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采传：中国科学院在反右运动中的角色

四九鼎革之后，开展多次政治运动，至1957年反右运动，可谓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一次高潮。每次运动，几乎都要波及每一个人，尤其是国家公职人员。中国科学院属于国家机构，自然是运动主战场。王文采由于性格之形成与其身世和母亲训导有关，在大学时期，即形成纯业务观点，有着超阶级思想。当政权更替，时代转变，社会风气也随之转变。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响应党的号召，要求进步等已是社会风尚时，这些对王文采也产生影响。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不久，要好同学刘松臣加入共青团。王文采获知，也不甘落后，提出申请加入。只是年岁已大，未获批准。转而加入民主同盟，也是其要求进步之表现。但是，时代风气之改变，不仅如此，还有不断展开的政治运动，需要对自己出身和历史问题作出交代，需要对他人作无情之斗争，这与王文采性格和其所受教育格格不入，故在运动中总获得斗争性不强评语，反右也是如此。

在阶级划分中，1950年，王文采的家庭出身列入小资产阶级。1951年7月在忠诚老实运动中，交代其家庭历史和自己经历，使得王文采在思想上树立起敌我观念。1952年冬三反运动，在小组会上王文采交代其“公私不分”行为。其后家庭出身则变为地主兼资本家。在“唯成分论”的政治环境中，王文采家庭出身属于不好，也是影响其斗争性不强的原因之一。所幸其本人成分属于学生，没有列为被斗争对象。1952年夏思想改造运动，每个人都要检讨过去思想和行为，王文采说：中科院派工作组到所里，大家批判资产阶级思想，气氛不是太激烈，所有研究人员都检查自己的思想，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王文采在检讨后，受到同志们的一些批判；但在批判他人时，则“表现立场不稳，不敢面对现实去斗争”。^[10]1955年肃反运动，王文采正在中关村参加中科院组织俄文翻译班学习，其以俄语学习为主，仅是阅读一些关于开展运动的文件。运动中植物所标本馆职工黄福臻在二里沟宿舍自杀，王文采听说后，很感惊讶。他虽没有和黄福臻细谈过，但一直认为其人老实，很少说话，字写得工工整整，如同钱崇澍一般。即使在先前思想改造运动中，听到一些黄福臻过去复杂的历史，也没有认识到与他有敌我矛盾。总之，王文采因家庭出身为地主，使得其要慎重做人；面对阶级划分，造成复杂社会阶层，又甚感迷茫。

1957年毛泽东发表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倡导鸣放。此后，民盟等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发表了不少关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意见。王文采说：“看了章伯钧‘政治设计院’的言论，觉得新颖；李康年提出20年定息，只觉得这是贪心不足，并未发生反感；后来《北京日报》登出了关于王青芳和李苦禅受到歧视的消息，我很同情他们（王教过我绘画，李的画我夙所景仰），同时觉得能把这些人受官僚主义冤情讲讲太好了，觉得如江丰等领导作风应加整整。”^[11]王文采看到这些自由鸣放之言论，至少表示欢欣；但其本人当时业务工作繁忙，无暇顾及于此。

植物所鸣放会议选择在一个星期一的上午。那时王文采的儿子上托儿所全托，每周一早晨，由他送到他爱人工作单位卫生部位于北京东城美术馆后的托儿所，每周六下午再接回家。所以，植物所展开鸣放的那个星期一早晨，王文采因先送孩子到托儿所，然后乘车到动物园植物所，这段路比较远。等他回到陆谟克堂小组会上，已是9点半左右，听见周铉在发言。周铉发言后，小组长就宣布散会。这样，在会上王文采没有发言，除周铉的发言外，其他人的发言他都没有听见。

图3－10　1957年4月，王文采在植物所陆谟克堂206室进行《中国主要植物图说》毛茛科编写工作（王文采提供）

当时，王文采担任的《中国主要植物图说》毛茛科的编写工作，大部分虽已完成，但还有不少的问题没有解决，同时又增加了鉴定“中苏云南考察团”所采的标本，科研工作相当紧张。王文采工作相当努力，住在什刹海卫生部的宿舍，早上5时左右起床，6时多就到植物所，中午饭后不休息，一直工作到下午下班，尽量抓紧时间。所以，对鸣放的事，他没有用心考虑。他说：即使那天有发言的机会，也提不出太多的意见。

鸣放过后，即是一场反右运动，鸣放是为了“引蛇出洞”，是“阳谋”。《人民日报》反右的社论发表后，情况急转直下，许多鸣放者是优秀人士，被打成右派，开除公职，发配劳改，其规模遍及全国。这样的结果，是许多人事先未曾预料。植物研究所也同样召开检查、揭发、批判右派会，其最后结果，王文采回忆云：

