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经济植物志编写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

1958年4月，在中国科学院大跃进推动下，国务院发布《关于利用和收集我国野生植物原料的指示》，全国各地迅速组织了以各省植物研究机构和商业部门为主，包括相关大专院校和轻工业部门共3万多人，“入山探宝取宝”的群众运动，进行大规模的资源普查和成分分析，采集标本约20万份。1958年12月10日～17日，中科院召集各植物研究单位工作会议，决定在该年已有的调查基础之上，再组织一次更为广泛深入的普查工作，各研究机构担任所在地区普查及编写该省区经济植物志的技术指导。随即中国科学院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联合呈文国务院——“关于1959年开展野生植物资源普查利用和编写经济植物志工作的报告”。报告认为此次植物资源调查工作，给编写全国经济植物志打下良好基础。拟定在各省区普查、汇编的基础上，选出分布广、经济价值高的2000种植物，编写成《中国经济植物志》。1959年2月7日，国务院批准了这份报告，并转发各省区和有关单位参照执行。据此，是年2月至10月，中科院植物所抽调100余人组成7个普查队，完成在河南、河北、山西、贵州、云南、甘肃、青海和新疆的重点普查，采集植物标本约6．8万号。

1959年，全国野生植物普查结束后，即进入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志》阶段。1960年，植物研究所将该志编写列为全所重点工作之一。1月，与商业部土产废品局成立“中国经济植物志编辑联合办公室”。由姜纪五（植物所副所长）、林镕（植物所副所长）、秦仁昌（植物所植物分类室主任）、史立德（土产废品局局长）、吴建华（土产局副局长）五人组成，领导编志工作。办公室下设秘书、编辑、审查三个工作组。编辑组下设标本鉴定、纤维、淀粉和糖、油脂和橡胶、芳香和树脂树胶、药用土农药、糅料和其他加工、标本样品、图书资料等小组。邀请各省商业厅、科学院直属植物研究所及轻工业研究院、纺织研究院、林业科学院、医学科学院等单位70余人在北京甘家口商业部招待所集中编写。植物研究所派出王宗训、朱太平具体主持，王文采负责植物标本鉴定及淀粉类编写。整个编写工作自2月13日开始，至4月25日基本完成。全稿共计二百余万字，收录植物2395种，插图一千数百幅，196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关于编写情况，王文采说：

1960年1月份开始，在商业部甘家口招待所，大约有七八十人集中在一起编写，白天黑夜地干。王宗训、朱太平俩人是《中国经济植物志》的主编。王宗训先生是植物所所长室秘书，他原是北平研究院刘慎谔先生部下，只上过高中，没上过大学，这人真聪明，打字极快，他不懂化学，还写过化学分类的文章，他就看分子式判断亲缘关系，他看的文献也多。另外一位是朱太平先生，南京大学生物系毕业，分配到植物所时，植物所资源室刚成立。原来有一位老先生主持，年轻的就是他，是资源植物的专家。在去甘家口之前，可能是王宗训先生给林镕所长建议，说植物方面也要有人负责。林所长把我找去，让我负责植物这方面。去的第一个晚上，记得有马毓泉、李树刚，还有我们所的关克俭老先生，他们年龄都比我大。首先是确定规格，就像编《中国植物志》一样，规格要统一，描述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的每一句及标点符号，大家都要统一，否则就会乱七八糟。另一方面是分工，马毓泉是负责芳香油。有的植物是芳香植物，又是药用植物，还有什么别的成分，有二三种的用途的植物，在这本书里，它的主要用途在哪方面，它的形态描述就归在哪方面，在其他类别用途中，也应记载，但要注明，互相通气。这两方面确定以后，我就没事了。我本人负责淀粉类，就开始写起来了。最后统稿是我的事，就这些工作。至于那些加工方法、理化性质等都是商业部合作社的干部撰写，他们经验很丰富。

