇乐谈到广州会议情况。我还记得他说会议结束后，他们乘卧车返回北京，在夜间为了使老专家们睡好，列车在一个车站停下，刘先生未睡，下车在站台上散步，看到车站上保卫人员戒备森严，他非常感动。^[10]

刘崇乐受到感动，自然感染到王文采，使其加倍努力工作。此时即按裴鉴指导，重新审视毛茛科研究。此后不久，又接到陈封怀来信，将其所承担的乌头属、翠雀属转交给王文采编写。王文采仍如往昔，甘愿承担。在政治运动暂息这几年，得以专心研究。

王文采在王蜀秀帮助下，首先看银莲花属卡片，并向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所、药检所借其所藏此4属标本，并向全国各地有关机构借阅，如南京大学生物系、庐山植物园、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华南所、西北所、兰州大学、兰州师范大学、四川大学、四川省药物所、沈阳林土所等机构，有些是王文采亲自前往或致函，并与一些机构毛茛科研究者建立良好学术关系，如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肖培根，为研究毛茛科中药用植物，特来植物所跟随王文采学习植物分类学，王文采将植物志中升麻属、黄连属等交于其编写；与沈阳林土所李书心、复旦大学徐炳声等也建立频繁书信联系。有些则以《中国植物志》编委会名义与之联系。此时，王文采还多次到达毛茛科分布较多之西南地区采集，植物所派出其他考察队也注意采集此科标本。不仅于此，王文采还托付在苏联进修之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人员，设法拍摄和抄打苏联所藏标本和文献；与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毛茛科专家Lauener、日本神户大学毛茛科专家田村道夫取得学术联系。以上有些人与事，本书之后将列有专节，予以详述。(www.xing528.com)

在广泛占有毛茛科标本基础之上，王文采对该科4属等予以全面整理与研究，于1964年初写出志书之初稿，并发表2新属、几十个新种，刊出论文多篇。因整个《中国植物志》编写事出多端，毛茛科延至1979年始才出版。在此15年中，王文采对其所写书稿时有增删。

在1961年9月《中国植物志》第二次编委会时，该科主持者裴鉴曾作出1963年完成编写任务之计划。但会后，其所承担铁线莲属、毛茛属部分进展无多，最后由其门生兼同仁张美珍、丁志遵以及四川大学之方明渊和中科院植物所刘亮等完成。而这些研究者又或多或少受到王文采指导，因而王文采成为毛茛科最终主持者。

图4－3　1961年，《中国植物志》编辑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合影（前排左起：石涛、张佃名、傅立国、张芝玉、戴伦凯、杨汉碧、李佩琼、陆玲娣、梁松筠、谷粹芝、陶君蓉、黎兴江、曹子余、吴鹏程、汤彦承、江万福、金存礼；二排左起：钟补求、崔友文、裴鉴、关克俭、林镕、秦仁昌、张肇骞、陈封怀、胡先骕、陈焕镛、钱崇澍、陈嵘、刘慎谔、耿以礼、方文培、唐进、郑万钧、陈邦杰、姜纪五、孔宪武；三排左起：陈心启、陈介、吴兆宏、李安仁、陈艺林、俞德浚、李树刚、诚静容、匡可任、乔增鉴、张宏达、吴征镒、马毓泉、吴长春、汪发缵、王宗训、冯晋庸、张荣厚、刘春荣、郑斯绪、马成功。夏振岱提供）

前已有述王文采在中国植物分类学史中，处于新旧交替，承前启后之位置。老一辈将该学科从西方引进到中国，使之本土化；新一代学者在老一辈开创之上，编纂完成80卷125分册之《中国植物志》为其主要功绩。在《中国植物志》中，老一辈直接贡献实在有限，从毛茛科编写始末，便可得知。此中原因是，1949年之后，老一辈学者备受政治冲击，且年事日高，精力日减；王文采则因与旧社会瓜葛甚少，而受政治追究则相对为少，且又处年富力强之时；但其后之新人，则接受无产阶级教育，多是政治运动积极参与者。唯有王文采等少数几个植物学家，传薪绍裘，秉承老辈事业，身体力行率领小辈，完成此项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