植物所政治学习组开始批判几位同志的言论，情势逐渐紧张起来。从小组会的批判发言中，我才了解到我们组黄成就先生在那个星期一的发言内容。黄先生是1952年到植物所，他告诉我，他是张肇骞先生的研究生，研究牻牛儿苗属Geranium的分类。我看过他收集的此属文献卡片，数量很多，了解到他的业务好，分类学基础好。后来，也了解到他比较骄傲。他喜欢广东音乐，擅长扬琴，在1953年至1954年间，我们俩和生态室的姜恕先生曾合奏过几首广东音乐。黄成就发表关于人事档案的意见当时看来是错误的，因为人事档案是考核每个工作人员的依据，应该给予批评教育^[12]。毛泽东在谈到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提出应该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教育达到新的团结。据此，我感到过度的批斗是不妥的。因此，我在批判黄先生的会议上表现不好，并受到批评。经过二三次全所批判会后，黄先生和植物所其他几位同志被定为右派分子。以后，黄先生调到华南植物所去了，我听说在“文革”中因为黄先生曾被定为右派，并因为保护陈焕镛先生而挨批斗、挨打，身体受到损害。

在反右中，我觉得植物所姜纪五书记保护了老先生。听说姚璧君被打成右派，她所说的都是她的老师喻诚鸿先生所说的，喻先生倒没打成右派。匡可任先生骂人很难听，也都没有被打成右派。夏纬琨先生却受到伤害，让他退职了。“文化大革命”后，一次他来所里，看着挺可怜的。这个人很精明，对标本室管理有一套。我搞毛茛科，了解到好多标本是他定的名。还有刘瑛先生，是一个采集员，精神上有点神经质，也受到批判给退职了，这个人挺可怜的。所里的其他老先生倒没有受到什么过分的处分。^[13](www.xing528.com)

植物所开展反右是以各研究室为单位进行，各研究室召开相关会议有五六次之多。在进行几次会议之后，一次王文采母亲问他：你们所有“右派分子”吗？他答说：只是有人有右派思想。^[14]至此，他依然没有那份无产阶级政治觉悟。最后几次批判会，王文采才知道斗争的残酷性，却没有发言。有人几乎是指着其鼻子说：王文采为何不发言？但还是依旧。2011年秋，王文采告知笔者，当时其心里说：“能说吗？说出来要被你们打成右派。”自从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起，已知道不能多说。

关于反右运动，王文采晚年说：反右在全国定了不少右派分子，违背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右派中有不少的教授、工程师等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个人受到摧残，对国家建设各方面来说，造成人才的损失。对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值得总结。

王文采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避过风险，但在随后1958年大跃进中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作为植物所主要白旗，而遭到批判。红旗是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思想；白旗即是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将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作为“白旗”加以斗争。王文采说：

我有生以来只遭受两次批判：一是在思想改造运动，一次是在拔白旗运动。在拔白旗运动中，植物所分类室崔鸿宾、戴伦凯，是又红又专，是红旗，被树立起来；我和包士英，是又白又专，是白旗，被批判。又红又专和又白又专，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是谁定的，开过大会，表扬了崔鸿宾和戴伦凯，让我检查，检查一次不行，大家提出好多意见，检查第二次还是不行，以后就那么过去了。包士英受批判时讲，好像是要赶上王文采。这是一个全国性运动。北平医科大学的诚静蓉先生，比吴征镒大，现在快一百岁了，听说那时诚先生也是白旗。^[15]

此项运动自5月间开始，至7月结束，为期不长，但来势却迅猛，气氛紧张。王文采被作为白旗，在于其在反右运动中，斗争性不强，而专心于业务工作引起，好在运动匆匆结束，平安而过。

在反右运动中，王文采态度消极，受到批评；在拔白旗运动中，则为批判对象。其后，何以仍然在革命队伍中，继续从事研究工作。当然，他也曾写出一些表示积极的话语。此录一段：

经过反右斗争、双反运动、红专大辩论，彻底认识到自己脱离政治，站在资产阶级中间路线的立场的危险性，认识到自己大大落后了，几乎与祖国奔向共产主义的道路走了相反的道路。一年多的运动是及时的警钟，以后我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讲价钱，服从组织的分配，争取红透专深，尽自己的一切力量，贡献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这些实际行动中，随时考验自己，以期在最短时间，一二年的时间来彻底转变到工人阶级的立场，向工人阶级投降。^[16]

自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之后，无论大小知识分子，很少没有不检讨“投降”的，王文采也就“投降”了。