稿子完成后，召开一次编写人员会议，姜纪五书记给王宗训和朱太平讲：把所有所的所长都请来，让他们看稿子，签字画押。这是姜纪五原话，意思是不能让植物所一家负这个责任，要大家负责。因为是各所合作编写，牵涉好多植物定名等质量问题。总结是朱太平所写，科学出版社来了一位女先生也发了言，说只要你们出了稿子，保证在一年以内科学出版社就发表。^[1]

此书编写距今已有50年，系集体工作，但究竟何人在其中取有领导作用，笔者前据档案材料和王文采口述，已完整记述其编写过程。吴征镒没有参与其事，却说自己是业务负责人。^[2]此再逐日摘录1960年《王文采日记》关于编写是书之内容，或可再为印证。其时，吴征镒虽时常到京，但并未参加编写。

图4－1　60年代初的王文采（王文采提供）

1月15日　下午开经济植物志会，我负责编写组。

1月19日　上下午与朱太平、王宗训拟规格等。

1月21日　上午讨论经济志组织、工作日程。

1月25日　去秦老家与朱太平讨论编写规格。

2月4日　我们到甘家口办公。西北崔友文、王振华来，吴所长到京，李华云到。

2月11日　讨论规格，这时汪加蒸、李锡文、王薇均到。黄秀兰病，我分到淀粉组。

2月12日　上午到所中要去食品所介绍信。

2月13日　上午动员大会，晚吴所长定西藏标本。

2月17日　第一级名单决定，华中同志整理自己材料。

2月19日　晚经济志植物所同志开会。

2月20日　上午与崔先生到左安门大街食品所淀粉组。下午返所参加全所跃进大会。

2月22日　上午十时秦老召集小组长会。下午各组定出跃进计划，3月15日可大致完成。

2月25日　下午京外同志参观历史博物馆。傅立国来定裸子植物标本。

3月3日　吴所长返昆。

3月12日　上午到所调标本。经济志到了整理阶段，下星期分科打乱。

3月15日　曹子余回所挑标本。

3月17日　到科学出版社借禾本科图。

3月18日　上午回所挑绘图标本。(www.xing528.com)

3月19日　下午林、姜所长来所与王处长开会，决定下星期开会检查思想，准备植物、商业部门结合。

3月22日　上午与曹子余同志回所查Index Loudienemia。

3月23日　吴所长返京。

3月24日　吴所长到所，定Actinidiaceae（猕猴桃科）、Aceraceae（槭树科）。下午回所调标本。

4月14日　吴所长去沪。

5月3日　留下同志分工，我负责绘图，校对索引。

5月4日　向各协作区寄出绘图名单。

5月5日　寄回东北图42张，晚回所见大崔、张荣厚。从明天起半天绘图。

5月15日　校对索引，下午各组看定稿，明天大部同志离京。

6月11日　上午搞经济志图，准备星期一去科学出版社。

6月13日　下午同王秘书去出版社。

6月14日　同曹子余、刘芝芳到出版社写图注。

8月26日　上午开始校经济植物志淀粉类。^[3]

在此书完成编辑，即将出版之际，联合办公室要求内部发行，致科学出版社函云：由于“很多种植物的化验数据，使用情况、加工方法等，反映我国广大人民公社及该类工业的技术水平，经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与商业部土产废品局负责同志商讨，拟将该志作为内部发行，以免为资本主义国家得去，泄漏机密。”^[4]王文采云：此项主张实是商业部长姚依林意见，姜纪五未征求参加编写人员意见即表赞同，而编写人员则主张公开发行，以获广泛使用。此前植物研究所还表示放弃稿酬，以降低书价，便于该书发行更广。科学出版社则认为：“内部发行并不保密，任何人只要持有单位介绍信即可购买。来信所提由党支部开介绍信购买一事，我社无法规定，亦无法控制。内部发行的书籍，我社不能担负保密的责任。”^[5]该书最终还是内部发行。

此书编写虽然在大跃进运动中进行，时间匆促，但由于动员参与人员众多，调查区域广泛，收集材料也甚丰富，仍有较高参考价值。但是，由于是内部发行，其后并未得到广泛应用。王文采深有感触，其云：

图4－2　《中国经济植物志》重印本

1962年8月，参加由昆明植物所吴征镒先生和云南大学生物系朱彦丞先生联合组织云南中甸县的哈巴雪山考察，返回昆明后，我因编写毛茛科植物志需要到云南大学生物系、西山滇池旁的云南药用植物所及林科所看标本，在这些机构里，根本看不到《中国经济植物志》这部书，我说这个内部发行糟糕了。1963年秋天，我们分类室秦仁昌先生派我们川西队，到康定、宝兴一带采集标本。我们到了成都四川大学，方文培先生请我们吃饭。在药用所、林科所、生物系看标本。后来又到雅安，西南农学院在那里。这些机构里，《中国经济植物志》连影子都不见。我说糟糕了，内部发行新华书店不摆出来，根本看不到。这不是白编了吗？

这本书1961年出版以后，植物所研究人员知道是内部发行，谁也不敢碰，写文章谁也不敢引用，说话都避开他。几年以后，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胡秀英不知怎么知道这部书，那真是不得了。当时在植物所的研究人员是这样，致使其后来所工作的年轻人，或者研究生，就不知道这本书了。^[6]

王文采认为此书至今仍具使用价值，曾多次呼吁重新出版。其之呼吁，在2009年引起中科院植物所所长马克平重视，当即拨付出版经费，仍由科学出版社重印，于2012年面世。

在开展经济植物普查及编写《中国经济植物志》之时，中国经济已陷入困难时期，甚至出现饥荒。王文采在编辑完成《中国经济植物志》后，迅速加入中科院组织用野菜代替粮食工作，植物所派出数个小分队在北京郊县进行代粮调查。王文采说：

1960年8月中旬，我先与绘图室的赵宝恒同志到密云县丘陵地区调查栎林，了解橡子代粮经验，并没有取得什么成果。但从一位老农了解到当地植被的变迁，却是意外收获。我们在密云县城边找到一个小旅店住下，一天，吃过晚饭，到旅店外散步，看见一位七十岁左右的农民老大爷坐在路边纳凉，我过去和他聊天。这位老大爷告诉我，过去在这荒坡上都长满了杂木林，有椴树（可能是糠椴Tilia mandshurica，蒙椴Tilia mongolica）、朴树（Celtis bungeana）等。我又问他，是什么时候变成了现在的荒坡。老人回答说是打仗，尤其是抗日战争，那时日本鬼子搞三光政策，在县城和铁路附近不允许出现青纱帐，不允许种高粱等高植株作物，就更不用说这些茂密的杂木林了，都被砍光了。这次调查结束后，我又与杨汉碧、江万福（当时跟随俞德浚先生搞蔷薇科研究）两先生到了白洋淀，调查水生代粮植物，和上次一样，也是无多大收获。以后领导提出“瓜菜代”的口号，我感到不错，只有依靠农民种好农作物，才能度过荒年。^[7]

在此期间，植物研究所还编辑出版《北京食用植物》和《北京有毒植物》两本小册子，书中主要介绍可食用植物的食用部位与食用方法，及不能食用的植物。此两册系植物所以三天时间编写而成，很快印刷出版，以指导农民挖掘野菜，免遭中毒危害。王文采参与有毒植物编写，10月10日与郑斯绪开始编写，拿出75种植物名单。12日“院里让有毒植物在星期五交，全体突击，开夜车。”^[8]第二天，早晨6时，王文采才回家，下午2时，又到所上班，第二天即是星期五，为交稿日期，又忙乎到深夜。15日，王文采往科学出版社在通县之印刷厂看校样。其实，面对饥荒，正如王文采所言，植物学家并不比农民高明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